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不順的蘇東坡,為什麼不乾脆隱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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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途屢遭挫折的蘇軾為什麼不歸隱?


熟讀蘇軾詩詞的人都知道,在許多詩詞當中,蘇軾一再流露出歸隱山林的強烈願望,並且這種願望是從他剛踏上仕途的時候已經有所表現。比如蘇軾與蘇轍來往詩詞中提到辭官退隱的“風雨對床”之約;又如《水調歌頭·安石在東海》中“一任劉玄德,相對臥高樓”,《臨江仙·夜歸臨皋》中的“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沁園春·孤館燈青》中的“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鬥樽前”,《滿庭芳》中的“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幹忙?”,《行香子·清夜無塵》中的“幾時歸去,做個閒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等等,都反覆重複著自己要隱退的內心渴望。

但是,我們看到的事實卻是,一個滿肚子不合時宜的蘇軾沉浮於宦海之中一生直到終老。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什麼原因致使他這麼“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呢?為何他不學自己所崇拜的陶淵明那樣,不為五斗米折腰毅然掛印而去呢?東方無疾認為有以下四大因素在左右著蘇軾。
一、家族榮耀與家人企盼的牽絆
我們都知道,蘇軾的爺爺蘇序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他老人家意識到要改變命運必須讓孩子們好好讀書,結果他的二兒子,蘇軾的二伯父蘇渙考中了進士。而蘇軾外祖父家族則非常顯赫,本身就是當地的富豪家庭,加上他的舅舅程浚又中了進士並且在眉州當官,其富貴權勢在當時的眉山可謂無人能及。相較之下,蘇洵父子三人顯得弱勢許多,再加上因蘇軾姐姐被程家虐死,蘇家與程家產生了非常大的矛盾,蘇、程兩家遂結下怨仇,互不來往。在這種背景下,蘇家父子發奮讀書,立誓博取功名以光耀門楣,揚眉吐氣。後來的蘇軾一直沒有離開官場,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蘇家的榮耀。

蘇家父子三人之後如願以償考取了功名,蘇軾蘇轍也都當上了朝廷命官。只是蘇軾這個耿直哥在反對變法中得罪了不少朝中權貴,結果自己入獄不說,還牽連了弟弟蘇轍也一道被貶。在湖州任上被捕前,家裡老老少少也有諸多埋怨,抱怨他總是寫這些詩結果得罪人了,官也沒得做了,拜託他不要在寫了,搞得家裡不得安寧。後來在黃州汝州貶謫期結束後,朝廷重新任命蘇軾為官,他自己還猶豫要不要赴任,而所有家人聽到這個消息後都歡天喜地,因為這意味著他們不用再過這種清貧的生活了。家人對權貴生活的嚮往很大程度上左右著蘇軾的選擇。

二、封建社會讀書人的出路
在古代,學而優則仕是讀書人最好的選擇,也是功成名就的必然選擇。我們可以假設一下,假如文采一流的蘇軾沒有進京考取功名做官,那麼他也就沒有這個平臺去發揮自己的聰明才幹,沒有這個平臺便沒有知名度,他的詩詞歌賦也不會流傳那麼廣,也不會有那麼大的影響力;又假如,蘇軾如果不進京考取功名,也就無法得到文壇泰斗歐陽修的賞識和那麼高的評價,那麼蘇軾縱有經天緯地之才學,也不可能成為後來新的文壇盟主,更不可能為後世所推崇和景仰。
我們都知道,蘇軾喜歡寫,他會寫能寫,而且人們也喜歡他寫;我們更知道,蘇軾性情耿直,嫉惡如仇,有什麼話都藏不住,都想一吐為快。一個人好寫會寫加上心直口快,那麼他寫出來的東西必然會得罪人,這樣的人其實是不適合混政壇的,但蘇軾他沒得選,不適合也得湊合著適合,因為政壇是他成名的捷徑。
我們都非常熟悉蘇軾的“飛鴻雪泥”這首詩,這首《與子由澠池懷舊》是他二十四歲寫的,表達了他要“踏雪泥,留指爪”於青史上的雄心壯志。但是在那個時代,讀書人要實現這個願望最直接有效的途經就是當官。

所以我們經常看到一個矛盾體的蘇軾,口口聲聲說著嚮往歸隱後的田園生活,卻始終在官場沉浮。

三、蘇軾個人主觀上:歸隱是有條件的
在《沁園春·孤館燈青》中有這麼幾句:“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從這幾句詞中,我們看到了一個非常自負且雄心萬丈的青年蘇軾。在《南鄉子·和楊元素時移守密州》中“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醉笑陪公三萬場。”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內心獨白:要歸隱可以,但必須在做了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功成名就之後。又如,他在《水調歌頭·安石在東海》寫了這麼幾句:“一旦功成名遂,準擬東還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軒冕。”意思是要以謝安功成名就了不及時隱退為戒,一旦功成名就了就要歸隱,不要為名利所困,這首詞是寫給弟弟蘇轍的。從蘇軾眾多詩詞中我們都能瞭解到他是希望有所建樹後才甘心隱退。
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驗證他這種思想的存在。

在差不多同一時期的名士,先後如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軾等人,這些人都是文壇巨匠,都是社會名流。在他們各自的鼎盛時期,文學修為和名氣上,蘇軾絲毫不遜色於前面四位。但是問題來了,前四者都曾經位極人臣,都執掌過朝政,在政治上有一展抱負的機會。唯獨蘇軾沒有,他最大的職務也就是三品官階的龍圖閣大學士,而且大部分的時間是在地方任知州或者副職。這離他“一旦功成名遂”的目標還有一定的距離,所以他不甘心,總是存有一絲希望,盼望有一日像他的恩師歐陽修一樣得到朝廷的重用,轟轟烈烈建功立業,功成名遂之後還鄉做一醉翁。

四、各種外在力量的左右
有一句俗話叫形勢比人強,形勢力量的強大不是個人可以左右的。蘇軾曾形容自己是磨盤上的螞蟻,自己倒是想安靜下來,只是磨盤什麼時候轉動,卻由不得他自己。
推動磨盤的力量大小主要有三股,變法派也就是所謂的新黨;保守派也就是後來的元佑黨人,這其中包括高太后等;還有一股就是蘇軾的門生故吏。
作為變法派中的呂惠卿和李定舒亶等人,當然是希望能除掉蘇軾最好,但是既然除不掉,也不能放虎歸山,弄個貶謫地困住他,時刻派人監視他,這樣人還能牢牢掌握在手中,隨時可以找機會收拾他。無論是“烏臺詩案”後蘇軾被貶謫黃州汝州,還是紹聖元年貶謫惠州儋州,蘇軾都被變法派牢牢掌控。
高太后及元祐黨人在宋神宗去世後啟用蘇軾,蘇軾本意是不大願意去的,但是高太后還是派兵來到家中“押送”他前去赴任,之後又連升三級至龍圖閣大學士。或是因為蘇軾的才學,東方認為更是因為蘇軾的名士效應,旗幟效應,因為這樣便能籠絡到蘇軾門下和身邊精英的支持。

在徐州任太守期間,蘇軾已經真正成為新的文壇盟主,門下彙集了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等眾多名士,後來元祐年間門生故吏遍佈政壇和學界,這些人與蘇軾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他們當然希望蘇軾能夠一直當官,當大官,這樣他們也能得到庇護。所以說蘇軾身不由己不是矯情的說辭。

以上這四個方面的因素相互交織,或大或小的影響了蘇軾的人生決定,最終導致他無法完成灑脫的歸隱山林的夙願。雖然他在元豐年間黃州的五年“識字農夫”身份,以及紹聖元年之後惠州儋州的閒散時光,貌似無官一身輕的悠閒自得。但是我們必須搞清楚,這些所謂的悠閒自得時光,是蘇軾被貶謫期間的生活,是被動的,而不是主動辭官歸隱,而且在貶謫期間還掛著小官的虛職,這都說明了蘇軾自始至終,從未離開官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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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無疾

蘇軾可謂少年得志,嘉祐二年(1057年)二十二歲的他應試汴京,文章第一,深得當時文壇領袖歐陽修、詩壇名宿梅堯臣的賞識,名動京師。

嘉祐六年,應制策試入第三等。制策考試十年一次,由皇帝親自主持,只有五名錄取名額,一二等是虛設,第三等為最,“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蘇轍入第四等。仁宗皇帝讀了蘇軾兄弟的制策,龍心大悅,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此時,蘇家兄弟紅及朝堂內外,是大宋王朝著力培養的對象。

熙寧四年(1071年),終於因為反對變法與王安石發生矛盾。蘇軾於是自請離京任職,這是他政治失意的開始。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這隻能算是一小段波折,還不足以讓他對人生、對生活的希望破滅。八年後(元豐二年,即1079年)的烏臺詩案,差點掉了腦袋,可謂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了。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穀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臨江仙》)

這首《臨江仙》寫於元豐五年九月,烏臺詩案已經過了三年,驚魂甫定,蘇軾的心境可以說跌落到了冰點。雖然名義上是黃州團練副史,實際上是被軟禁的罪人。心灰意冷人之常情。“長恨此身非我有”,這是他對自己遭遇的憤懣和無奈;“何時忘卻營營”,擺脫虛名浮利,避開俗世,求得心靈的徹底解脫;“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據說蘇東坡寫了這首詞,第二天太守徐君猷聽說後大驚,以為蘇東坡真的“掛冠服江邊”駕舟而去,急忙親往東坡雪堂拜訪,卻見東坡“鼻息已雷鳴”!

蘇東坡真動避世歸隱的心思了嗎?正如他在另一首詞《行香子·述懷》中所表達的:“且陶陶,樂盡天真,幾時歸去,作個閒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什麼時候才能過上這種嚮往的“君子陶陶……其樂只且”(《詩經·王風·君子陽陽》)的日子?看起來歸隱田園,“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的生活,對蘇東坡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蘇東坡在屢受政治和生活的打擊,不但沒有避世逃遁,而是採取了積極入世的態度。哲宗即位後重被啟用,先後為朝奉郎知登州、禮部郎中、起居舍人、中書舍人、翰學士、知制誥……離宰相只差一步之遙,又不能見容於司馬光的舊黨,開始同情起王安石的“新黨”。於是又自請外調,元祐四年(1089年)知杭州……

蘇東坡似乎越受打擊,他的“入世”態度似乎越堅決。那麼,他為什麼不學陶淵明呢?

所謂言為心聲,從他的詩文中,似乎能尋找出一些蛛絲馬跡。

“老夫聊發少年狂……親射虎,看孫郎。”(《江城子》)這首詞作於熙寧八年,些時的蘇軾正值壯年,一時的失意並不能消磨他的銳氣,和後來的辛棄疾一樣,宋代豪放的詩人都有一腔濃烈的國家情懷。就是他想起亡妻“無處話淒涼”(《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的時候,仍然不忘安慰他七年未見的弟弟“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從他在《水調歌頭》中所表達出來的思想,詩人眷戀的是現實,並非是要隱世。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經歷了生活的坎坷,蘇軾的思想也在悄然地發生著變化,尤其是烏臺詩案以後,蘇軾不僅在詩詞藝術上,對待人生的態度也都非常成熟了。“一蓑煙雨任平生”,“也無風雨也無晴”(《定風波》)。烏臺詩案,使他在思想和藝術上都得了蛻變和昇華,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是什麼在支撐著他面對生活遭際的呢?是封建士大夫的虛榮,在貪圖著紅塵虛名浮利?不見得!

“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謾思茶,敲門試問野人家。”(《浣溪沙》)這首詞寫於烏臺詩案頭一年,蘇軾知徐州。詞中描寫完全是農村人物、風情,有意思的是“惟欲睡”、“謾思茶”時,蘇軾不是催車打馬奔他的府衙,而是“敲門試問野人家”。這個舉動,就是放到今天,也得說是非常親民。當時春旱,後得雨,蘇軾前往徐門石潭謝雨途中,“敲門試問野人家”,只是要討口水喝嗎?作為地方官,他關心的更多的可能是農時,是民間的疾苦。

蘇軾出身於士大夫家庭,卻常以“世農”自謂,“非餘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題淵明詩》)。這是他與社會底層民眾感情相通的地方。也是他歷任地方官時,能關心民眾疾苦,興修水利、改進農業生產、保護民眾利益等的原動力。一個封建士大夫能夠自覺地做到這一點,實是難能可貴。

蘇東坡一生築過三條長堤,分在杭州、潁州(安徽阜陽)、惠州(廣東惠陽)。被貶至惠州時甚至是把皇帝賞賜的黃金拿出來,捐肋疏浚西湖、築堤。“東坡處處築蘇堤”,如果只有私心,沒有一番為民的情懷,一個封建士大夫如何做得到?

可以說蘇東坡一生都用情致深,於國、於家、於民、於文,把一份深情都做到了極致。

在政治上,王安石是以國為情懷,蘇東坡是以民為情懷。雖然政見不同,倒也有那麼點殊途同歸的意思。這也是在王罷相後,兩個於宋之世的兩位偉大的人物將恩怨都付之予一笑。

正是有這份情懷,在他六十歲時正被貶惠州,愛妾朝雲去世,年僅34歲,儘管現實生活沒了一個重要的精神支柱,但他濟世的理想和信念仍沒有動搖。“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超然臺記》)正是這種老莊哲學使他曠達而超脫。他把對朝雲的思念都寄託在筆下,連寫《悼朝雲》、《縱筆》、《丙子重九二首》、《西江月》等多首詩詞。


陶淵明本著“四十無聞,斯不足畏”的態度,為母守孝後再度出仕,即想為官一展宏圖,可是仍然譽戀的是田園,“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後終於辭官,而是一辭再辭。直到他妹妹在武昌去世,作《歸去來兮辭》,解印歸田,開始了歸隱生活。

王陽明對“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論語·子罕》)的解讀是“聞”即“聞道”,而“非無聲聞也”。看來蘇東坡早在數百年前就懂了,儘管他在詩詞中屢屢慨嘆“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但他仍然執著“一蓑煙雨任平生”,皆是他“以見餘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任憑人生坎,始終以樂觀向上的積極態度去追求人生的價值,在蘇東坡身上體現出來的,正是千百年來我國知識分子所追求的高尚品質。


燕北林叢

我認為蘇東坡在文學領域的地位被過度抬高,他的詞勉算一流,詩可二流,書法至多三流。我知道我這樣說,一大批蘇粉會給我丟臭雞蛋。 在這裡簡要陳述下理由。

(1)說東坡是豪放派代表比較勉強,實際上他是典型的婉約派詞人。蘇東坡的詞,印象深刻的只有三首算豪放詞,《江城子·密州出獵》、《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和《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確實不錯,密州出獵壓根就是聲大而無實。史書也說東坡詞一分豪放九分婉約,最大的貢獻是他首先把詞改變了畫風。也就是說豪放詞他先發明創造的,所以他就是巨匠和大師,這個明顯是有失公允。



(2)東坡非常自戀,恃才傲物不知自斂。 史載,一日東坡拜見王安石,適逢王不在府上。見桌上有首詠菊詩剛寫了一半,“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東坡認為菊花只會調謝枯萎而不落瓣,何來“滿地金”一說。於是揮毫續詩“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後來自己被貶到黃州,看見枯菊花瓣果然紛紛飄落,才恍然大悟改錯了王安石的詩。要知道,王安石啥人,是當朝宰相,作為下屬你還真夠能的,好在王安石肚量大,沒跟他計較。

(3)仙才天才的稱謂名不副實。個見,蘇東坡詩不如陸放翁,詞不及辛稼軒,但矯情做秀功夫遠超二人。東坡之詞,多系非月則酒,非夢則遊,格局很小,偶小驚豔,也是吟風弄月茶酒棋琴之間小吟之趣,不足久觀。世人多譽東坡詩書文三絕,抱庸以為尚可,但無一登峰造極。



(4)東坡性情雖夠風流,但為人不坦率,比較虛偽。最明顯的就是天天喊著想歸隱賦閒,就不捨不掉烏紗不願辭官。如他的詞行香子·清夜無塵: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嘆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

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真。幾時歸去,作個閒人。對一長琴,一壺酒,一溪雲。

沒人攔著你辭職,不辭就別哼唧,光說不練,心口不一。


抱庸齋主

如果他選擇退隱,那麼就真的離死不遠了!

王摩詰有一首詩,詩中說“聖代無隱者”,也就是說,盛世之下,是沒有隱士的,反過來,如果有隱居之人,那麼就不是盛世,不是盛世,自然是皇帝努力不夠,或者朝綱不振。

孟夫子有一句詩,詩中說“不才明主棄”,也就是說,如果你退隱了,相當於暗示皇帝用人不明,識人不察,你這基本上是屬於暗中譏諷皇帝不做為,瞎眼了!

所以,唐朝之後,只要不是亂世,隱退的文人幾乎沒有!

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更是不能!因為無處可隱,尤其是曾經當過官的,更尤其是名聞天下的

何況是東坡大叔!

大叔太出名了!出名到全世界都知道他,如果他不做官了,你猜世人會如何猜想?是不是受委屈了?是不是受小人陷害了?是不是對皇帝不滿了?是不是對宋朝失望了?

哪怕是無心之舉,經過有心人的揣磨和渲染之下,這個隱退就會變成另一個味道!

所以,你可以放縱,你可以寄情,你可以笑罵,但是,你偏偏不能退隱。何況,皇帝也不允許你隱退,東坡必須在皇帝的眼裡。

何況,東坡被貶,到底是一種被驅逐,還是一種變相的保護,誰又能說得清。

雷霆雨露,俱是君恩!

他不能退!一退,就是死!或者,生不如死!


亦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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