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小時候,我犯了錯之後,老人常冷下臉,憤憤地說一句話:
“狠狠地揍你一頓,看你下次還敢不敢?!”
雖然是嘴上這麼說,並未打過來,但卻讓我信以為真,對所犯下的錯誤,也記憶尤深,以至於大了以後,面臨同樣的事情,絕不會再敢輕易去嘗試。
同樣,大了以後,我仍然會聽到一些話:
“那孩子竟敢這樣!真是膽大包天,狠狠地砸他一頓,一次就能給他改過來!”
特別是在一些面臨生命危險,甚至是劫後餘生的事情面前,相信很多人都聽到過,也會這麼去告誡別人。
給他長長記性,讓他知道利害,嚴苛一點,並不是壞事!
相反的,過分的寬容與溺愛,卻總是導致了一些再也無法挽回的後果,甚至是,想去後悔都找不到地方了。
比如,每年汛期到來之際,在河裡“不知不覺”就會淹溺的孩子,讓人痛心疾首。
在大是大非面前,並沒有所謂的“差不多就行”、“好歹沒出大事”、“下次注意啊”、“這可是不幸中的大幸”等等,世上的道路雖然千萬條,雖然條條大道通羅馬,但確實真有你無路可走的時候,確實就有哪條路都永遠也到不了羅馬的時候。
對孩子的教育,對成人的教育;對工作,對愛情,對婚姻,對事業;對家,對單位,對國家,不論是感情還是條令,等等,皆是如此,嚴苛一點,並無大錯,小心駛得萬年船,縱容寬容卻往往是犯下大錯的前因。
春秋戰國時期,鄭國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子產,曾經對他的繼任者太叔說過:
“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即:只有那些具有大德大智的人,才可以用寬容的方法來治理人民,因為人們信服於這些大德大智的人的智慧,被他們的智慧所震懾。而次一等的人來統治國家,就只能用嚴厲的律法來治理了。
極其猛烈的大火,人們看了就會感到害怕,自然也就不敢上前,因此也就很少有人被燒死。極其平靜的河水,人們卻喜歡接近,上前嬉戲,卻往往因此而被淹死。
所以用寬容的方法治理國家是非常困難的,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既然不是常人所能做到,那也就只能採用嚴厲的律法來治理了。
面對如此告誡,繼任者太叔卻是聽不進去,“不忍猛而寬”,結果就是“鄭國多盜,太叔悔之”,但為時已晚。
三國時期,蜀國的諸葛丞相在發佈赦令這件事上很是吝嗇,很少發佈,且發佈的赦令又過於嚴格,很多人就心中不滿,牢騷滿腹,對此,諸葛孔明解釋說: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就是說,治理天下應本著至公至德之心,而不該隨意施捨不當的小恩小惠,小恩小惠是治理不好國家的。
對此主張,諸葛孔明的主子劉備就相當給予肯定,說:
“吾周旋於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
即:劉備說,我曾與陳紀(字元方)、鄭玄(字康成)二位高人交往過,從與他們的交談中,可以明瞭天下興衰治亂的道理,但他們就從沒有說過大赦罪犯也是治國之道。
當時就有實實在在的事例:
三國時期,統治荊州的劉表父子,疏於嚴政,年年都有大赦之令,自以為對百姓有好處,對自己的統治有利處,但時間一長,卻永遠地失去了荊州,劉表的兒子劉琮繼任後,也是無能之輩,不久便也投降了曹操。
雖然國主劉備如此,丞相諸葛孔明也是如此,都明瞭事端與其中的利害,蜀國卻在以後的繼任管理者
孔子曾經說過: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也就是說:政令過於寬容了,百姓就會輕慢無禮,這時就應該用嚴厲的律法來約束他們;而政令過於嚴厲了,百姓又可能凋殘不堪,這時則要用寬鬆的政令來緩和他們的處境。用寬容來約束殘弊,用嚴厲來整頓輕慢,這樣才能做到人事通達,政風和諧。
孔子採用“調和”的辦法去治理國家,實現政事的和諧,但說得容易,做起來卻是很難。
比如,戰國
“合之,得政之和矣。”
但在真實的歷史上,想要做到“合之,得政之和矣”的人,卻是少之又少,甚至無人可以做到,“寬猛相濟”也不是想想就可以做到的,陰陽調和,也只有天地可為,這是需要大智慧的。
因此,我認為,嚴的好處應該是利大於弊,對世間諸事,嚴利於寬,不知大家有何想法呢?#歷史雜談#
歷史就是我們的過去,我們不要以個人的好惡而妄斷歷史,更不要懷疑或輕視歷史的啟示,而歷史的啟示就是你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