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少爺”是我們老家的那個村子———太谷縣北洸村歷史上最大的富戶曹家的正宗正支的後代，“三多堂”的四少爺。聽我爹說，“三多堂”這一支老財主在清朝中後期是全中國最有錢的財主之一，他們家的買賣除了非洲之外，遍佈全世界，鼎盛時期光是海外僱員就有36000多人，年純收入白銀6000餘萬兩。當年的慈禧老佛爺曾經多次向曹家借款，後來據說光借不還，老佛爺就把當年法國皇帝進貢給清廷的金火車頭等一大批國寶，作為還債，頂給了曹家的老掌櫃了。這個金火車頭據說全中國只有兩個，一個收藏在故宮博物院的珍寶館裡，另一個在我們村裡，在“三多堂”的博物館裡，有好多次，我還真的見過這個金火車頭實物呢！
我最初見到的“四少”，已經是一個老實巴交的普通中國農民了，他五短身材，又瘦又小，不大的一張臉上總是愁雲密佈，我始終也沒有搞清楚，他究竟是天生長了一副苦相？還是真的是由於生活不暢，有許多心煩事在打擾著他。
不知道是出於對“四少”的尊重，還是帶有諷刺意味，反正多少年來人們都稱呼他為“四少”，久而久之，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就只知道他姓曹，是曹家的正宗後代，排行老四，但究竟他官名叫什麼，竟然無人知道了，漸漸地也就被人們所淡忘了。
我爹和“四少”的關係真可謂是“源遠流長”了。 我的爺爺是清末的一位舉人，清政府派我爺爺到太谷縣當縣長，那年頭，賣官捐官都是要納入清政府的財政預算的，由於只有文憑沒有錢，爺爺便一輩子也沒有“捐”上一個真正的縣太爺，只好當了一輩子的“候補”縣長。但爺爺畢竟還算是一個人才，最後就只好落腳到太谷的大財主曹家，當了一名“師爺”。爺爺除了幫助曹家打理一些生意上的事情而外，其實主要的工作就是教教曹家的那一群三妻四妾們養下的少爺少奶們，是曹家事實上的塾師。
爺爺去世後，曹家為了“表彰”爺爺的貢獻，還把他們祖傳的兩處“串院”贈送給了奶奶，連同裡面的全部傢俱，還真是一筆巨大的財產呢！到我爹5虛歲那年（爹是臘月二十九的生日，所以他的所謂5歲，其實只有3歲半），由於長得身高馬大，倒像是一個7、8歲的孩子，加之奶奶一生受讀書人的薰陶和影響，十分注重培養孩子讀書，但是家中又沒有錢供孩子上學，奶奶便只好領上爹去見了曹家的老東家，請求讓爹到曹家的私塾裡去當“伴讀”，曹家的老東家倒也還算念舊，他看在爺爺曾經在他們家服務多年的分上，把爹留下來做了那一群少爺們的“伴讀”生，分配的結果，爹的服務對象就是當年已經9虛歲的曹家四少爺———“四少”了。
“四少”比爹大四歲，但由於個子瘦小，雖然每日裡吃的都是山珍海味，卻營養不良，看起來兩個人的個子差不多大小。爹的任務就是每天早早就到“書房”去，先打掃衛生，擦抹桌椅板凳，然後就把墨汁磨好，把紙筆準備好，等待少爺們來“上課”。上課的時候，少爺們一個個坐在太師椅子上，每人手裡拿了一本手抄本書或刻板印刷的書，大體上都是《四書五經》和《百家姓》，諸子百家一類的 中國古典文學，數理化是不學的。一開始上課，先生就在學生們的前面搖頭晃腦地念，先生每念一句，眾少爺們就學著先生的樣子搖頭晃腦地大聲重複一遍，完了就是各自背讀課文了。
作為“伴讀”生的爹是沒有課本的，他雙手下垂地站在“四少”的一側，默默地聽著，不敢出聲，更不能提問。時間長了，耳熟能詳，爹漸漸地背會了先生每天講的那些課文，但是爹發現，許多他早就背會了的課文，作為“正式生”的“四少”，卻怎麼也背不會。每當“四少”因不會背課文而捱了先生的扳子以後，他就會回來拿一塊扳子也把爹的手掌狠揍幾下，因為他認為，他之所以背不會書，是因為爹“伴讀”得不好，他認為爹的“呆頭呆腦”影響了他的學習。 別看“四少”讀書不行，但是少爺的架子端得卻是十二分足的。
他除了講吃講穿而外，還能想出許多能證明他的高貴身份的怪招兒來。爹舉得最多的例子，就是“四少”撒尿的程序，說起來，真叫人啼笑皆非，匪夷所思。 “四少”要“方便”了，他先做出一個表示來，於是就有3個丫環同時工作起來了，這個撒尿的過程才能完成：一個丫環蹲在地上，為“四少”解開褲帶，雙手把褲子提到適當的高度———太高了要尿到褲子上的；太低了又怕“四少”著涼感冒了，因此提褲子的高度是很有講究的。第二個丫環則要做到能使尿準確地尿到指定的位置上去。第三個丫環雙膝跪在地上，雙手捧著一個“細瓷碗”（據說用普通的粗笨瓷碗接尿，“四少”是尿不出來的），一動不動地接著，經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後，“四少”才能尿出來。這個過程，從開始操作到最後結束，大概需要10-20分鐘，至於尿得質量怎麼樣，那只有“四少”他本人才知道呢。
但就是這個“四少”，隨著歷史的變遷，也發生了叫人萬萬想不到的、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1951年秋天，父親辭去廣西大學的教授職務，回到了他從小就生長的地方———山西太谷，還是在山西農學院當他的教授。
有一天，爹和媽相跟上去縣城上街，當時太谷的城牆還在，從東門外進城東門是必經之地。城門洞裡常年聚集了一大群乞丐，過往行人穿過東門洞時，乞丐們便一擁而上，拉的拉、拽的拽，爺爺奶奶地叫個不停，要吃的，要錢，不給不撒手，因此行人們都發愁過東門，除非萬不得已，一般人寧可多走幾步路，也不想走東門口進城。但是我爹媽卻不行，從農學院進城非走東門洞不行，於是乎，爹媽一般只能低著頭，不管不顧地快步通過。
那一天，爹拽著媽的手，低著頭，像往常一樣快步通過，但還是被一群乞丐圍了上來，爹一邊用左手拼命地撥開眾人，一邊右手緊緊地拉著媽的手，想盡快衝出重圍。突然，就在爹的正前方，一個蓬頭垢面的老乞丐雙膝一跪，“咚”的一聲跪倒在爹的面前，雙手把一個碩大的粗製大碗舉過了頭，直衝爹的面頰而來，嘴裡大聲地喊道：“麟厚，開開恩，給一口飯吃吧！”爹聽到那乞丐口裡喊著自己的名字，大吃一驚，趕忙低了頭盯盯地看著那老乞丐，藉著城門洞裡昏暗的光線，很快爹就認出來了，他用手指著那人，對媽大聲地喊道：“‘四少’！是他，是‘四少’！”。
小時候的那點兒感情總歸還是有的，不管當年他是怎麼對待自己的，此時的爹什麼也顧不上了，城也不進了，他雙手把“四少”扶了起來，也不管他的身上、手上有多麼的骯髒，毫不猶豫地抓緊了“四少”的一隻手，他早已經全然不顧眾乞丐和行人投過來的詫異目光，什麼也不顧地把“四少”拉回了山西農學院的家裡。
那時候，家裡頭沒有洗澡的條件，爹就把“四少”關在廚房裡，給他打上一大盆熱水，剝光了那身爛衣裳，從上到下給“四少”洗了一個熱水澡。完了爹叫媽找出家裡的衣裳給“四少”換上，爹把“四少”的那身又髒又臭的爛衣裳堆到後院裡，架了一堆柴火燒掉了，爹說，那衣裳一見火就噼裡叭啦地響起來了，衣裳裡真不知道有多少臭蟲跳蚤呢！ 吃了飯，理了發，爹還給他拿了些錢，送“四少”出門，爹千叮嚀萬囑咐，叫“四少”回村裡去好好種地，“四少”經這一打扮，恢復了不少的自信，千恩萬謝地走了。
此後，“四少”就成了我們家的常客，隔上個十天半月保準來家一次。每次，爹都留他吃飯，走的時候夾上一包舊衣服、鞋襪一類的東西，還時不時地少量給一點錢。直到“文革”期間，這種來往一直沒有中斷過。按照我們山西人的習慣，“四少”比爹還大四歲，我應該稱“四少”為“大爺”，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到他去世，我們這兒的人，無論男女老少，一律都稱他為“四少”，在大家的心目中，他好像就是一件古董似的，稱呼中充滿了崇敬？還是嘲弄？誰也說不清楚，反正，我記得，我爹叫他“四少”，我們小孩子們也稱他為“四少”，記憶中，隔代人用一種輩分去稱呼一個人，多少年來好像僅此一例。“四少”究竟是怎樣由一個尿“細瓷碗”的少爺一下子沒落到了捧著大粗笨碗討吃的叫花子呢？在某一次他又來到我們家裡的時候，我死纏活鬧，終於從他的嘴裡才瞭解到了一點點大致的原因。
曹家倒黴，外因是前蘇聯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把作為外國資本的曹家一股腦兒掃地出門了，曹家光在蘇聯境內就有200多家銀行、票號、商鋪、工廠，幾天之內被西北風一風吹了個精光。曹家倒黴的內因是曹氏子弟們的腐敗墮落———主要是抽起了大煙。曹家正房、偏房、大小老婆一大堆，子孫後代以堆論，這一大幫子弟正經本事沒有繼承下來多少，倒是個個抽起了大煙。
“四少”作為曹氏家族的正宗嫡系，在享樂方面當然不甘人後，“四少”的大煙越抽越兇，外頭的來錢卻是越來越少，家裡的開支是越來越大，“入不敷出”很快就演化成了“捉襟見肘”了。“四少”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只好一塊一塊地賣地，一處一處地典房，最後竟然發展到了把土地房屋賣給了他自己的長工丫頭們，這些平日裡的“下人”們，此時，也趁火打劫，明偷暗搶，從偷針偷線，進而到偷米偷面，以後發展到大明白天無所不敢的程度。（新中國成立以後，這些昔日的長工、丫頭們竟然一個個成了地主分子，而“四少”卻成了貧下中農，理直氣壯地去分他們的田地，去鬥地主了。）
“四少”整日沉迷於鴉片之中，什麼也顧不得，一份天價家產幾年內就被他連賣帶丟折騰了個一乾二淨。“四少”給我舉了一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當終於有一天，“四少”把所有圍牆外能賣的東西都賣光了之後，他就只好賣家裡的東西了，但“四少”是既想吃豬肉，又怕油了嘴；既想當婊子，又想立貞節牌坊，因此，白天不敢賣家當，只有天黑下來後，“四少”才敢賣東西。天一黑，當鋪老闆就不請自到了，他從來不用帶現金，只要在提在手裡的褡褳口袋裡放上一、二兩大煙土就足夠了。
而“四少”呢？也早就眼巴巴地盼著當鋪老闆的光臨了呢！當鋪老闆進門後，兩隻賊眼朝四下裡滴溜亂轉一圈。好了，牆拐角處的那個紅木大衣櫃或是桃花心木的花格子，老闆看中了。一個按當時的行情講至少幾千塊大洋的名貴大櫥櫃，當鋪老闆一句話：10塊錢，不還價，賣不賣？不賣？老闆扭頭就走。這時早就急得團團轉的“四少”趕忙一個箭步跳下炕來，竄到前頭去堵住路，連聲地說賣、賣、賣，一隻手早就主動地插進褡褳口袋裡去了……
當鋪老闆倒也大方，他看都不看“四少”伸手掏出了什麼東西，自顧對隨行而來的夥計們一聲斷喝：“抬走！”於是乎夥計們便一擁而上，七手八腳地把一個價值連城的名貴木材櫃子便抬走了，那櫃子裡面放的古董玉器、金銀珠寶也被統統地“捎”上走了，“四少”賣的是立櫃，櫃子裡的那些東西，早就叫煙癮壓得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每當“四少”跟我提起這些往事的時候，連他自己都深有感觸地說：“有多少財產，能吃得住這麼踢騰嗎？”我想，這可能是“四少”經過了幾十年的新社會的教育之後，發自內心的幡然醒悟之語吧。
“四少”是什麼時候去世的，我們都不知道，因為他沒有家人，連個親戚都沒有。這個曾經是“富在深山有遠親”的豪門弟子，最後竟然變成了一個“貧居鬧市無人問”的孤寡老人。我後來聽人說，他死後是由村裡出錢，才把他草草安葬了的。
“四少”悄悄地走了，沒有引起什麼波瀾，就好像是平靜的水面上投進了一塊小石頭，漣漪很快就平靜了，人們早就把“四少”忘了，好像地球上從來就沒有過他這個人一樣。但是，對於我來說，他卻是一個永遠都不會忘記的人物，這並不完全是因為從小時候起，爹就把“四少”作為一根標杆立在我的心目中了，更重要的是“四少”已經作為一種教育子女的思維方法，要我們永遠銘刻在心，要祖祖輩輩地傳承下去：給孩子們留下萬貫家產，不如教他們學會一點生存的本領。
每一個做父母的人都應該懂得一個基本的道理：一定要給孩子們留下一點讓他充分創造的餘地，父母不要什麼事情都替兒女想到了，更不要什麼事情都替他們做到了，為了孩子們的生存，給他們留下一點努力的餘地吧，你要想讓你的孩子超過別人，他就必須能吃別人吃不了的苦，這一點是誰也跳不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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