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公知将美国视为天堂，但是美国其实是一个看似光明其实充满黑暗的地方，而且美国的黑暗经常会引发社会矛盾，导致人民的不满甚至报复。发生于美国40-50年代的纽约炸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炸弹惊魂
1940年11月8日，在位于美国纽约的爱迪生公司办公大楼，一名清洁工在打扫一间办公室时，发现在窗台上赫然放着一枚炸弹！
炸弹下面还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爱迪生公司的人都是罪犯，我给你们准备了礼物—炸弹！"。这一发现吓坏了这名清洁工，他立刻报了警，纽约警局立即派出了警员和排爆专家赶赴现场。
万幸的是，炸弹并没有引爆，而且蹊跷的是这枚炸弹既不是定时的也不是遥控的，似乎凶手并没有打算引爆它。
警局的排爆专家小心翼翼的拆除了这枚炸弹，并带回警局，对炸弹结构和炸药成分进行检测。经过检测发现，这枚炸弹的炸药成分很简单，就是普通的黑火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仅仅过去了十个月，纽约警局的巡警在巡逻时，在街上又发现了一枚炸弹，经过检测发现，这枚炸弹的结构和炸药的成分与放置在爱迪生公司的那枚如出一辙。
唯一有一点不同的是，这次发现的炸弹上面引爆装置是定时的，但是没有开启。纽约警局随即对这两起炸弹事件并案侦查，但没有任何结果。
过了没多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美国进入了战争状态。而就在此时，纽约警局收到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在战争期间，不会再制造和放置炸弹。
纽约警局随即对信的笔迹进行了分析，发现和上次爱迪生公司发现的纸条是同一人。不过，写信的人倒也信守承诺，此后9年的时间里，纽约再没有发生类似的"炸弹事件"。
炸弹狂徒
1950年，纽约中央火车站被人发现了一枚炸弹。但是与上次一样，这枚炸弹依然没有被引爆，因此也没有引起纽约警局的重视。就在纽约警局放松了警惕的时候，一枚炸弹却突然在纽约图书馆的一个电话亭内炸响了！
好在这个电话亭当时并没有人，也因此没有伤亡。出人意料的是，凶手在这次爆炸后，居然给纽约的各家报社寄了信，声称"还会有更多的炸弹为正义而炸响"。
凶手果然说到做到，在1951年—1954年的三年时间内，炸弹纷纷在纽约各地炸响。事后据统计，凶手在这三年内共放置了十二枚炸弹，其中一枚炸弹在电影院爆炸，造成了四人重伤的严重后果。
凶手还在继续放置炸弹，但是纽约警局却对此束手无策，而且这些炸弹威力越来越大。整个纽约顿时陷入了一片恐慌当中，市民们每天出门都小心翼翼，生怕哪天不小心挨了炸弹，纽约的媒体还给凶手起了一个外号—"炸弹狂徒"。
此时的纽约，市民们除了恐慌还对纽约警局口诛笔伐，警局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好求助联邦调查局，希望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可以将这个"炸弹狂徒"绳之以法。但"炸弹狂徒"却对此毫不顾忌，他依然在放置炸弹，制造爆炸事件，而且他还给纽约的几家知名报社打去了电话。联邦调查局试图对他的电话进行分析，但由于他说话声音太小，辨识度实在是太低，只好作罢。
令联邦调查局抓狂的是，这位"炸弹狂徒"还给纽约某知名报社寄了一封总结信，信上说："到今天，我已经在纽约放置了54枚炸弹，给报社打了四次电话，如果爱迪生公司不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么我还会这样干的！"。
1956年12月2日，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家电影院再次响起了爆炸声。与之前的爆炸事件相比，这次的炸弹威力巨大，共有六人在爆炸中受伤，其中三人伤势非常严重！这说明"炸弹狂徒"显然是越来越愤怒。
与此同时，一个一直关注爆炸事件的报社编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封规劝"炸弹狂徒"尽快自首的信。在信中，这名编辑还对"炸弹狂徒"的动机表示理解，并希望他尽快悬崖勒马，回头是岸。除此之外，这名编辑还告诉"炸弹狂徒"，如果有什么难言之隐，可以在报纸这个平台上进行倾诉，以换取市民对他的谅解。
"炸弹狂徒"显然是看到了这封信，于是很快就回信了。在信上，他说出了自己制造爆炸事件的动机："我在爱迪生公司工作时因为工伤致残，但是爱迪生公司并没有给我任何的补偿…"。
除此之外，"炸弹狂徒"还指名道姓的声称要炸死三名政客，并列举了自己在1956年全年放置的炸弹数量和地点（包括爆炸的和未爆炸的）。令纽约警局感到耻辱的是，这些炸弹他们大多数都没有发现。
"炸弹狂徒"的回信提供了破案线索，联邦调查局立即前往爱迪生公司进行调查。但是却发现爱迪生公司受伤致残的员工非常的多，根本无从查起。
真相大白
从1940年到1956年，纽约警局的局长都换了好几茬，但一直拿"炸弹狂徒"没有任何办法，始终确定不了"炸弹狂徒"真实身份。纽约警局和联邦调查局为此承受了巨大的社会压力，纽约民众们对纽约警局及联邦调查局感到非常失望，认为他们都是摆设。万般无奈之下，联邦调查局只好求助于心理学专家布鲁塞尔教授。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布鲁塞尔教授是个专门研究精神病人心理的，而且对精神病人犯罪的心理颇有心得。联邦调查局之所以求助于他，是因为联邦调查局认为"炸弹狂徒"一定是个疯子，很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俗话说得好，"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布鲁塞尔教授对十六年来"炸弹狂徒"犯下的所有爆炸案进行研究之后，得出一个结论："炸弹狂徒"是个男性，年纪大约在40-50之间，单身，可能并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布鲁塞尔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认为：第一，爆炸案的凶手通常都是男性，而且精通爆破技术的男性年纪通常在30-50岁左右；第二，"炸弹狂徒"写给报社的信里不像美国人的写作风格，很可能是用外语写完后翻译成英文的。
此外，布鲁塞尔教授还认为：信的笔迹非常工整，说明"炸弹狂徒"一定受过良好教育；持续十六年制造爆炸案，说明他很可能患有偏执症；炸弹制造的非常精密，而且威力很大，说明他一定在军队待过，并且在军队从事过与爆破相关的工作。
但是仅凭这些分析依然不能确定"炸弹狂徒"的真实身份，正在联邦调查局一筹莫展的时候，"炸弹狂徒"再次发声。他又给报社写了一封信，"我1931年9月5日在爱迪生公司工作时受伤……"，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有了这一重要线索，联邦调查局立即展开调查，将范围缩短在几个人，后来又锁定了一个叫乔治•米特斯基的男子。
经调查，联邦调查局发现乔治出生于1904年，是波兰裔美国人，他一直没有结婚，居住在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
最重要的是，乔治之前确实在爱迪生公司工作过，但是由于爱迪生公司的工作条件非常恶劣，使得他患上了肺炎和肺结核，丧失工作能力，最终被爱迪生公司解聘，但是爱迪生公司仅仅付给了他180美元的赔偿金。如此敷衍了事的行为让乔治非常恼怒，他曾给公司写信声称要让爱迪生公司付出代价。
综合这些情况，联邦调查局认为乔治有很大的作案嫌疑，于是立即前往了布里奇波特，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对他实行了拘捕。
随后，联邦调查局搜查了他的家，在车库发现了制造炸弹用的材料和工具。在随后的审讯中，乔治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承认自己就是那个"炸弹狂徒"。
尽管乔治已经认罪，但他在接受审判时，法院却认为他有精神病，不能定罪，但是无罪释放也不合适，于是就将他关进了一个精神病院中，但住院没多久，乔治就因为肺结核而去世。
乔治•米特斯基是制造这一系列爆炸案的凶手，给整个纽约造成了恐慌，但美国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和冷血却是造成这一惨剧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