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前的紅軍長征，舉世矚目，今天的中國無人不知，歷時一年，行程二萬五千裡，雖然損失慘重，但卻使得中國革命浴火重生，留下了一大批精英。為什麼在那麼艱難困苦的條件下，紅軍還是衝破層層險阻，勝利到達陝北？
當年紅軍電臺有一條基本原則:人在密碼在，人亡密碼亡。遇到危急關頭，首先砸毀電臺。機要人員會銷燬掉所有的機密文件，直至犧牲生命也不洩露。國民黨軍隊被成建制的整旅、整師消滅時，卻常常出現電臺連同密碼一起被繳獲的現象。紅軍長征到達陝甘革命根據地後，時任紅一方面軍司令員的彭德懷說過:“憑著紅軍指戰員的英勇和出色的偵察工作，才免於全軍覆沒而到達陝北。”
紅軍長征的先頭部隊有一批出色的偵察兵，他們化裝探路，抓舌頭，為後續部隊提供準確的情報，其功不可沒。不過這類偵察只具有一般的戰術價值，很難獲得敵方高層的計劃和整體部署。而在長征途中不斷破獲國民黨的密電碼，才是紅軍偵察工作最出色、最成功之處。
1976年深秋，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和當時的中央調查部長羅青長談起情報工作時說:“《長征組歌》中不是有這麼一句話嗎？‘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錯，毛主席用兵確有過人之處，但他也是以情報做基礎的。”“紅軍四渡赤水河時，中央負責情報工作的是總理、伯承、劍英、克農和陳賡、曾稀聖、王諍等，對敵情瞭如指掌。紅軍之所以敢於在雲貴川湘幾個老軍閥的防區穿插往返，如魚得水，就是因為我們在龍雲、王家烈、劉湘、何鍵的內部安插了我們的人，並且破獲了他們的密碼”。
1929年，周恩來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以其獨有的遠見卓識，敏銳地瞄準了當時的無線電先進技術，在上海秘密組建無線電人員培訓班，並委託蘇聯幫助訓練了一批電臺工作人員。蘇聯的無線電偵破和保密技術，在世界上已處於先進之列，因此，中國共產黨的無線電通訊工作從一開始，就體現了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與本國人員艱苦奮鬥相結合的精神。打入國民黨高層和特務機關內部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員，也智取了敵核心部門的一些密碼本，不僅以此譯出許多重要情報，也掌握了其編碼規律。
進入上世紀30年代，正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信息革命，電報、電話、無線電得到廣範應用，此時的戰場信息控制權主要在電磁頻譜領域進行，對抗的目標主要是信息獲取系統和信息傳遞系統。中央在蘇聯和國內培訓的電訊人員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紅軍中，他們結合學到的技術和獲取的敵情，又結合實踐刻苦鑽研，終於掌握了破譯敵人密碼的獨特方式，破譯成功率幾達百分之百。
紅軍從1931年的第二次反“圍剿”開始，便能截獲破譯國民黨軍的電碼，使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在指揮第二、第三次反“圍剿”時對敵情瞭如指掌。不過到了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國民黨軍各部大都在蘇區周圍相對固定的位置作戰，主要靠固定電話指揮，使紅軍難以全部掌握敵軍的指揮和部署情況。
長征開始後，敵我雙方的軍隊都處於運動之中。由於當時國內沒有建立有線電話網，蔣介石對國民黨軍各軍、師下達命令主要通過無線電報發送。此刻，紅軍的電碼破譯活動達到了高潮，敵方的電令大多數都能截獲，破譯成功率幾乎達到百分之百。例如紅四方面軍的電臺臺長宋侃夫，在內部被稱為 “本子”，意思是他拿到電臺收到的國民黨軍電碼，不用查對密碼本，便能心中有數地把它的內容念出來，基本上不會有差錯。
在中央紅軍長征時，負責電訊偵察的軍委二局提供的一個個準確情報，幫助中央紅軍擺脫了危險。如湘江之戰後，中央紅軍不按原計劃到湘西和紅二、六軍團會合，而是折向貴州。這由於得到情報：蔣介石已經判明瞭我們與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正在我們前進的方向佈置了五倍於我的強大兵力，設下口袋陣等我們去鑽。紅軍當機立斷轉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讓蔣介石白忙活了一通。
長期以來很多人都有一個疑惑，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之下，遵義會議何以能夠從容召開？據當時擔任紅軍總部作戰參謀的呂黎平回憶：“從總部二局破譯的敵人電報中獲知，追擊紅軍的薛嶽兵團的兩個縱隊雖然已經進入貴州，但尚未渡過烏江。蔣介石圍攻遵義的部署亦尚未完成。黨中央與中革委立即利用這一空隙時間，就地休整擴大紅軍。”
遵義會議後的土城之戰，由於情報工作出現失誤，沒有打好，遂有了後來四渡赤水的神來之筆。二渡赤水時，紅軍截獲了國民黨第二路軍總司令、雲南省主席龍雲《作戰方略》的電令，掌握了敵人對紅軍包圍圈最薄弱環節在黔北王家烈部，因此決定回師東進殺了個回馬槍，讓蔣介石連呼“奇恥大辱”。
1932年3月2日，蔣介石親赴重慶召開軍事會議，決定重啟“鐵桶計劃”，就地遍築碉堡與重點進攻相結合，以圖困住紅軍，使其難以“運動”。並且決定“御駕親征”飛臨貴陽。
重慶地下黨很快就獲取了蔣介石剛制定的作戰計劃及其行蹤，迅速傳給了紅四方面軍，四方面軍又迅速報告了中央紅軍。這一機密情報對紅軍領導層的決策起了重要作用。
一個巧妙又大膽的軍事行動，在毛澤東那大無畏的胸中成熟了。他利用蔣介石即將到達貴陽的情報開始了令人歎為觀止的“斬首行動”，命令紅軍第四次渡過赤水南下貴陽。
毛澤東先是指揮紅軍作出一付要進攻遵義的假象，在確知蔣介石已經抵達貴陽後，即刻命令紅軍迅速南下，很快兵臨城下，迫使蔣介石調出守衛雲南的滇軍前來“護駕”。在監聽到滇軍出動東進的消息後，紅軍馬上繞過貴陽城向西南疾進，長驅直入雲南，讓蔣介石想把紅軍圍困在赤水兩岸的企圖成為泡影。
在後來的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等一系列行動中莫不如此。長征結束後，毛澤東高度評價和讚揚曾希聖和他領導的軍委二局說，沒有二局，紅軍長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們就像打著燈籠走夜路。
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後的半年間，大部隊白天行軍，電臺人員只好收起機器跟隨行動，路上無法進行工作。此時，紅四方面軍的電臺還在川陝蘇區的固定位置，他們給中央紅軍提供了極大的幫助。早在1933年廖承志從上海來到紅四方面軍時，就帶來了中央給紅四方面軍的一本敵軍密碼電報破譯法。這本密碼電報破譯法在紅軍長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於是紅四方面軍在白天負責截收、收集敵方信息，整理彙總。
天黑後，一方面軍的電臺到達宿營地，四方面軍的電臺馬上把截獲內容電告一方面軍。接著，一方面軍的電臺在夜間工作，截獲國民黨軍夜間的電報通信。一、四方面軍相隔數千裡仍保持著接力方式的相互配合，才確保了在長征中幾乎不間斷、無遺漏地截收敵軍的全部電報。
後來，紅四方面軍從四川西部長征北上，白天電臺停機行軍，又是一方面軍的電臺截收破譯敵軍電碼，再通知四方面軍的電臺。
當中央紅軍長征時，紅六軍有一部電臺，先後由一、四方面軍的電臺同其保持聯絡，也能分享到情報。在長江以北活動的紅二十五軍沒有電臺，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前，他們同中央聯絡要靠交通員，走一次需要幾個月，溝通信息非常困難。毛澤東到達陝北後，見到由紅二十五軍和陝北紅軍合編的紅十五軍團首長徐海東，馬上分配給他一部電臺，這樣各支主力紅軍都有了電臺，都可以保障電訊聯繫並對敵實施偵察。
可以想見，在敵我力量對比極其懸殊的情況下，紅軍能夠取得勝利，紅軍電臺的偵聽技術人員默默作出了何等重大的貢獻！除了軍委二局局長曾希聖，還有紅一方面軍的電臺臺長王錚，紅四方面軍的宋侃夫、王子綱等人。紅四方面軍密碼破譯專家蔡威在長征中帶病工作，被擔架抬出草地時病逝。總司令部的領導人非常傷感地說:“我們失去了一雙寶貴的眼睛。”出於保密需要，直至上世紀80年代，蔡威的福建老家才公佈了他的英雄事蹟，並把埋在甘肅的遺骸運回家鄉隆重安葬。在紅軍長征乃至整個中國革命戰爭中，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內情大都能細緻掌握，國民黨對共產黨的行動卻基本茫然不知。毛澤東稱讚長征時擔任軍委二局局長的曾希聖說，曾希聖同志是搞“玻璃杯”的，我們和蔣介石打仗，好像杯裡壓寶，看得準、贏得了。
在長征中，國民黨的密碼紅軍能夠偵破，紅軍的密碼敵軍卻從來無法破譯。當年紅軍電臺有一條基本要求:“人在密碼在，人亡密碼亡。”遇到危急關頭，首先砸電臺毀電碼。如中央蘇區失陷時，紅十軍團在懷玉山失敗時，機要人員都會毀掉一切機密，直至犧牲也不洩露。國民黨軍隊被紅軍成師、成旅地消滅時，卻一再出現電臺連同密碼一同被俘獲的現象，不少電訊人員受到教育後還參加了紅軍。
在電訊保密問題上，充分體現出國民黨當局的效率低下。1931年4月，中共中央負責保衛工作的顧順章被捕叛變，國民黨特務頭子徐恩曾知道了自己的秘書錢壯飛是共產黨，而且已破譯了他身上的密電碼。
徐恩曾卻害怕蔣介石追究他用人失察，多年間一直和同僚們串通一氣，共同隱瞞密電碼已被破譯一事。蔣介石從在大陸失敗一直至1975年病死，都不知道這件事的真相。
因此，從戰場信息掌控能力來看，國共之間我強敵弱的形勢是顯而易見的，紅軍長征的勝利，除了人所共知的原因外，情報人員的默默付出也是極其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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