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前的红军长征，举世瞩目，今天的中国无人不知，历时一年，行程二万五千里，虽然损失惨重，但却使得中国革命浴火重生，留下了一大批精英。为什么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红军还是冲破层层险阻，胜利到达陕北？
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原则: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毁电台。机要人员会销毁掉所有的机密文件，直至牺牲生命也不泄露。国民党军队被成建制的整旅、整师消灭时，却常常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起被缴获的现象。红军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时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
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有一批出色的侦察兵，他们化装探路，抓舌头，为后续部队提供准确的情报，其功不可没。不过这类侦察只具有一般的战术价值，很难获得敌方高层的计划和整体部署。而在长征途中不断破获国民党的密电码，才是红军侦察工作最出色、最成功之处。
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当时的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谈起情报工作时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稀圣、王诤等，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1929年，周恩来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以其独有的远见卓识，敏锐地瞄准了当时的无线电先进技术，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在世界上已处于先进之列，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本国人员艰苦奋斗相结合的精神。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部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进入上世纪30年代，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信息革命，电报、电话、无线电得到广范应用，此时的战场信息控制权主要在电磁频谱领域进行，对抗的目标主要是信息获取系统和信息传递系统。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结合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码的独特方式，破译成功率几达百分之百。
红军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便能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不过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固定电话指挥，使红军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
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处于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高潮，敌方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例如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在内部被称为 “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中央红军摆脱了危险。如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不按原计划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是折向贵州。这由于得到情报：蒋介石已经判明了我们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正在我们前进的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设下口袋阵等我们去钻。红军当机立断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让蒋介石白忙活了一通。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有一个疑惑，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遵义会议何以能够从容召开？据当时担任红军总部作战参谋的吕黎平回忆：“从总部二局破译的敌人电报中获知，追击红军的薛岳兵团的两个纵队虽然已经进入贵州，但尚未渡过乌江。蒋介石围攻遵义的部署亦尚未完成。党中央与中革委立即利用这一空隙时间，就地休整扩大红军。”
遵义会议后的土城之战，由于情报工作出现失误，没有打好，遂有了后来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二渡赤水时，红军截获了国民党第二路军总司令、云南省主席龙云《作战方略》的电令，掌握了敌人对红军包围圈最薄弱环节在黔北王家烈部，因此决定回师东进杀了个回马枪，让蒋介石连呼“奇耻大辱”。
1932年3月2日，蒋介石亲赴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重启“铁桶计划”，就地遍筑碉堡与重点进攻相结合，以图困住红军，使其难以“运动”。并且决定“御驾亲征”飞临贵阳。
重庆地下党很快就获取了蒋介石刚制定的作战计划及其行踪，迅速传给了红四方面军，四方面军又迅速报告了中央红军。这一机密情报对红军领导层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
一个巧妙又大胆的军事行动，在毛泽东那大无畏的胸中成熟了。他利用蒋介石即将到达贵阳的情报开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斩首行动”，命令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南下贵阳。
毛泽东先是指挥红军作出一付要进攻遵义的假象，在确知蒋介石已经抵达贵阳后，即刻命令红军迅速南下，很快兵临城下，迫使蒋介石调出守卫云南的滇军前来“护驾”。在监听到滇军出动东进的消息后，红军马上绕过贵阳城向西南疾进，长驱直入云南，让蒋介石想把红军围困在赤水两岸的企图成为泡影。
在后来的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一系列行动中莫不如此。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的半年间，大部队白天行军，电台人员只好收起机器跟随行动，路上无法进行工作。此时，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在川陕苏区的固定位置，他们给中央红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早在1933年廖承志从上海来到红四方面军时，就带来了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一本敌军密码电报破译法。这本密码电报破译法在红军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是红四方面军在白天负责截收、收集敌方信息，整理汇总。
天黑后，一方面军的电台到达宿营地，四方面军的电台马上把截获内容电告一方面军。接着，一方面军的电台在夜间工作，截获国民党军夜间的电报通信。一、四方面军相隔数千里仍保持着接力方式的相互配合，才确保了在长征中几乎不间断、无遗漏地截收敌军的全部电报。
后来，红四方面军从四川西部长征北上，白天电台停机行军，又是一方面军的电台截收破译敌军电码，再通知四方面军的电台。
当中央红军长征时，红六军有一部电台，先后由一、四方面军的电台同其保持联络，也能分享到情报。在长江以北活动的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他们同中央联络要靠交通员，走一次需要几个月，沟通信息非常困难。毛泽东到达陕北后，见到由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合编的红十五军团首长徐海东，马上分配给他一部电台，这样各支主力红军都有了电台，都可以保障电讯联系并对敌实施侦察。
可以想见，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红军能够取得胜利，红军电台的侦听技术人员默默作出了何等重大的贡献！除了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还有红一方面军的电台台长王铮，红四方面军的宋侃夫、王子纲等人。红四方面军密码破译专家蔡威在长征中带病工作，被担架抬出草地时病逝。总司令部的领导人非常伤感地说:“我们失去了一双宝贵的眼睛。”出于保密需要，直至上世纪80年代，蔡威的福建老家才公布了他的英雄事迹，并把埋在甘肃的遗骸运回家乡隆重安葬。在红军长征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内情大都能细致掌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行动却基本茫然不知。毛泽东称赞长征时担任军委二局局长的曾希圣说，曾希圣同志是搞“玻璃杯”的，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杯里压宝，看得准、赢得了。
在长征中，国民党的密码红军能够侦破，红军的密码敌军却从来无法破译。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如中央苏区失陷时，红十军团在怀玉山失败时，机要人员都会毁掉一切机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却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的现象，不少电讯人员受到教育后还参加了红军。
在电讯保密问题上，充分体现出国民党当局的效率低下。1931年4月，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知道了自己的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而且已破译了他身上的密电码。
徐恩曾却害怕蒋介石追究他用人失察，多年间一直和同僚们串通一气，共同隐瞒密电码已被破译一事。蒋介石从在大陆失败一直至1975年病死，都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因此，从战场信息掌控能力来看，国共之间我强敌弱的形势是显而易见的，红军长征的胜利，除了人所共知的原因外，情报人员的默默付出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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