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向日葵”自閉症康復中心，一個孩子在黑板上演算。
一切都看上去與幼兒園沒什麼區別：房間是五顏六色的，七八個孩子整齊地躺在地墊上午休，他們熟睡的小臉上有的還掛著笑意，好像正在做著甜美的夢。有些孩子眨著眼睛，側著頭害羞地打量陌生來客。
連“向日葵”這個名字都是幼兒園常用的。但天津向日葵自閉症康復中心22個孩子裡的每一個都有一段讓人心酸的身世。他們從2歲到22歲不等，都是不同程度的自閉症患者。
坐落於天津大港一個普通居民小區的這家公益機構，從外面看與普通住宅沒有什麼分別，不同的是，它為貧困家庭的自閉症兒童提供託管和康復訓練服務。
4年前，李豔英從公立幼兒園退休後來到這裡。她在退休之前無意中聽說了這個救助自閉症兒童的組織。做了一輩子的幼教工作，接觸的都是普通的孩子，她懷著好奇心報名成為義工。
當時她看到的這個地方，每一處都與她服務過的幼兒園形成了巨大反差。逼仄的室內幾乎沒有一件專業的教具，午休時孩子們就擠在薄薄的地毯上，衣服隨意堆在地上。沒有空調和熱水器，老師們輪流給孩子們做飯洗衣。
家訪中所瞭解的情況讓她更加揪心。這些孩子大多來自單親家庭，而他們的發病，往往是造成父母婚姻觸礁的關鍵因素。最孤獨的孩子疊加了孤獨的父母，境遇雪上加霜。
土豆蘿蔔、蘿蔔土豆
以前，“向日葵”不提供午餐，現實條件只夠把孩子們帶來的飯菜加熱。一個叫尹名(化名)的孩子，飯盒裡的蔬菜總是土豆蘿蔔、蘿蔔土豆。李豔英去他家裡看到，這是一位困頓的單身父親，廚房裡只有饅頭。土豆蘿蔔已經是這個家庭能夠給孩子最好的營養了。孩子父親告訴她，他填飽肚子就行，要讓孩子“吃好點兒”。
尹名的父親只能在住所附近打打零工。對像他這樣的單親家長來說，自閉症是一把沉重的枷鎖，把他們拴在獨力照顧孩子的位置，無法從事全職工作，經濟狀況更加困難。
李豔英聯繫了附近的一家銀行，與經理商議是否可以將食堂每天剩下的飯菜留一點。這對父子靠著食堂剩飯改善了一段時間伙食，直到那位好心的經理調走。
最初，李豔英原本只是想來“向日葵”體驗一下，然而目睹的那些不幸一再絆住她，推遲她離開的日子。最讓她放心不下的是一位單親母親，承受不了生活的重壓，絕望之下跳樓自殺，所幸搶救及時，保住了性命，雙腿卻已粉碎性骨折。
“我走了，孩子們怎麼辦？這些單親媽媽怎麼辦？”她接手了“向日葵”。過去4年裡，她聯繫企業捐來了二手空調，添置了熱水器、洗衣機、圖書櫃，也為這些家庭募集衣物、聯繫工作，甚至去幫單親媽媽討要被拖欠的工資。
車庫裡的家
天津迎來2018年第一場雪的那天，“向日葵”的幾個孩子生病請了假，李豔英放心不下，挨個去他們家裡探望。
知道李老師要來，丁寧(化名)的媽媽在門口等了許久。她叫關小微，今年35歲，幾年前孩子被確診為自閉症以後，丈夫與她離婚。她的兒子是“向日葵”裡自閉症最嚴重的孩子，被評定為“一級殘疾”。
不足20平方米的房間內，靠牆的兩張上下床幾乎佔去了三分之一。幾十袋分裝好的東北木耳——她以出售山貨為生——把過道擠得只容單人通過。床邊的暖氣片裡有水流的聲音，伸手去摸，熱的，“這是房東特意給我們開的。”
老家的父母放心不下，擔心她病情復發，也跟著搬了過來，在附近一家燒烤店打工，總是凌晨一兩點鐘才能下班回家。
“爹媽都五六十歲了，腿腳也不好，可他們堅持睡在上鋪，擔心孩子晚上睡在上面會掉下來。”關小微哽咽著說，父母把她撫養成人，沒來得及享受一天她的孝順，到了晚年還在為她和她的孩子操心。
在她小時候，父母農忙回家累了，睡覺會打鼾。他們和她住一起後，擔心吵醒孩子，因此儘管每天上班很辛苦，卻從來沒有讓她聽到過一次鼾聲。
一層5毫米厚的玻璃隔開了室內室外兩個天地，外面是冰天雪地，裡面是三世同堂相互取暖的一個親情不等式：爹媽心疼女兒和外孫，女兒心疼爹媽和自己的兒子。
抱在一起取暖
22歲的李偉民是“向日葵”裡年紀最大的一個孩子，他從機構成立之初就來到了這裡，迄今已有9年。
李偉民躺在床上，聽見是李老師來了，掀開被子算是給她打過招呼，然後又用被子遮住頭，藏進被窩。臨時照看他的舅舅說，最怕這孩子生病，病了哪裡不舒服自己也不會說。
之前，在李老師的幫助下，李偉民的母親到當地一家石化公司打工。公司照顧這位堅強的母親，以低價租給她一套老式公寓棲身。破舊生鏽的防盜門上貼滿了各類小廣告，門縫裡插著一把端午“避五毒”的艾草，像是多年不曾更換，積著蛛網和灰塵。
李偉民屬於“二級殘疾”，但由於外地戶籍，無法在這裡享受社會最低保障，“向日葵”為他免除了所有費用。和丁寧的家庭類似，他的父母也是在他確診之後離異的，當時他只有一歲，父親不想要孩子，也不願提供撫養費。他母親30歲起便獨自拉扯孩子，如今已過“知天命”的年紀。
“偉民媽媽不止一次地給我說，她無數次想過放棄，想過自殺，可是她說自己連死的權利都沒有，說她死了，自己的孩子該怎麼活？”李豔英說，這位母親在兒子患病以後，陌生人來電從來不接，有志願者打電話聯繫不到她，只能通過“向日葵”為她提供捐助。
“向日葵”裡的孩子能夠陸續收到外界的善心捐贈，但捐贈只是杯水車薪。李豔英逐漸意識到，她得為這些家庭找到生路。“讓他們有事做，一方面可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也能轉移他們的注意力，重新開始生活。‘輸血’總是不如自身‘造血’。”
得知關小微的東北老家生產木耳、香菇等土特產，她就鼓勵關小微把家鄉的特產帶來出售。她還聯繫了天津外國語大學的學生，幫忙註冊了網上店鋪，以擴大銷售面。
李豔英陸陸續續幫忙聯繫過許多買家。一家包裝公司免費製作了包裝袋。晚上，等孩子睡下，關小微就在家裡裝袋，父母深夜回來也會幫忙。“多虧李老師幫我張羅起這個營生，生活也有一些盼頭了。” 她說。
“這些自閉症孩子治癒的可能性非常小，以至於讓很多家庭看不到希望，但生活還得繼續，這些單親媽媽還得生活啊！”李豔英認為，“向日葵”幫助的不僅僅是這些孩子，還應該關注這些單親家長的生活，孩子的康復訓練需要家長的參與，讓他們看到希望，孩子才能有希望。
孩子自閉症被確診後，很多家庭因此破裂，孩子也多由母親撫養。這些單親母親離異後幾乎沒有再婚的可能。“我也試著讓她們再找一個伴兒，可是對方知道孩子的情況後都拒絕了。”
2014年至今，李豔英先後利用自己的人脈，幫助多位單親家長找到了工作。關小微計劃讓別的單親媽媽參與她的網店運營，將來如果有一天條件允許，她想成立一筆基金，用來幫助更多自閉症兒童和家庭。
“我們單親媽媽要抱在一起取暖。”她說。
讓“我們的孩子”去融合
與幼兒園一樣，“向日葵”的孩子分為小、中、大3個班上課。不同的是，這裡大班裡的孩子真的很“大”。一個10歲的孩子看到老師來了，高興地過來要“抱抱”。
16歲的於正(化名)正在學習炒雞蛋，他現在已經熟悉炒雞蛋的基本流程，嘴裡含混不清地重複著“雞蛋、加鹽、倒油、攪動……”，但也只是簡單機械的操作，油沒有燒熱，就把雞蛋倒了進去。
“普通孩子教一遍的東西，這些孩子要給他們重複十遍、一百遍，甚至一年就只學一件事，每一步也要拆成許多小步來教，我們都不是專業的護理老師，太難了。”李豔英說，他們可能永遠無法像普通人那樣生活，但在上課的時候，她會把他們當普通孩子一樣看待，讓他們懂得基本的社會規則和禮儀。
負責教學的李娜老師是大港本地人，同時也是一位7歲孩子的母親。她中專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在一家韓企。她到“向日葵”做義工後，乾脆辭掉了工作，在這裡一待就是3年。“我是一位母親，看著這些話都說不清還要‘求抱抱’的孩子，我實在不忍心離開。”
據李娜介紹，她工作的3年裡，這裡招聘過很多老師，“有幹半天的、一兩天的，最短的一個只幹了兩個小時就不見人了。”要照顧孩子的起居，尤其是一些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端屎端尿是常有的，還得給孩子洗衣做飯，不是一般的幼教老師能夠適應和承受的。
勉力維持的“向日葵”目前共有8名工作人員，能支付的報酬只是每人每月1000元到2000元不等。李娜表示，自己的工資根本不夠維持家用，主要還得依靠丈夫。
李豔英習慣說“我們的孩子”，做了大半輩子幼教工作的她，從來到這裡就開始聯繫幼兒園，希望定期帶著“我們的孩子”與普通孩子去“融合”。所謂的“融合”就是讓自閉症兒童與普通孩子一起上課或者參加活動。
自閉症患者可能伴隨有狂躁症等併發症狀，發病時性格暴躁，甚至會自殘。在一次“融合”活動中，一個自閉症孩子失手打了幼兒園的一個小朋友，多名家長到幼兒園抗議，拒絕自己的孩子和“不正常”的孩子在一起。
“我心裡特別難受，自己的孩子被人拒絕了，確實是我們疏於管理，但每一次‘融合’回來，孩子們都會有很大進步。”她沒有放棄，找到家長和校方，多次溝通，介紹孩子和家裡的情況，並承諾“融合”時每個孩子都會安排一名老師照管，保證不會再發生誤傷事件，最終獲得了校方和家長的理解。
幾年下來，李豔英明顯感到自己白髮增多了，她說主要是因為心累。“說實話，我真的很累，我也想走，但誰來接替我啊，最起碼得有一個讓我放心的人。”
讓她欣慰的是，迄今已有4個孩子先後從這裡“畢業”，進入普通幼兒園。在小班教室裡，一個孩子正在黑板前計算100以內加減法，他將去幼兒園進行“學習適應”，有望正式入學。
但多數自閉症孩子都不會有這樣的運氣。一份有關自閉症教育康復行業的發展報告顯示，按照發病率來計算，國內至少有1000萬自閉症患者，14歲以下兒童自閉症患者可能超過200萬人。但是，專業的自閉症康復訓練機構少之又少，絕大多數患者不能及時接受有效的康復——置身一個居民區裡的“向日葵”，和它接納的那些孩子一樣，孤單得很難找到同類。
(吳迪、吳璇、袁瑩瑩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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