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受概括歸納也許很困難，但沒有概括和歸納則無法想象。”
翻開《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一書，映入眼簾的便是扉頁上的這句話。而這番概括歸納非同小可，自人類直立行走與取火直至20世紀初百家爭鳴的思想文化發展歷程，均被收入這部煌煌百萬言的鉅著中。作者彼得·沃森（Peter Watson）是英國著名思想史學者，曾任劍橋大學麥克唐納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以恢宏的思想史作品聞名於西方世界，在《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中更是以一己之力寫盡了人類智力全貌。
彼得·沃森
澎湃新聞：在《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一書中，你談到了哲學、宗教、政治這些比較抽象的概念，也談到了較為具體的語言符號、科學技術、創造發明等等。那你是如何定義思想的，又是如何選取本書所提及的思想的？
彼得·沃森：大多數人認為思想或多或少是比較抽象的，認為哲學、政治和宗教理論才是思想，但我對思想的理解更廣。並且我試圖去探索物體、發明和思想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它們是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的。我所選擇的物體和發明都是思想的產物，或者是那些改變我們思維的事物，我希望貫穿全書的是一種思想和體現思想的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時鐘，它體現了有關時間的思想，並且它的確改變了我們使用時間、理解時間的方式，以及我們安排生活的方式。
《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
澎湃新聞：你為何要寫作《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這部思想史的通史？
彼得·沃森：這部著作起源於上世紀90年代BBC做的一段以賽亞·伯林的採訪。作為一名傑出的哲學家，以賽亞·伯林1909年生於俄國，幾乎親歷了整個20世紀。採訪中伯林被問到，在他的一生中最令他感到驚奇的是什麼事。他回答說，他經歷了一個可怕的世紀，有世界大戰和大屠殺，有暴亂和饑荒，人類顯示出沒有人性的一面；但與此同時，他也度過了幸福而充實的一生。在他看來，20世紀人類的思想智識非常精彩而豐富。
伯林的採訪讓我意識到，我們的歷史不止是由重大政治事件聯繫起來的政治史，除此之外還有另一種歷史。在殘酷的政治之外，藝術、文化、科學和哲學，以及其他一些智力活動都非常有趣，但有關它們的著述卻遠遠少於政治史。於是我決心儘量避開政治，寫一部思想史。我首先完成了《20世紀思想史》，它的中文版將於明年上市，由譯林出版社推出；《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雖然更早出版中文版，但它是我後寫的，它一直追溯到19世紀末期，是《20世紀思想史》的續作。這樣兩部著作合起來，完整地展現了整個人類思想觀念的歷史。
澎湃新聞：你是如何寫作《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的？
“歷史並沒有統一的方向”
澎湃新聞：你在書中提出，你認為有三種最重要的思想，即靈魂、歐洲和實驗，能否簡單闡述這三種思想？
彼得·沃森：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我需要確立一些原則，幫助我理清思路，去應對浩繁的歷史。我選擇了靈魂，歐洲——作為一種思想，而不僅僅是一個地域，以及實驗。
很多人會質疑，為什麼我選擇靈魂，不是上帝，上帝更有普適性。我並不否認這一點，靈魂和上帝確實有很多重疊，但靈魂的概念超過了上帝。因為它在歷史中不斷髮生，人們並不是在外界尋找真相和信仰，而是審視自己的內在，這在耶穌之前就已經存在了。在中國的儒學、波斯的拜火教、印度的佛教、猶太前蘇格拉底的哲學思想之中，靈魂的概念都有所體現。12世紀的教會引入了告解，讓人們深入地審視自我的行為；宗教改革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馬丁·路德說你不需要通過教會來接觸上帝，你可以自己直接與上帝對話。浪漫主義認為人有兩個自我，一個隱藏的自我 ，一個真正的自我，兩個自我之間需要相互接觸，產生關聯。潛意識則是對內部世界的科學解釋，在我看來，靈魂和潛意識是一回事，這是一種非常有用的思想。
實驗產生於11世紀的歐洲，它不僅僅是一種科學方法，也是引領我們生活的一種方式。民主依賴於你在生活中能夠發現和證明什麼，而不是你有多接近上帝或國王。
《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中還有很重要的一章是關於歐洲的。歐洲作為一個地域，並不僅僅是地域，我認為它也是一種思想。歐洲的崛起始於中世紀的鼎盛時期，它最終發展為一種世俗社會，一個沒有上帝的社會。在歐洲產生了個人主義，人不再把自己看作人類全體的一部分，或者上帝的所有物，而是擁有個人權利的個體。經歷了文藝復興，人們不再關注死後的世界，而是享受現世的生活。
在古代，歐洲一直落後於印度、波斯、中國等國，但之後它就取代了東方的位置，不斷髮展並率先進入了現代社會，這是我們公認的。歐洲領先的時期大約有1000年，或者更短；而今東方和非西方文明已然崛起，中國回到了世界前沿，所以歐洲領先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但為了理解我們的歷史，我們需要一個簡單而明確的詞彙，而我將上述的思想概括為“歐洲”。
澎湃新聞：通過靈魂、歐洲和實驗這三種思想的概括，你是否想指出歷史發展的某種方向？
彼得·沃森：歷史並沒有統一的方向。從東方領導世界轉變為西方領導世界，這可以看作歷史的一種方向；由於科學的存在，人們的生活變得更理性；人們的生活向民主化發展，國王失去他們的影響力，議會取而代之，這也是歷史的一種方向，但它並非必然的趨勢，在某些地區並不適用。我想歷史發展存在一種總體趨勢，但歷史中也有很多變化與轉向，並不是始終順著某一方向發展的。美國曆史學家彼得·蓋伊認為，概括出歷史的總體趨勢是很難的，但不去概括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為了更好地理解我們的世界，我作出了一些概括，例如提出靈魂、歐洲和實驗的概念。
“為宋文明而著迷”
澎湃新聞：作為一名西方學者，在《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中寫作非西方的部分，對你來說是否有挑戰？
彼得·沃森：我並不覺得困難。在書中我用了兩章的篇幅寫中國文明，兩章寫伊斯蘭文明，一章寫印度 ，還有一章是寫在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之前的美洲原住民文明的。這些地區都很有趣，蘊含著豐富的思想。
我找了一些研究這些地域文明的學者幫我翻譯相關的材料，他們的幫助讓我的書更加可靠。比方說，關於中國的部分，我主要依靠在倫敦工作的中國人。因為我們有一個研究東方和非洲的學院，有一些中國學者在那工作。我可以每天或每週與他們見面，討論他們所讀的，以及我所寫作的，都很方便。
澎湃新聞：關於中國思想，你比較感興趣的部分是什麼？
彼得·沃森：我尤其為宋文明而著迷，因為它比歐洲的大變革發生得更早。宋代產生了大量的創造發明，例如印刷術、陶瓷彩繪、紙幣、科舉考試等等，它們都是對世界文明有重大意義的發明。其中科舉考試是為公務員系統培養人才的，它的重要性看似不明顯，但與之類似的思想後來在歐洲變得很流行，我是說在大學誕生之後。
鑑於中國社會當時的繁榮，它應該在8-10世紀就能發展得很完善了，但這並沒有發生。這也是我非常感興趣的內容，我在《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中也進行了闡述。
澎湃新聞：《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問世以來，你是否有想要改動和補充的部分？
彼得·沃森：如果讓我重寫這本書，我會把女性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上週我在巴黎，跟很多法國學者討論了女性在思想史中的角色。不僅僅是現在，還有17-18世紀，女性的意義都非常關鍵，因此我想將思想的討論擴展到這一方面。但說實話，我並不想寫更多了，因為這套書已經很厚了，我在其中討論了太多問題。
澎湃新聞：正如你前面所說，從事思想史的研究著述，你是為了梳理重大政治事件之外的另一種歷史。你是否將其看作是對傳統史學的顛覆？
彼得·沃森：通過觀察歷史，我們能明白我們是如何成為今天的樣子的，會看到在歷史中的一些新階段，一些過去的事情會再度發生。對思想史的研究，能讓我們看到人類思維的發展和變化。
這裡有一個特別的例子，1214-1414年，我管它叫“精確的年代”。在這個時期，很多創造發明自己就能產生新的思想，繼而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例如加減乘除等數學符號就發明於那個時期，還有標點符號的發明，音符的發明，鐘的發明，眼鏡的發明，透視圖的發明……這些都在同一時期誕生。於是突然之間，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就與以往不同，變得更為準確和細緻了。
還有一個時期，我管它叫“從懷疑論到達爾文”（from doubt to Darwin）。它始於牛頓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結束於1859年達爾文提出進化論。這一時期大約有200年。在這段時期，羅馬神學的思想消退了，但生物學的思想還沒有產生，所以那時我們的哲學思想發展到了頂點。那是思想史上的一個偉大時代，因為我們不再受限於宗教信仰得以更自由地思考，但還沒開始理解生物。所以我們有了偉大的德國唯心主義，有了很多偉大的哲學家，例如羅素、康德、黑格爾、霍爾德等等。所有這些人都是在牛頓和達爾文中間這段時期誕生的。
所以，從思想史的視角你能從另一個角度定義不同歷史階段。它並沒有取代正統的歷史敘事，而是修飾和豐富了它。
彼得·沃森：我做了很多年學術界的新聞報道，對學界及其運作方式非常熟悉。新聞的核心也在於探索發現，這與學術是共通的。《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的寫作也是建立在大量的採訪與調研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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