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婵
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顿觉俗不可耐，不过，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表达方式，索性将就吧。接下来的故事，虽然与青春有关，却与爱情无关。记得上大学时看完《致青春》，室友依依说：长得不好看的人是没有青春的。我就属于这类人，经历过人生十七八，却不曾经历明媚而忧伤的青春。
十七岁那年夏天，母亲把我送到县城，给我租了筒子楼里的一间小屋，然后带我到新学校报到，就这样，我开始了高中生活。学校高大的楼房，平整的操场，厕所可容纳几十人同时如厕，总之，比我农村母校高大上百倍。
我住的地方叫打米厂，纳雍人都知道，它是计划经济时代管粮食的地方，有一个繁荣的过去。后来，国家实行市场经济，打米厂的职工悉数下岗，曾经热闹的打米厂日渐冷清。
第一次到打米厂的时候，是一个烈日高照的午后。发黄的土砖和青黑的瓦砾、开了裂缝的水泥板，全被阳光炙烤得发热发烫，就连路边砂锅里栽种的农作物和花草也是蔫巴死垮的。
从太阳底下走进筒子楼，眼睛一时适应不过来，一片漆黑，像是进了山洞。我的房间在最里面，面积不足10平米，房东准备的家具仅有一张木床，一张书桌，一张四方桌，一张椅子，这几件家具摆放下来，屋里已没多少空地了。
到我房间，要经过十多米的走廊。走廊的两边住着两家人，一家是一对中年夫妻带着一对儿女，一家是一位独居的老奶奶。
这样一个地方，刚开始说不上喜不喜欢，都是母亲提前打听好的。房东是母亲娘家那边的人，按辈分，我叫他们舅舅舅妈。虽然屋子简陋了些，但房租便宜，450元一年。房间安全系数不高，财产方面，就算小偷进屋也没什么可偷的；人身方面，只要人不乱，在哪里都安全。
慢慢地，我对这个地方渐渐熟悉了。进入打米厂的路口处有一家小商店，卖些油盐酱醋和蔬菜，再往里走几步，宽敞的院子被改造成废品回收站，收废品的老板是个中年男子，打下手的是个年轻女人，每天都有人拿废品来卖，有的用背篓背，有的用板车拉。
老板经常把收到的旧书处理，我去挑过几次，一元一本。每次都以为能找到小说之类的，一看都是学习资料，很多还是崭新的，连名字也没写。
学生时代就是这样，大家总爱买许多辅导资料，结果一学期下来，有的资料连摸都没摸过，很是可悲。更可悲的是，所有的书籍，无论看没看过，最后都难逃被卖掉的下场。
有这么一句话：学生时代，用一麻袋的钱，买了几麻袋的书，毕业后，把所有的书卖了，所得的钱还不够买一个麻袋。这大概就是终极的悲哀吧。
打米厂内有一座大房子，被改造成了蜂窝煤厂。在筒子楼的两年间，我烧的蜂窝煤几乎出自这个煤厂。
那时候，蜂窝煤才卖一角七分钱一个，不过这是出厂价，需要自己搬运。若是卖煤师傅送上门，就是两角钱一个。为了省那三分钱的运费，我一向自己去搬煤。
煤厂老板是个年轻大姐，为人热情，也住在打米厂内，算半个邻居。每次去买煤，她都会借给我挑煤球的担子。我也不敢挑多，一次就50个，一边担子上堆25个。接着挑两趟，满100个才付钱。
由于小时候挑东西没学会换肩膀，一直都是左肩挑，感觉右肩没力气。所以左肩挑累了就得停下来歇气。从蜂窝煤厂到我住的房间有200米左右，我中途要歇一歇才能到。还好没有楼梯，要不然我挑着担子是上不去的。
门口那家男主人是山东的，他第一次看到我挑煤球的时候，用一口山东话说：“你这姑娘个子小小的，力气还挺大哈。”我挑着煤，没有多余的力气说话，只能对他微笑。
那时候，觉得什么都好贵，一角七分钱一个煤球也是一样的贵。所以，都舍得不浪费，做完饭就立即把火炉的盖子盖上。
周围的住户大都烧块煤，租房住的学生都烧蜂窝煤，所以，结识一两个学生很有必要，万一炉子熄了好有个可以换煤球的地方。另外一栋房子里住的女孩就经常来我这里换煤球，她是另一个中学的，我们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只在换煤球那短短的时间里有交流。
我房间的窗户外是通往公厕的路。全打米厂几十户人上厕所都在这个公厕，窗外经常人来人往，所以，我的窗户直接钉死，一年四季都不打开。
课余时间，总有做不完的习题。每天回到出租屋，吃了饭就是做作业，尽管如此，那个年代少女喜欢的郭敬明、周杰伦等我也喜欢。所以，抽闲等空，我还是看完了《梦里花落知多少》《幻城》，夜深人静的时候，复读机里也播放《七里香》《千里之外》。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喜欢的文艺。
我房间的后面是一个汽车修理厂，里面每天会发出砰砰蹦蹦的声音，午休总是不踏实。每到周末，附近租房的学生总爱邀约一起打羽毛球，一打就是一下午，直到大家都觉得累了，才各自回屋。
尽管筒子楼里昏暗，逼仄，破旧，租住在这里的学生依然阳光、自信，充满活力。如今，他们有的成为教师、有的成为医生、有的成了公务员，在各自的岗位运转，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想起住在筒子楼的岁月。于我而言，筒子楼已深深刻在脑海中，那里的人、那里的事，那里的青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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