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新冠疫情期间的科学报道，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张力异常明显，一方面，以钟南山和张文宏为代表的科研人员成为了媒体竞相采访的对象，他们的话语也在公众中引发了积极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有评论认为某些媒体带偏了节奏，曲解了科研人员的本意，从而给科学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应该说，在科学报道中，话语权在媒体和科学专家之间摇摆，但总体上仍然是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相爱相杀的关系。
众多文献都显示，媒体是公众甚至是作为公众一员的科学家获取科技信息的重要渠道，但同时，作为新闻的一个重要分支，科学新闻又严重地依赖于科学信源，也就是科学家群体。
在现实情况下，我们也会看到媒体和科学家彼此抱怨的场景：一方面说对方不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展示科研成果，另一方则反驳说对方标题党、煽情、夸大其词，等等，不一而足。但我们需要认识到的一点是，科学家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所以相爱相“杀”也许是形容双方关系的一个贴切的词语。
作为一个阅读科学传播文献的专栏，理应对与科学新闻有关的文献有所反应，所以这也是本期文章的一个主题，希望借助几篇文献来探讨一下科学家与媒体的关系。但另外一方面，我们面临的现实情况是，媒体形式和新闻的生产速度迭代的如此之快，以至于日新月异这个词语都不能准确地反应其现状。因而，只能通过一些具有代表性同时又体现出共性问题的文献作为引子，来看待科学家与媒体的关系。
首先，我们需要承认的是，科学和新闻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它们分别有各自的语言、规范、原则等，就像“两种文化”中所陈述的一般。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不可调和，关键在于如何找到一个折中的点，能让科学与新闻产生“共振”。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科学的“真”与新闻媒体中的“真”并不是同一件事情。科学之真的存在是需要情境的，并且不确定性或者说概率是与科学之真相伴随的。但在媒体的视野下，真是非黑即白的，是明确简洁的。
其次，二者对时间的看待方式是不同的。在当今时代，信息呈指数级爆炸，新闻的生产也是全周期的、全程的、全息的、甚至是全效的。也就是说媒体信息内容的生产是以分，甚至是以秒为单位计算的。而科学研究成果的出现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这种时间上的错配也会给科学家与媒体的关系带来冲击，毕竟媒体不可能等几个月，甚至几年才发布新闻。因而某些阶段性的科研进展也会成为新闻的一个话题和由头，但是这种方式也会让科学以非常规的面目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从而导致公众对科学的认知出现碎片化和偏差。
再次，媒体报道中确实会出现曲解和信息错误的问题。当然责任方可能不仅仅在于媒体本身，通过媒体发布信息的信源也需要去反思自己的传播与沟通方式。是什么导致了媒体报道上的错误？如果双方都能够对此坦诚地加以解决，那么科学家与媒体的关系必然会得到改善。
第四，媒体的虚假平衡可能会损害到科学和科学家。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原则是精确性，但有时候如果无法获得精确性，那么平衡就会成为一个替代性策略。也就是在一篇报道中呈现正反双方的看法，从而制造某种冲突的感觉，或者说为某个新闻设置了框架（有关框架的问题，会在后续的专栏中专门讨论），但有些情况是这种平衡是虚假的平衡，因为一些持反对意见者往往只是少部分群体，但是通过这种平衡却放大了他们的代表性，从而给读者造成一种假象。
虽然一些研究者在不断跟进科学新闻的发展过程与现状，并且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观点，也得出了一些有益的发现，但是相较于科学新闻本身的发展来说，研究仍然滞后于现实。就像今日之新闻、昨日之旧闻一样，在传统的科学新闻研究者考察科学新闻发展的时候，过滤器泡泡、回音壁效应、信息茧房效应、算法等问题已经成了实践中的一个缩影。
之所以提出科学家与媒体的关系，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内科学与媒体、公众与媒体的关系并没有受到重视，近年的研究只侧重科学与公众这两极，而忽略了作为中间环节的媒体的作用。在诸多的科学传播模式中注重的仍是科学-公众的关系研究，而非科学-媒体-公众的整体。”
几篇有关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和拉美地区的科学新闻的文献都指出了科学新闻的重要作用，也提及了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为后续的研究提出了一定的思路和建议。在面向未来的同时，我们也能够从这些文献中汲取经验，从而改善科学家与媒体的关系，改善科学新闻的质量，从而服务于公众对科学的理性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