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硬要找出二者的相同之處，也許俺會憋半天，然後說：都發生在太平天國吧？
不過現在呢，如果把目光定格在發起人身上，再找相似處就容易多了。因為無論就韋昌輝，還是苗沛霖，都可以說，他們發動了一次相對於敵對方領袖的斬首行動。
然而，韋昌輝殺了楊秀清，自己弄得灰頭土臉，最終落得個五馬分屍的下場。而苗沛霖呢，他發起的斬首行動卻頗為成功，不但擒獲了敵方主帥陳玉成，還把他麾下的三千精兵收為己用。
為何這兩人發動同一類型的事件，結果卻大相徑庭呢？
讓我們先來看一看天京之變。
洪秀全韋昌輝聯合起來，斬首楊秀清後，他們勾勒的種種藍圖，必然沒有在強敵環伺的境況下，設計一場那麼大規模的，連他們自己都無法控制的屠殺。他們理想的狀態，自然是兵不血刃的接管原屬於東王的勢力。“主”還是洪秀全，不過換了個軍師而已。
然而，他們並不是想怎麼樣就能怎麼樣的，東王府的人在楊秀清死後與之的互動如何呢？
作為東王舊部，其實有兩個選擇，第一種，在四敵環伺的情況下，基於太平天國的利益，他們應該放下仇恨，接受楊秀清已經死亡的現實。然而，這隨之會面對另一個現實，就是，他們將逐漸遠離權利中樞，因為，以楊秀清為中心的權利分配格局將不復存在。
《賊情彙纂》記載，“楊賊信任之 ,同惡相濟 ,凡有機密事 ,皆引謙芳及李壽春計議 ,權勢在韋石二賊之上，偽侯相之側目。”這樣的局面，將一去不復返。
與大局有利，與小集團利益不符，東殿人馬怎麼做的呢？自然是神馬大局，神馬強敵環伺，那都統統是浮雲。他們高舉著為東王復仇的大旗，以傅學賢為首，“自峨嵋嶺紮營至虎賁倉”與天王北王的軍隊鬥了個旗鼓相當，內訌愈演愈烈，大屠殺終於不可避免的蔓延開來。
民國時期，說起1856年那場太平天國內部的大悲劇，一般以“內訌”稱之。建國後才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用了“天京之變”、“天京事變”的。顯而易見，用“內訌”定義更為準確。
隨後，我們再看看陳玉成走壽州。
事情應該是這樣的：廬州陷落，陳玉成率三千精兵走壽州投苗沛霖，英王入城，部下紮營壽州城外。兩日後，苗沛霖的侄子苗景開發動奇襲，趁夜色抓住陳玉成，隨後連夜送往潁州江口集苗沛霖的大營。第二天，陳玉成部下餘安定出馬，去壽州城外說合，終於說得三千精兵投效。於是，苗沛霖兵不血刃，接管了原屬於陳玉成的人馬。
按照傳統忠孝節義的理論，這三千精兵該如何做呢？自然是衝冠一怒為藍顏，豁出去不要命，也要搶回領導陳玉成。事實上，陳玉成的友軍和其他部下也嘗試了這種做法，張洛行、江臺凌，馬融和都齊集江口集外，準備營救英王。
然而，此時的英王已經不再是三河大捷中的英王，也不是二破江南大營中的英王。他的勢力衰弱的厲害，與其跟著這樣一個英王輾轉征戰，還不如就乾脆投了苗，也算有了容身之所。神馬義氣，神馬忠心，神馬英王是一手提拔他們的領導，那都統統化為了浮雲。
所以說，斬首行動及其後續計劃能否成功，取決於雙方力量的對比，韋昌輝+洪秀全pk楊秀清殘部，實力並不佔優勢，所以斬首行動雖然成功了，後果卻一發而不可收拾。而陳玉成pk苗沛霖，顯然陳已成喪家之犬，於是，本該他最忠心的部下便集體轉投了苗。
文章最後，放一個關於苗沛霖之死的彩蛋：
薛福成《庸庵續編》：“親兵三千人相與謀曰：“我輩故英王舊部也。苗先生肆其詐慝，誘殺我英王，復以威劫我，使為之用，是苗先生乃吾仇也。我輩何苦為之盡力，卒令自就死地。孰與報仇雪恥，以邀爵賞而紓死乎？”一夕，沛霖登營牆，有所指揮，親兵二人掖以赴之外，挺矛春之。”
然而，細細思量，卻不禁冷笑了。
先不考證這個記載是否靠譜。因為苗的死法有n種之多。姑且假定它為真實的吧，卻更令人齒冷心寒。
這三千親兵是為了英王殺的苗沛霖嗎？他們如果真的心繫英王，那麼，英王在潁州江口集被囚之時，他們在哪裡？英王娘被勝保奸佔時，他們又在哪裡？
主帥被抓，軍心渙散，是苗沛霖收留了他們，不管如何，他們畢竟接受了這個現實。而苗沛霖也頂住了朝廷的壓力，並未在幾道聖旨批示要這三千人性命的當口把他們交出去或殺掉。這其中，自有利用的意思，但不管怎麼說，苗沛霖也算於他們有活命之恩。
他們是怎麼做的呢？
當苗沛霖事業節節高升之時，他們為之效死力。龍勝幫龍，虎勝幫虎。幾年之後，苗沛霖反清不利，情勢困窘，事業開始走下坡路了。於是，他們突然想起了舊主陳玉成，對英王的忠義也就在新主人落魄的時節出現了。
這不是落井下石又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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