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的汉代铜镜上的四灵规矩纹，并不是一朝一夕创造出来的，而是经过100多年的文化积累。规矩纹在铜镜上出现，或是创新或是借鉴，每一代人都在原有的图案上堆积一些时代文化的沉淀，使之不断完善。
铜镜图案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铜镜图案的演变是一个具有自身内在规律或内在秩序的符号系统，任何一面铜镜纹饰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是与同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习俗以及物质生活存在必然联系的。
曾经于上海城隍庙珍宝馆发现一面铜镜（图1/2），直径21厘米，重量1055克。此镜制作规整，外圆内方的构图，显然是汉人在“盖天说”宇宙观的影响下制作而成。圆钮四叶座，12枚乳钉间隔12地支，子午位正对南北。方格外八乳规矩纹将主题纹饰分为四方八区，以四灵主四方的理念，配置北玄武亥位，南朱雀巳位，左青龙寅位，右白虎申位。配以羽人，小鸟，独角兽，蟾蜍等祥瑞纹饰。水波纹缘与主纹饰间为一周铭文：“鳳皇翼翼在镜则（侧），到贺君家受大福，官位尊顕蒙禄飤（食），幸逢時年獲嘉德，长保二親得天力，傳之後世樂毋己”。共6句42字篆书铭，字体为悬针篆。其中“二”字用两条鱼来替代，新颖别致。西汉晚期至新莽，社会流行复古风，篆书再度流行，此铭文正是这个风气的产物。此镜铭文的书法与王莽新朝的货布和大布黄千的篆书不分伯仲，显然代表着官方铸造的水平。
图一拓片
我们把它和四灵规矩镜的官炉标准器“尚方御镜”的构图（图3），铭文来比较。发现彼此构图理念相同，圆钮四叶座，12地支方位，八乳规矩纹四灵方位，缘饰等，甚至直径和重量都基本相同。不同点是四叶间多“长宜子孙”四字，八区间配饰不同，御镜铭书体为莽隶。
尚方御镜出现在西汉晚期，至新朝达到高峰，代表着官方的意志，是在民间广为流行的四灵规矩镜的基础上而设计制作的。我们从“尚方御镜”铭文内容来看，第三，四句“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鸟玄武调阴阳”。铭文内容与四灵图案的方位，以及职能与作用在此得到体现。左青龙右白虎，构成了一东一西的空间位置。上朱雀下玄武，形成了一南一北的阴阳结构。于是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四方阴阳全在四灵的护卫下。导致了“子孙备具居中央”的结果。而“鳳皇”铭，却是强调了“官位尊顕蒙禄飤（食），幸逢時年獲嘉德”。从四灵规矩镜的主题思想以及整个构图来看，“尚方御镜”铭更切题，符合朝廷的理念，这也是尚方铭流行，鳳皇铭少见的原因之一。
与鳳皇铭四灵规矩镜铭文相同的仅见于《陈介祺藏镜》上录有一面，字体为隶书。悬针篆仅此一面，因此弥足珍贵。此镜现藏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