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两税法从表面看似乎是最为顺利的一次变法，几乎没有什么风吹草动，就顺利通过了。自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代宗去世，德宗继位，很快召回在道州做贬官的杨炎，到了第二年，即建中元年正月一过年，两税法的法令就推出了，对于变法，可以说是顺顺当当，其中文字资料几乎没有留下辩论的痕迹。
之所以如此，有必然性。
就是两税法的基本条款思想，自安史之乱以后大体已经形成，到了大历末年，实际上就是一个总成的问题了。
两税法的核心目的是提高中央集权，维护大唐的稳定，使统治继续下去。其核心其实就是一点，社会财产的再分配，是一次注重社会公平的财政变革和社会变革。其内容就是从以人身权为目标的租庸调制转向以财产权来征税的两税制。征税的标的也从实物税转向了货币为重要内容。
因此，这种变革是以损害传统的广占土地的土地士族的利益为代价的。两税法的通过，从现象上看似乎顺顺当当，但是其背景却是整个安史之乱以及之后的整个李唐帝国的大大小小的战争作为代价的。整个地主阶级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因此，变法势在必行。
所谓势在必行，其实就是被逼的，被形势所迫，如果不变法，可能就是大唐被推翻这样的政治风险了，所以变法是被迫的。
正因为是被迫的，那些不甘心的势力就会在下面捣乱，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反对。建中元年四月份的刘文喜泾州兵变其实就是这样背景下发生的。
这次发生在公元780年的兵变，在中国历史上几乎不值一提，在唐代史上也是名不见经传，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样的战事，史书中只是提了围城，是围而不打，最后内部发生内讧就土崩瓦解了。从朝廷这边来说几乎是兵不血刃。因此，不出名是很自然的。可是这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事变，不因为没有发生大战而不重要，因为这是一次实际上以反对两税法为简接目标的战事，并且产生了很复杂的也很深远的影响。
比如，我们知道的著名财政专家刘晏之死，其实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两者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长久以来，研究两税法的学者们没有注意到两税法和刘文喜兵变的关系，当然就更没有注意到这次兵变对于刘晏之死的作用，以及这次兵变其实就是四年后著名的泾原兵变的预演，差点让大唐王朝断送了江山社稷。自然就没有注意到两税法背后的落实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本质来讲，两税法的推行，是将在短期内进行的变法而长期化了。这个时间实际上就是从安史之乱开始，那是两税法诞生的第一个历史环节。因此两税法是难产的。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最后的那一刻，就以为似乎很容易。
刘文喜所在的泾州，地区就是现在的陕西泾川县，泾州就是在现在的泾川。但是刘文喜的军队所在的泾原军，却控制着除了现在的泾川以外，还控制着跨过六盘山的宁夏固原地区。总体上，泾原军是控制着泾河河谷的中上游地区而固原地区最为重要的关隘就是散关，是大唐关中西北防御突厥、吐蕃的重要关口。当时，吐蕃实际上已经和大唐平分泾河上游，现在的固原以西的地区往南切过天水的张家川以西都是吐蕃的控制区了。而吐蕃每到秋天都会来骚扰抢掠，唐蕃关系紧张，因此，泾原军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在传统上是被称为安定郡的地区，在汉代就非常重要了。
在大历末年，这里存在着四股力量：吐蕃，泾原军，驻守在凤翔，今天宝鸡地区的千河河谷的来自幽州的藩镇朱泚所带的范阳军，以及泾原军辖区东侧和南侧的李怀光军团的朔方军。
泾原军和朔方军一样都是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军团，与朔方军不同，泾原军从一开始到德宗登基，这二十余年时间，泾原军的领导都是在其体系内部自我产生的，实际上，朝廷对这支军队没有领导权。而朔方军的最高领导人是郭子仪和李光弼，朝廷都是说了算。泾原军的领导的职务全称应该是叫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他们的真正的军队是来自于安西四镇和北庭的西域的大唐军队，因为安史之乱，被朝廷从西域召回来平叛的。其中这里又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李嗣业的军队，一个是马燧的。当然二人的根都在关中。虽然马燧本人是汝阳籍贯，可是他是关中扶风马家一族，汉代马援之后，与镇守当时北都太原的马璘是一家子。
朱泚的范阳军是安禄山的家底，在关中其实是客军，但是这支军队，我们推测应该是最为富有的，因为朱泚作为安禄山的接班人，继承了粟特胡商的传统，很能做生意。
而李怀光所在的朔方军刚刚在德宗登基后以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进行了三分切割：以宁夏平原为基地的常谦光灵武军团，这是唐肃宗回复李唐的大本营，是朔方军的大本营，然后是在包头附近的浑瑊军团，后来这里改成了张光晟镇守，之后就是山西南部和现在陕北南部的今天彬县、宁县地区的李怀光军团。
按照力量来讲，当然是朔方军的最大，即使分开了也是同气连枝，何况当时郭子仪老爷子作为精神领袖依然活着。
也正是三分朔方军，削弱了这个最大的军团，让唐王朝喘了口气。上面说了，泾原军是军权从来都没有外传过，因此，在解决了朔方军过大这个问题之后，就要解决泾原的军队领导权问题了。
我们前面说过，两税法的根本目标是加强皇权，因为两税法一方面不仅打击了传统大地主阶层的利益，而且采取三分法的中央和地方的财税体制来削弱地方财权，加强中央的财政权，与我们实行的分税制原则是一致的。这里的三分法就是一部分交中央，一部分留给各地节度使，一部分留给各县。
两税法这两点都打击了地方的势力。而地方的崛起的势力是与地方掌握的军权联系的。地方的军权过大，比如会保护地方的经济利益，导致中央政府陷入脚底空虚的可怕境地。因此打击军阀，就是打击地方势力，从而就是为推行两税法提供政治上的保障。
这是当时中央集权、帝国军权、两税法、地方势力，自然包括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士族高门这个最大的大地主大富豪阶层的关系。
可以说，两税法的推行，对李唐王朝主动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提供了一个客观要求，即你想推行两税法就得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和那些独立性比较强的势力。这是两税法和刘文喜兵变的根本关联，也是刘文喜泾州兵变的根本原因。
另外，从朔方军和泾原军的关系看，之前之所以没有动泾原军的军权，泾原军可以和庞大的朔方军产生相互制衡的作用。现在朔方军一分为三，那么这个制约朔方军的作用其实就不存在了。
从泾原军和吐蕃方面看，双方私下是有交易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养寇为患。这对于大唐的西部安危是非常危险的。从唐蕃关系看，也是有必要堵上这个漏洞。
因此，朝廷把手伸向泾原军就是必然的了。
这是刘文喜的泾原军发动的泾州兵变的原因。
而直接造成这次兵变的则是在建中元年两税法推出后，宰相杨炎提出的要修建原州城，在今天的固原地区。这个提议是当初宰相元载提出的。只是因为元载被拿下，这个建议就被搁置了。
现在各方面条件成熟了，杨炎又提出了。
这个原州正是在泾原军的辖区之内。很明显，如果朝廷修了原州，那么朝廷就会派军队过去驻扎，这自然就与泾原军争夺地盘了。其次是，修原州，朝廷还有一个绝招，就是让泾原军参与修建，而泾原军的人就不干了。
从开始杨炎提出修原州的建议，朝廷首先是征求了当时泾原军的领导人段秀实的意见，而段秀实的意见是春天修城妨碍农事，给否定了。其实朝廷的时间不是春天，从元载当初的建议看就是夏天修。所以，段秀实的这个答非所问的恢复就是说泾原军不希望朝廷把手伸到泾原军里来的意思。
这样，朝廷就不干了
一纸诏令，将泾原军的老将段秀实调到长安当司农卿这个闲差！这样就留下了其他人在哪里，主体没有动，而当时泾原军的另外的一个领导人就是这个刘文喜了。他的职务是别驾。类似现在的秘书长、参谋长一类的角色。
段秀实是千阳人，又是小族，其背后有赵郡李氏的影子。安史之乱时期赵郡李氏的李栖筠主管粮草，段秀实则负责泾原军的后勤，而李栖筠是安西军的长史，所以，他们背后是有关系的。而当时赵郡李氏是站在两税法这边的，因此段秀实来长安任职，离开泾原军是有原因的。
可是，刘文喜不是。
当建中元年二月，朝廷让朱泚、崔宁和李怀光三人采取强制措施逼迫泾原军一起修建原州的时候，泾原军内部的势力就爆发了。《资治通鉴》卷226记载：
杨炎欲城原州以复秦、原，命李怀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宁各将万人翼其后。诏下泾州为城具，泾之将士怒曰："吾属为国家西门之屏，十馀年矣。始居邠州，甫营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泾州，披荆榛，立军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属何罪而至此乎！"李怀光始为邠宁帅，即诛温儒雅等，军令严峻。及兼泾原，诸将皆惧，曰："彼五将何罪而为戮？今又来此，吾属能无忧乎！"刘文喜因众心不安，据泾州，不受诏，上疏复求段秀实为帅，不则朱泚。癸亥，以朱泚兼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代怀光。
这是记叙泾原军发生兵变的理由。没有更多的资料了。
从文字看似乎与两税法没有关系，完全是因为朝廷要修原州城造成的。但是我们注意：“始居邠州，甫营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泾州，披荆榛，立军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属何罪而至此乎！”这两句话。这是说泾原军在邠州，也就是现在的彬县地区曾经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基地，从而形成了独立的地方势力，也正是如此，在马燧的带领下，迁徙到了泾州，在泾州多年经营，泾原军在这里再次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他们也知道，让他们修原州就是让他们离开这里，从而拔出这个地方利益集团。
而地方利益集团，当然是反对两税法的，因为要向中央交税，如果不打掉这个集团，以后谁还给中央交税？两税法不就是一纸空文了吗？通过两税法是一码事，实际上落地实行是另外一码事。举手赞同两税法不等于背地里不捣乱。这就是以高门士族为代表的富豪阶层所形成的地方利益集团的把戏。
因此，推行两税法和泾州兵变其实是一码事。泾州兵变就是因为两税法的推出而发动的。这里关以他们不满的理由说得很清楚。
当然，从面上这毕竟是泾州地区的地方势力反对中央，但是战事一起，风向就变了，问题立刻变得非常严峻起来。《资治通鉴》同卷记载，四月刘文喜公开造反，五月朝廷对泾州用兵：
夏，四月，乙未朔，据泾州叛，遣其子质于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怀光讨之，又命神策军使张巨济将禁兵二千助之。
五月，朱泚等围刘文喜于泾州，杜其出入，而闭壁不与战，久之不拔。天方旱，征发馈运，内外骚然，朝臣上书请赦文喜以苏疲人者，不可胜纪。
五月这两句话其实非常关键，可是不细看就容易忽略过去，第一，朱泚居然采取了围而不打的办法。这不就是养口为患吗？当然更是在拖延时间。而拖延时间的目的就是在等后面朝臣上书逼迫德宗同意刘文喜担任节度使的请求，实际上就是同意刘文喜实行地方割据。而两税法开始就在这方面让步，那不就是等于说两税法作废了吗？地方不同意的事情，中央就别干，自然谁还给中央交税？所以，大量的，通鉴这里用的是“不可胜纪”，足见大唐反对两税法的人之多，前面举手同意，不过是虚与应付，皇帝你还真来真的？自然这些既得利益者们就对两税法群起而攻之了。
这里最为糟糕的表现是朝臣们为了反对两税法的推行已经公开向帝国表态：他们要和割据势力结成联盟，从而不再要什么大一统的曾经辉煌的盛唐之梦！
从“不可胜纪”四个字看当时在朝廷中这种投降派的主张应该是占主流的。
如果唐德宗让步，那么不仅两税法泡汤了，而且以后再也没有资格，也没有力量对东方的藩镇进行讨伐了，大唐的一统的盛世之梦就真要成了“春秋大梦”了。
这个时候，也就是五月，东方的藩镇势力开始插手这件事了。使事态变得更为复杂。这一点也同样为大多数读唐史的人所忽略。同卷《通鉴》记载：
五月，癸丑，上生日，四方贡献皆不受。李正己、田悦各献缣三万匹，上悉归之度支以代租赋。
当时的国库管理权在杨炎的领导下，于大历十四年的十二月，已经从内廷的宦官手中夺过来了。因此，此时山东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和魏博节度使田悦献的这六万匹布，其实就是对当时反对朝廷镇压割据势力的变相支持。因为这是进了国库，而不是后宫的皇帝的私库。河朔三镇的节度使自安史之乱之后割据成形，根本不给朝廷上交财税，所以这六万匹布绝不是那么轻易来的。所以这六万匹布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也是有力的支持。这样，东西方的藩镇割据势力就统一了起来。
这么庞大的反对势力，唐德宗能不害怕吗？
他肯定害怕，而且肯定得想办法解决掉。
在这个时候，他获得了郭子仪的大力支持。一方面坚持对泾州用兵，后期应该发生了攻城战了，其次就是开始启用另外一派势力，即支持李唐统一，站在自耕农和寒门立场上的士族代表，而这个阶层的代表就是卢杞。卢杞很快就称为宰相和杨炎一起执政了。这是卢杞走上政治舞台的根本原因。
其次，打击朝内和藩镇，特别是和李正己有关系的人，也就是打击朝内的投降派。而当时和李正己有巨大利益关系的人就是刘晏。史书上是没有明文的。但是有两条间接的资料：第一，德宗登基，启用崔祐甫为宰相，刘晏立刻排挤掉韩滉全面掌握大唐财权，因此，崔祐甫和刘晏是一体的，这是肯定的。而德宗登基的时候，李正己说要给朝廷三万匹布，让崔祐甫给退回去了。话说的很漂亮，让李正己拿这三万匹布赏赐他自己的军队。这样朝廷有面子，他也不吃亏。因此，从崔祐甫这里看，刘晏和李正己是有间接关系的。
其实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原因是刘晏也是山东人。是山东曹州人。当时的商业中心，当年陶朱公发家的地方，南北东西的交通要冲。在这个地方产生财政专家，真是一点也不奇怪，必然有丰富的商业文化氛围。
而在李正己之前的山东军阀是侯希逸，而侯希逸是保唐的，永泰元年（765年）驱逐侯希逸，自领平卢淄青节度使，拜检校工部尚书、御史大夫、青州刺史，获赐名“正己”。他本名叫“怀玉”，高句丽人。从他的简历看，他肯定得支持刘文喜。这就意味着刘晏本族的地方势力和利益，李正己会给与保护，或者说也许刘晏本族的山东势力正是支持李正己割据的力量也说不定。总之，刘晏在山东应该有产业，这就必然和李正己发生联系。刘家是小族，不象杜韦王崔柳卢等大族可以先把长安和洛阳两京附近的好地先占了。他们把根从山东挪出来的可能性不大。
而从刘晏的财政政策看，一个最根本的特点是不触动大族利益，当然就更不会触动藩镇势力的利益，因为他主要是用市场交换的手段来解决财政问题，相反，他比第五琦更加向士族豪门让步，把官办的盐务转为官办商削，实行类似包税制的做法，把盐卖给大商人阶层然后让他们再去零售，从而赚中间差价。
因此，刘晏和割据军阀李正己是一条船上的。
同卷《通鉴》记载：
这里再清楚不过的是，李正己应该是深度参与支持刘文喜割据的方方面面了，肯定朝中大批人给德宗上本，李正己背后没有少起作用。否则何以他就不自安了？其他的藩镇怎么没有不自安呢？
泾州事件结束，德宗并没有立刻处死刘晏，因为崔祐甫这个刘晏的最大的支持者还活着，六月份，崔祐甫去世，这个最大的支持者不再了。
但此时还是没有杀。为什么呢？应该是新君声威不够，因为在湖南还有一场绵延了多年的邵州王国良之乱。
很快，七月份，入秋，在曹王李皋和关播的共同努力下以和谈的方式平息了。
从五月到七月朝廷接连两次大胜！
君威能不高涨吗？
君威高涨的表示就是七月，辛巳，遥尊上母沈氏为皇太后。
几天以后，就处死了刘晏，同卷《通鉴》载：
荆南节度使庾准希杨炎指，奏忠州刺史刘晏与朱泚书求营救，辞多怨望，又奏召补州兵，欲拒朝命，炎证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缢杀之，己丑，乃下诏赐死。
追尊生母为太后和处死刘晏实际上是手心手背的关系。君权高涨的表现就是处死可能造成威胁的大臣。上面提到刘晏勾结朱泚，其实这也是合理的，刘晏是管财政的，而朱泚是商业集团，不发生交集都不可能。
同时，刘晏是之前的财政一把手。此时朝中反对两税法的人，当然就是之前支持刘晏的人。他们是一批人。崔祐甫虽然为相，可是财经才是最根本的权力，因此谁掌握财经大权，谁是真正的当家人，崔祐甫六月份就死了。没有了强大的后台，德宗又连遇军事大胜，正是这样的背景下，选择处死曾经的财政一把手来打击朝内的反对两税法以及支持地方割据势力的投降派，从而表示立场坚定的决心，就是一个好的选择，其实就是杀鸡骇猴！
德宗处死刘晏，外界以为是杨炎的主张，杨炎担心自己被视为陷害刘晏的罪魁祸首，遂派遣使者前往各镇，说杀害刘晏是德宗自己的想法。德宗知道后，认为杨炎是在推卸责任，就派宦官到李正己那里核实情况，果然如此。自此，德宗产生了诛杀杨炎的想法，但暂时还隐而未发。
杨炎参与打击刘晏是肯定的。早先，左仆射刘晏任吏部尚书时，杨炎担任侍郎，二人已有不和。后元载之案，主要由刘晏审理，元载被杀，作为其余党，杨炎也受到连累被贬，因此他对刘晏深加怨恨。德宗即位后，由于刘晏长期掌管财政大权，许多朝臣都很妒忌他，就上奏书说转运使可以罢免，德宗又风闻刘晏秘密上奏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杨炎任宰相后，一心想要为元载报仇，就在德宗面前，流着眼泪说：“刘晏与黎干、刘忠翼一同谋划立独孤妃为后之事，臣为宰相不能讨，罪当万死。”对于为刘晏辩白的诸臣，他也加以打击。又以恢复尚书省的权力为由，以求剥夺刘晏的财权。
从刘晏当年谋划参与废黜李适储君之位就可以看出来了。他和德宗的政治观点是不一样的。而从德宗一继位，李正己就想上供三万匹布来看，李正己可能也参与了这件事，起码是间接参与，否则何以德宗一上台，李正己就害怕了呢？
当然，也正是和李正己产生了联系，让德宗看到杨炎也绝不是一个坚定的推行两税法的人，虽然他领头推出两税法。这点与历史上其他变法不同，杨炎本人对两税法，我觉得并不是很热心、也不是很信仰，自然也不会真诚地去推行。
我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前面满朝群臣都反对德宗打击刘文喜，难道这不包括杨炎？要知道此时他可是一把手了，因此，这也是杨炎的政治态度的试金石，当然也是他对两税法的试金石。不巧的是，杨炎对自己的两税法的态度不是很好。
可以说，从总的看，德宗杀刘晏的理由基本就是杀杨炎的理由。刘晏不支持两税法，杨炎只是假装支持而已。
将两税法这样的伟大历史功绩算在杨炎的头上，真是历史开的一个天大的玩笑。其实杨炎对于两税法本来就是抱着别人的孩子的感觉。这与商鞅、王安石、张居正是变法之母完全不同。
在各方面的帮助下，唐德宗渡过了两税法推行初期的政治难关。但是朝中的士族大臣，以及大商人集团的这些利益既得者们和地方藩镇割据势力勾结起来的朝中的政治格局却形成了，这种架空皇权的政治格局并没有因为刘文喜兵变被平息而改变，只是暂时得到控制而已。当四镇之乱对唐王朝的财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的时候，这样的势力再次勾结起来，发动了泾原兵变，德宗出逃奉天，即今天的乾县县城，朱泚这个胡人入了长安当起了天子。大唐江山差点丢掉。这是刘文喜兵变的深远影响。可以说是建中四年姚令言、朱泚发动的泾原兵变的序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