隨著新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發展而產生的爭論，已經變成一場世界範圍內的輿論混戰，其中，中國的抗疫表現，是最為引人注目的一個焦點。
可以預期，對於疫情發展和各國抗疫表現的看法，會因為各種各樣的利害關係而被“政治化”。但是，如果在方法上也陷入情緒化的辯論，就無助於中國主流社會認清問題的本質。
那麼，與美國和歐洲各國相比，中國的抗疫表現究竟強在哪裡？
西方精英為何如此蓄意抹黑中國？
下一步，中國應該如何採取行動？
為了更加科學和直觀地闡釋問題，筆者提供一個分析抗疫績效的簡單模型。
文 | 路風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編輯 | 李雪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1 辨明是非
需要一個科學分析框架
為了把對問題的分析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我們首先需要根據事件的發展經驗，將影響抗疫績效的主要因素抽象出來。
由於新冠病毒具有潛伏期長、感染性強等特點，疫情在各國都明顯表現出兩個階段：出現零星病例的早期階段和突然大面積傳染的暴發階段。
結合各國對疫情的實際反應過程，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這兩個階段，影響抗疫績效的因素主要有兩個：
第一，從發現病毒、報告情況到領導層知會疫情的過程，其實質內容是信息透明、傳達通暢和國家領導層對疫情的認識；
第二，在國家領導層認識到疫情威脅之後採取的行動以及對這些行動的制度支持，其實質內容是抗疫行動的速度、有效性和對這些行動的制度推進。
根據上述經驗性觀察，我們把一個國家抗疫的績效或危害程度（績效的反面）表達為一個函數：P = F（I, A, t）。
*P為抗疫的績效（Performance）；
*I為從發現和報告疫情到領導層知會的過程（Information）；
*A為國家領導層在認識到疫情威脅之後採取抗疫行動的有效性（Action）；
*t是時間。
從各國抗疫的實際經驗可知，隨著時間的推移，I和A對P的影響是不同的。
在疫情出現的早期階段，I的影響更大——領導層和社會越早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就越有可能開始做好準備，反之則會耽誤對疫情的控制；一旦決策者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採取必要措施抗擊疫情，A在疫情暴發階段的作用便會迅速增加，最終決定一個國家的抗疫績效。
因此，這個函數不是A和I簡單相加的結果，可以用指數函數來刻畫這兩個因素隨時間變化對P的共同作用。
於是，我們構建出P關於時間t的關係表示式：
公式1
公式1用圖1表達更為直觀。
圖1：抗疫績效的示意
它反映出3個特徵：
抗疫績效隨時間的推移一定是增高的，而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重要的是在最短的時間內使績效達到最高，即有效控制住疫情；
疫情開始後，初期的抗疫績效低於後期的，這是因為後期A因素開始發揮顯著作用；
曲線越陡峭，績效越高；曲線越平滑，績效越低。
在該模型中，參數I和A對於P的影響是不同的，初期I的影響可能大於A，但隨著時間推移，A的影響會顯著增長，最終對P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下面，我們對這種關係進行定量分析：
首先對P關於t求導，得出：
公式2
公式2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
I對於P的增長率（即抗疫績效提高）的影響是線性的，而A的影響是隨著時間成指數增長的。
下面，我們分別對I和A求偏導數，可以定量分析I和A對P'(t)的影響，設s(A)和s(I)分別為P'(t)對於A和I的敏感度，則得出：
公式3
公式4
由公式3和公式4可得：
公式5
公式5表明，A和I對P增長率的貢獻之比會隨著時間線性增長，亦即隨著時間推移，A對於P的增長率貢獻會越來越大。
這個模型是在事件的經驗基礎上建立起一組邏輯關係，目的是為了幫助理解決定各國抗疫績效不同（因變量）的原因以及各個影響因素（自變量）的作用機制。
雖然我們對變量的定義還很籠統，但仍然有助於把目前的情緒化議論引向科學分析的方向，尚需解決的主要問題是驗證這個模型的合理性。
2 科學結論
中國抗疫就是比美歐強
為了檢驗一下模型對於解釋各國抗疫績效的合理性，我們還是從經驗證據出發進行討論。
截止到2020年4月9日，美國新冠病毒感染的確診病例達到465,088人，居於全球之首。不過，美國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數和感染死亡率均低於幾個主要的歐洲國家（意大利、法國、西班牙）。
到4月9日，中國已經控制住疫情，新冠病毒確診病例81,907人，確診病例數和死亡病例數均遠低於美國和歐洲；中國的感染病死率大幅低於歐洲國家，略高於暴發期較晚的美國（由於這些數據被媒體廣泛報道，本文不再詳細列舉）。
從這些數據看，中國的抗疫績效在總體上超過美國和歐洲；就感染死亡人數和病死率來說，美國的抗疫績效又好於歐洲國家（美國確診病例人數多的情況要考慮到美國的人口規模遠大於歐洲國家）。
我們用圖2來表示這些情況。
圖2：各國抗疫績效的示意圖
圖2在表示中國、美國和歐洲國家的抗疫績效方面是與經驗數據相符的，說明該圖具有合理性。更進一步，由於圖2是圖1的“翻版”，所以圖2也就以經驗證據證明了函數公式1在解釋抗疫績效上的合理性。
因此，我們可以應用公式1，來分析各個自變量（I, A, t）與因變量（P）之間的因果關係，以便分析這些因素在影響各國抗疫績效過程中的作用機制。
以上述模型為分析框架，對圖2展示的各國抗疫績效解讀如下：
在疫情出現的早期階段，中國在發現和報告疫情的過程中（I）存在瑕疵，因此P曲線的斜率比較低；但決策層對於疫情嚴重性的認識非常迅速，而且做出了極其有效的抗疫行動（A），使P曲線的斜率陡然上升，這是決定中國能夠在最短時間內控制住疫情的關鍵因素。
美國和歐洲國家在I和A兩個因素方面都比中國差。
第一，它們在疫情開始出現時都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甚至在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疫情並通報各國後仍然不採取行動。由於它們的I因素表現很差，因此前期P曲線的斜率比中國更低。
第二，真正區分中國和西方國家抗疫績效的是A因素。美國在真正投入抗疫後，其A因素的表現不如中國，但其醫療系統和其他方面的能力強於歐洲國家，所以它的P低於中國，但好於歐洲國家。
在疫情進入暴發階段時，歐洲國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國、英國等）的醫療系統被暴漲的新增病例所迅速壓垮，已經無法正常運轉，所以它們的P是表現最差的。根據公式1可得：
P中國> P西方
上述分析既符合數學模型的邏輯，也可以從相關國家有關新冠病毒疫情的實際數據得到驗證。因此，公式5具有解釋抗疫績效之因果關係的合理性。
3 汙衊中國
為何成了西方的“剛需”？
在模型的合理性得到證明後，我們將其應用於分析對中國抗疫績效的各種議論。
在此，對數學模型沒有興趣的讀者只需記住它的含義要點即可：
一個國家的抗疫績效（P）由I因素（信息因素）和A因素（行動因素）所共同決定；在疫情初發的第一階段，I因素的作用較大，但在疫情暴發的第二階段，A因素的作用更大，而且隨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大，最終決定抗疫的績效。
這個模型可以幫助中國主流社會迅速看清問題的本質。
當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國發生時，西方精英（指在政界和輿論界掌握話語權的群體）最初的反應是在總體上對中國嘲諷，並沒有偏重I因素或A因素。但當西方國家同樣受到疫情的威脅後，西方精英開始在政治上集中攻擊中國的I因素，但是絕口不提中國的A因素對於控制疫情的作用（儘管後來也“偷師”）。
從科學分析的角度看，只提I因素而回避A因素不是對事件原因的平衡估量，是反科學的。
因此，西方精英這樣做的動機是政治性的，即出於掩飾自己無能的政治需要：
第一，西方精英在A因素方面的相對低能可能會證明西方制度的低能，所以必須以攻擊中國的I因素來掩飾；
第二，西方國家其實在I因素上也是低能的，表現在中國正式報告疫情後仍然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現在，西方精英企圖把自己在I因素上的低能歸因於中國的I因素（即稱中國沒有更早地報告疫情），但卻以他們自己對疫情信息的忽視而證明中國的I因素與西方國家的I因素沒有邏輯聯繫，所以謂之為“甩鍋”。
至此，新冠病毒發生的問題也被牽扯進來。這種病毒到底是自然界自發產生的還是來自“陰謀論”認為的人為因素，迄今沒有確切的答案，有待科學研究的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個變量與抗疫績效無關，即病毒的發生與P、I因素和A因素都沒有關係，所以不可能放在上面的數學模型裡。
因此，至少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沒有人有任何理由去抱怨新冠病毒的發生，除了想出更好的辦法去預防未來的病毒。
事實上，對於一種人類從來不知道的病毒，對它的認知本來就是應該被考慮在中國的I因素裡的，因為疫情首先在中國嚴重發生。但是，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西方精英企圖把新冠病毒說成是特定於中國的產物；他們執意將COVID-19 稱為“武漢肺炎”的動機，就是企圖把一個自然的（或陰謀論的）、物種的變量重新定義為一個種族的、地域的和政治的變量。
這種做法當然是反科學的，因為它就把本來沒有關係的變量拉進了影響抗疫績效的因果鏈條。西方精英這樣做，也就把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漢的發生與中國的I因素合二為一，從而把“稻草人”扎得更大、更嚇人。
以上述分析為參照系，可以清楚地分辨在中國國內對抗疫績效的批評中，哪些是建設性的，哪些是詆譭性的。
例如，某些人從疫情初起到疫情被控的整個過程中，始終堅持批評中國的I因素，絕不提A因素。
事實上，如果不是中國的A因素，這些人（特別是身在武漢的人）完全有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所以他們也是中國A因素的受益者，但卻選擇無視包括武漢人民和“逆行”醫護人員在內的中國人民為抗擊疫情做出的貢獻和犧牲。
用本文的分析框架可以很清晰地定義為什麼這種行為是“吃裡扒外”——享受著中國的A因素，卻企圖通過專門攻擊I因素來否定中國的抗疫績效。
實際上，批評中國的I因素不僅在早期階段有合理性，而且從現在到未來都是如此，只要動機是為了幫助改進。出於這種目的，甚至也可以批評A因素（筆者堅持批評中國的技術政策已近20年）。
但是，在中國已經控制住疫情的時候仍然集中攻擊中國的I因素而回避討論A因素，甚至甘願為西方精英的“甩鍋”行為提供“證據”，那就不再是以偏概全的智障，而是別有動機的黑心。
不知這些人及其“死忠粉”們是否意識到他們正在為西方精英的圖謀而捨身背上“武漢肺炎”的黑鍋？如果知道了還願意這麼幹，他們就是中國社會的公敵。
4 面對挑戰
中國下一步該做什麼？
最後，我們要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在產生了近代科學的西方國家，精英們在這次波及世界的疫情面前如此地不科學？
究其原因，在“甩鍋”的政治需要背後，恐怕還有一種種族傲慢在作祟。
當疫情初發並侷限於中國的早期階段，西方媒體曾經幸災樂禍地把中國稱為“真正的亞洲病夫”，既是慶幸“中招”的中國會放慢發展的步伐，也是自信新冠病毒只攻擊黃種人。
這倒也難怪，西方國家主宰了這個世界兩百多年，一直享有技術、經濟、武力、政治和制度優勢，於是其精英也反科學地認為自己享有種族優勢。最近著名的英國《自然》週刊就曾經把新冠病毒與中國和武漢掛鉤的報道而道歉，反映了一個科學期刊對於科學精神的迴歸，但仍然值得追問的是：是什麼力量使這個期刊的編輯們當初想當然地就認為這是中國武漢的病毒？
筆者在指出這一點時並未帶有情緒化的因素，因為我們中國人也曾經（在阿Q的祖上）認為自己比別人高一頭，筆者只是客觀地指出人類的弱點。
但是，當西方精英同樣必須面對疫情的挑戰時，當他們發現所有的民族和人種在新冠病毒面前人人平等的時候，他們卻突然意識到自己的低能甚至無能。
於是，從西方精英對中國傲慢地幸災樂禍到歇斯底里地要追究中國“隱瞞”疫情的態度變化背後，是從內心蔑視非西方人民到恐懼失去自己可以保持種族傲慢之“本錢”的心路歷程。
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揭示出來西方精英的內心虛弱，那麼中國又有什麼可怕的呢？
筆者希望，本文的分析框架能夠幫助讀者認清中國在率先走出疫情之後應該幹什麼：
* 重新認識中國工業體系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源泉，認識到中國的產業升級是“基礎廣泛”的升級，而不是以少數高新技術工業去代替傳統工業；
*果斷實行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配合以推動不斷技術突破和工業發展的政策，重振經濟增長（筆者堅決支持中國宏觀經濟學家餘永定最近關於“增長就是硬道理”的主張）；
*堅持互惠原則，不單方面開放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對以貿易戰和技術戰壓制中國的企圖，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不要對“豺狼”抱有任何幻想，備好中國的核武庫和其他打擊力量，保證若任何人膽敢對中國動武就一定能把他家砸爛的決心和實力；
最後，保持科學、開放和自信的心態，迎接兩百多年來未有之變局。
注：感謝博士生王晨（武漢籍）及其一位朋友（清華理工男）對本文數學模型的貢獻。
庫叔福利
庫叔的贈書活動一直都在！藍獅子圖書為庫叔提供25本《散戶生存攻略》贈予熱心讀者。傳授下一個10年裡依然有用的乾貨，風險收益比博弈，主體思維選股，規則意識交易，明智的投資依靠明智的策略，能力圈決定了你的財富圈。請大家在文章下評論，點贊最高的前2名（數量超過50）將得到贈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