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定，“常识”是不需要证明的。
比如说，太阳东升西落，春夏秋冬，月有阴晴圆缺，等等。
但是，“常识”又是相对的。
比如说，上述常识是每个正常的成年人共有的常识，任何人都知道，无论他是男是女，是汉族人，还是维族人。
但是，有些“常识”是有“壁垒”的。这个“壁垒”，就是“行业”。
人说，“隔行如隔山”，行业成为很大的“壁垒”。
也就是，对行业内的人，是常识，对行业外的人他不是“常识”，而是专业知识。
“常识”还随着人的知识和经验的增加而发生变化。
比如，我是个初学者，有些知识对我来说是新知识，但是，随着我不断学习，深入的研究，有些知识对我来说就成为了“常识”。
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常识”起到“粘合剂”的作用，有些证据摆在司法人员的面前，司法人员可能感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是，如果司法人员在司法判断的时候运用“常识”，证据链条就变得完整。（举例:多年前办理的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多年前，笔者办理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某甲在烟台市芝罘区的二手车交易市场购买面包车一辆，据某甲交代，买车的时候，买车人告诉他此车是“黑车”，他不知道卖车人是谁，也没有卖车人的联系方式。
证据情况：某甲的供述，扣押的赃车，被害人某乙在济宁市汶上县报案的笔录、刑事立案决定书等。
此案的证据情况是否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可以移送审查起诉的条件？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偷车的人没有到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排除行为人在路边“拾”的车。有人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我的观点。
笔者的思路是：某甲得到这辆车无非有以下途径：一是自己合法购买；二是盗窃他人的；三是购买的黑车；四是“拾”的车。从经验上判断，没有第五中可能。
根据上述证据，可以得知，合法的购买的可能可以排除。第四种可能也可以排除，再说从经验上判断，一个人在路边“拾”个钱包是可能的，但是，“拾”一辆汽车，在经验和常识上无法接受的。这个也可以排除。
对于第二种可能，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不排除嫌疑人自己偷车自己用的情况，但是，嫌疑人供述说购买的“黑车”。因此，嫌疑人的行为只有这两种可能。
可以说，这些都是“常识”。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认识程度，只能认识到他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程度，认识不到他构成盗窃的情况。
如果他的行为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按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追究其刑事责任，嫌疑人罪有应得。
如果嫌疑人构成盗窃，按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追究其刑事责任，也没有加重嫌疑人的责任。
盗窃行为从性质上包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比如某甲盗窃一辆汽车并出售，嫌疑人有两个行为，分别是盗窃行为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但是因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是“事后不可罚”的行为，在法律评价上被评价为盗窃行为。
因此，在我们的认识程度只能达到嫌疑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情况下，认定其构成岩石隐瞒犯罪所得是完全可能的。
笔者还办理一起非法经营烟草的案件：嫌疑人从上线处购买卷烟，然后进行零售。
证据情况：嫌疑人的供认不讳，上线供认不讳，嫌疑人给上线的打款的明细，上线给嫌疑人发货的物流。
我们没有获得卷烟的购买者的证人证言，因为嫌疑人是零售，有的人买一包，有的人买两包，嫌疑人不认识购买卷烟的人，因此，找到这些购买卷烟的人并做笔录是不可能完成的证明任务。
在移送审查起诉的时候，有人提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是没有购买人的证言。“有人”认为，不排除一种可能，嫌疑人没有将卷烟出售，而是将卷烟扔到海里怎么办？
笔者的观点是：嫌疑人自己都说是将卷烟零售，如果他将卷烟扔到海里，他购买如此大量的卷烟干什么？脑子有病么？
还有人说，嫌疑人自己将烟吸了怎么办？我说，如此大量的卷烟，他能吸完么？
“常识”告诉我们，他不可能将卷烟扔到海里，他也不可能将这么多的卷烟用于自己吸。
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上述证据认定其销售卷烟的数量和金额。
笔者有时候想，不是嫌疑人的脑子有问题，而是办案人员的“脑子”有问题。
因此，某个案件的证据链条是否完整，证据情况是否达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程度，有时候是“常识”“弥合”了证据链条之间的空缺。“常识”让看上去不完整的证据链条完整起来。它就好像“粘合剂”一样。
侦查人员在做笔录的过程中，有的侦查人员非常专业，他认为是“常识”的问题，他就不问了，作为嫌疑人也是一样，他认为是“常识”的东西，他就不说了。
对于某个侦查人员做的笔录，他在看这份笔录的时候，这份笔录是完整的，为何？因为，他在阅读这份笔录的过程中，他自觉不自觉的用自己的“常识”来填补他做的笔录的“空隙”。
但是，如果换个侦查人员看这份笔录，他可能看不懂，他可能会说:做的什么笔录？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他缺乏这种“常识”，因此，他无法用“常识”填补证据之间的“空隙”，而显得“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笔者曾经办理一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某甲嫌疑人供述说，他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交给了某乙。某乙也知道发票是虚开的。
有人对我说，你们应该调查一下，上述发票是否认证抵扣，这样确定一下税款是否有损失。
我是这样说的：嫌疑人为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他虚开的目的就是去认证抵扣，如果不去认证抵扣，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干嘛？你可能会说，嫌疑人接受虚开的发票以后，他不去抵扣，在进行账务处理的时候，直接将价税合计计入成本，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根本没有必要去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他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就可以了，虚开的专用发票的风险要大大高于虚开普通发票的风险，既然这样，嫌疑人岂不是“舍近求远”？退一万步说，即便嫌疑人说的有道理，作为成本和固定资产核算，在会计上，作为成本核算，在计算所得税的时候，成本是扣除的，如果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时候，根据政策，有的规定在计算所得税的时候，成本是一次性扣除的，即便不是一次性扣除，固定资产是要折旧的，每年的折旧也是转入到产品的成本中，从而影响所得税。可以这样说，嫌疑人虚开的数额乘以25%，就是他偷逃所得税的数额。
笔者的上述分析，在税法上和会计上，就是“常识”。如果不具备上述知识，你可能就感觉给嫌疑人制作的笔录不合格，或者你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是，上述常识，在税法上和会计上，都是用白字黑字写着呢。
对于嫌疑人来说也是如此，有时候，嫌疑人在供述的时候，他是按照自己的思路供述的，供述的过程中，他将他认为“常识”的东西省略了，此时，如果侦查人员缺乏这种专业知识和经验，侦查人员就“听不懂”，只有侦查人员通过学习和时间，具备了这种“常识”，对嫌犯的审讯才畅通无阻。
笔者曾经办理一起票据诈骗案，嫌疑人开具商业承兑汇票，然后将票据卖给内蒙古一家村镇银行贴现，然后改村镇银行有转贴现给全国13家股份制银行之一的恒丰银行，该银行又贴现给民生银行，民生银行有贴现给光大银行。汇票面值接近十个亿。
如果你仅仅看上述案情的描述，你理解不了民生银行为何敢为恒丰银行转贴现如此巨额的票据。这是因为，民生银行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这些票据除了问题，我可以向恒丰银行“追索”，我不会有损失。
因此，如果你要理解上述案情，必须具备票据法业务的“常识”，比如说贴现、转贴现、追索权等。
如此，侦查人员在讯问的时候，你能够用专业“常识”来“弥合”嫌疑人供述的“空隙”，从而让证据链条显得完整。否则，你会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笔者现在想，各种证据就好像一块一块的“砖”，而侦查人员的知识和经验形成的“常识”，就是“粘合剂”，办案人员审查判断证据的过程，就是将一块一块的“砖”，用水泥沙子这种“粘合剂”，将“大厦”建立起来的过程。
这里的“大厦”，就是刑法上的犯罪构成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