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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对自然万物的认识程度逐渐提高，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逐渐增强，对自然和神灵的热切崇拜逐渐变成了控制和利用，咒的衰落成为了必然的趋势。李炳泽表示：
“咒在古代的文化地位和功能以及影响的余波，决定了它在后世衰落之后找到替身加以放纵。”
而这个替身，无疑就是骂。
首先，从语言的角度来看，由“咒”衍生出的“咒骂”一词，即是其衰落后融入骂的有力证明。
黄帝的“祝邪之文”和东方朔的“骂鬼之书”，皆是以咒为骂、援咒助骂的先驱。不少短小精悍的咒语为骂所吸收，扩充了骂的语言容量，如“该死的”、“天杀的”、“短命鬼”、“挨千刀”、“不得好死”、“天打雷劈”、“断子绝孙”、“根芽不留”等。
这些骂词多是日常生活中的禁忌语，只有在放纵咒骂的时候才会出现。被骂吸收进来的咒语，形式上跳过了驱使神灵的环节，而把诅咒的话语直接宣诸于口。这样的例子，在明代小说《金瓶梅》里俯拾皆是：
如第七回，杨姑娘在孟玉楼的婚礼上骂张四舅：“张四，你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骗口张舌的好淡扯！到明日死了时，不使了绳子杠子！”
第五十八回，潘姥姥受了潘金莲的气，回骂她：“贼作死的短寿命，我怎的外合里差？我来你家讨冷饭吃？教你恁顿捽我！”
第五十九回，西门庆摔死了雪狮子，被潘金莲骂道：“他到阴司里，明日还问你要命，你慌怎的，贼不逢好死变心的强盗！”
语言学家王力在《诅咒》一文中写到，喜欢诅咒的人多数是女人，看来不无道理。
骂不仅吸收了咒的语言，也继承了它的某些特点。咒总是相伴着一系列仪式进行的，具有强烈的表演性和戏剧性。
随着咒的衰落，与之相伴的仪式有的演变为骂的民俗活动，如中国河南灵宝东西常村“骂社火”、日本年节骂俗“砸次透那”等，从中尚可以看出咒的仪式与骂的活动兼容共存的形态；有的则进一步简化，融合到骂姿之中，如诅咒别人的时候，手指天、脚跺地、拍手掌、吐口水的动作。
《三国志演义》第二十三回“祢正平祼衣骂贼”，孔融把名士祢衡推荐给曹操，曹操“令为鼓吏以辱之”。翌日，曹操在省厅上大宴宾客，祢衡作《渔阳三鼓》，借此发泄心中愤懑，甚至脱去衣服，“裸体而立”，当着满朝文武大骂曹操。
“击鼓骂曹”与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如苗族、蒙古族）击鼓念咒的仪式非常相似，鼓声如雷鸣，击鼓能起到沟通天人、驱邪镇恶的作用。所谓“一鼓作气”，合着隆隆鼓声的骂，充满了音乐性和节奏感，也助长了骂者的气势与威力。
《战国策·燕策》记载，荆轲刺秦王，“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两脚岔开，形如簸箕，是极不礼貌的、故意轻侮的姿势。到了生死的紧要关头，荆轲反而对强敌出示轻蔑的姿态，尽显豪侠义士的风范与境界。
“箕踞以骂”，这个看似傲慢的动作，或许与庄子在妻子葬礼上“箕踞鼓盆而歌”的丧葬仪式，也有某种关联，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生者对死亡的厌恶与蔑视。
有一类咒称为“原咒”，与其他咒语不同，“原咒”以直呼灵物之名为主要特征，如《礼记·郊特牲》所载的伊蓍氏腊词，就是一则典型的“原咒”：“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浙江一带流传的许多驱虫咒语，形式上接近骂，其实也属于“原咒”。浙江淳安县在端午节洒石灰驱除蜈蚣蝎螯，口中念念有词：
“石灰撒一撒，蜈蚣蝎螯都死蹋。石灰啄一啄，蜈蚣蝎螯不出屋。石灰腌一腌，蜈蚣蝎螯不出现。”
义乌一带的妇女用火把照着墙角：“蚊虫娘，不要在家叮婆娘，快到田里叮稻秧。”绍兴地区，妇女们右手执桃枝、艾草、菖蒲、大蒜，左手拿一碗雄黄酒，在屋里四个角落各喷一口酒，用菖蒲束甩打几下，口念：“苍蝇蚊子出去，蛇虫百脚出去。”
农历七月七日，一些地方要“炒蚂蚁”，把瓜子、花生、白果在锅里翻炒，象征把蚂蚁炒死，同时念咒语：“炒蚂蚁来烧蚂蚁，千家万户除蚂蚁。七七送你西天去，从此永远莫回乡。”
在日本，为了驱除灾害疾病，于立春前一天“节分”，进行洒豆赶鬼的民俗活动。人们把炒好的黄豆，放在篮子里，撒到房屋四处，口念：“鬼出去！福进来！鬼出去！福进来！”
“原咒式”的骂基本都发生在人与物之间，例如：
烈日下劳作的农民抬头骂太阳：“你这日头快下山！怎得今日定在天上不动了？”小孩被门槛绊倒了，母亲边打门槛边骂：“坏东西！再绊着人就把你拆了！”碰到乌鸦当头，骂一声：“黑孙。”或念口诀：“老鸹叫，事不由，煮了一锅老鸹头；你一碗，我一碗，吃了老鸹祸事免。”好像说过之后，霉运和晦气也一并带走了，骂在这里发挥的是咒的效用。
还有一种介于咒和骂之间的特殊现象，就是赌咒，又可唤作“起誓”、“发誓”、“骂誓”。
民谚有云：“三分赌咒，七分骂人。”不难看出它与骂的亲密关系。参与到骂中的赌咒，多发生在双方争执的高潮阶段，是骂者用来壮大声势、为骂助阵的武器，如：“骗你是小狗！”“谁不敢就是龟孙子！”“做不到就天打雷劈！”
赌咒发誓会给骂带来戏剧性的效果，一方面下赌注，一方面发咒愿，将咒语也作为赌注的一部分，并请神灵前来监督作证，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人在赌咒发誓时，指天踏地、怒目圆睁的体态语言，在咒的仪式里也是极其常见的。
值得一提的是，骂常被认为和咒一样，既有危害性和破坏力，也发挥着辟邪祈福、祛病禳灾的功能。
在日常生活中，“杀千刀”、“讨厌鬼”、“死家伙”成为了恋人间的谑称，长辈也会把小辈唤作“该死的”、“讨债鬼”、“小瘪三”，看似恶毒的骂语，表露的却是充满爱意的、正面的、积极的含义。
在某些民间故事里，骂还被赋予了治愈疾病的神奇效用。譬如关于神医华佗的故事：
说华佗给一位郡守治病，收下很多钱物后却弃之而去，临走还留了封信，把郡守先生痛骂了一顿。郡守见信，气得大发雷霆，吐了几升黑血，谁知疾病竟然就这样好了。
还有《聊斋志异》里“骂鸭”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白家庄有个村民，偷了邻居的鸭煮来吃。半夜觉得全身的皮肤刺痒难耐。等到天亮一看，原来浑身长满了鸭毛。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位仙人告诉他：“你的病是老天爷对你的惩罚，要让失主狠狠骂你一顿，鸭毛才会脱落。”可是邻居老人一向宽厚，平常丢失东西，也不形于声色。偷鸭人就骗他说：“您的鸭子是给别人偷走的，那个人最怕挨骂，您骂他一顿，也可以警告他不要再偷窃。”老人却笑着说：“谁有闲功夫去骂那些恶人呢？”偷鸭人感到更加难堪，只好把实情合盘托出。老人这才破口大骂，偷鸭人的病果然很快就好了。
聊斋俚曲戏有一出《求骂》，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骂可以宣泄愤怒、调节情绪、平衡身心，达到“心灵排毒”的功效。然而，被骂者不参与骂的活动、最后病愈的情况，似乎也是借助于骂驱邪除疫的语言灵力。
或许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像“骂鸭”故事里做了亏心事的人，被痛痛快快地骂一场，最终获得了道德上的救赎，洗刷了内心的罪恶感，治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病，更是心理上的病。作者蒲松龄也说：
“甚矣，攘者之可惧也：一攘而鸭毛生！甚矣，骂者之宜戒也：一骂而盗罪减！然为善有术，彼邻翁者，是以骂行其慈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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