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少爷”是我们老家的那个村子———太谷县北洸村历史上最大的富户曹家的正宗正支的后代，“三多堂”的四少爷。听我爹说，“三多堂”这一支老财主在清朝中后期是全中国最有钱的财主之一，他们家的买卖除了非洲之外，遍布全世界，鼎盛时期光是海外雇员就有36000多人，年纯收入白银6000余万两。当年的慈禧老佛爷曾经多次向曹家借款，后来据说光借不还，老佛爷就把当年法国皇帝进贡给清廷的金火车头等一大批国宝，作为还债，顶给了曹家的老掌柜了。这个金火车头据说全中国只有两个，一个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里，另一个在我们村里，在“三多堂”的博物馆里，有好多次，我还真的见过这个金火车头实物呢！
我最初见到的“四少”，已经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普通中国农民了，他五短身材，又瘦又小，不大的一张脸上总是愁云密布，我始终也没有搞清楚，他究竟是天生长了一副苦相？还是真的是由于生活不畅，有许多心烦事在打扰着他。
不知道是出于对“四少”的尊重，还是带有讽刺意味，反正多少年来人们都称呼他为“四少”，久而久之，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就只知道他姓曹，是曹家的正宗后代，排行老四，但究竟他官名叫什么，竟然无人知道了，渐渐地也就被人们所淡忘了。
我爹和“四少”的关系真可谓是“源远流长”了。 我的爷爷是清末的一位举人，清政府派我爷爷到太谷县当县长，那年头，卖官捐官都是要纳入清政府的财政预算的，由于只有文凭没有钱，爷爷便一辈子也没有“捐”上一个真正的县太爷，只好当了一辈子的“候补”县长。但爷爷毕竟还算是一个人才，最后就只好落脚到太谷的大财主曹家，当了一名“师爷”。爷爷除了帮助曹家打理一些生意上的事情而外，其实主要的工作就是教教曹家的那一群三妻四妾们养下的少爷少奶们，是曹家事实上的塾师。
爷爷去世后，曹家为了“表彰”爷爷的贡献，还把他们祖传的两处“串院”赠送给了奶奶，连同里面的全部家具，还真是一笔巨大的财产呢！到我爹5虚岁那年（爹是腊月二十九的生日，所以他的所谓5岁，其实只有3岁半），由于长得身高马大，倒像是一个7、8岁的孩子，加之奶奶一生受读书人的熏陶和影响，十分注重培养孩子读书，但是家中又没有钱供孩子上学，奶奶便只好领上爹去见了曹家的老东家，请求让爹到曹家的私塾里去当“伴读”，曹家的老东家倒也还算念旧，他看在爷爷曾经在他们家服务多年的分上，把爹留下来做了那一群少爷们的“伴读”生，分配的结果，爹的服务对象就是当年已经9虚岁的曹家四少爷———“四少”了。
“四少”比爹大四岁，但由于个子瘦小，虽然每日里吃的都是山珍海味，却营养不良，看起来两个人的个子差不多大小。爹的任务就是每天早早就到“书房”去，先打扫卫生，擦抹桌椅板凳，然后就把墨汁磨好，把纸笔准备好，等待少爷们来“上课”。上课的时候，少爷们一个个坐在太师椅子上，每人手里拿了一本手抄本书或刻板印刷的书，大体上都是《四书五经》和《百家姓》，诸子百家一类的 中国古典文学，数理化是不学的。一开始上课，先生就在学生们的前面摇头晃脑地念，先生每念一句，众少爷们就学着先生的样子摇头晃脑地大声重复一遍，完了就是各自背读课文了。
作为“伴读”生的爹是没有课本的，他双手下垂地站在“四少”的一侧，默默地听着，不敢出声，更不能提问。时间长了，耳熟能详，爹渐渐地背会了先生每天讲的那些课文，但是爹发现，许多他早就背会了的课文，作为“正式生”的“四少”，却怎么也背不会。每当“四少”因不会背课文而挨了先生的扳子以后，他就会回来拿一块扳子也把爹的手掌狠揍几下，因为他认为，他之所以背不会书，是因为爹“伴读”得不好，他认为爹的“呆头呆脑”影响了他的学习。 别看“四少”读书不行，但是少爷的架子端得却是十二分足的。
他除了讲吃讲穿而外，还能想出许多能证明他的高贵身份的怪招儿来。爹举得最多的例子，就是“四少”撒尿的程序，说起来，真叫人啼笑皆非，匪夷所思。 “四少”要“方便”了，他先做出一个表示来，于是就有3个丫环同时工作起来了，这个撒尿的过程才能完成：一个丫环蹲在地上，为“四少”解开裤带，双手把裤子提到适当的高度———太高了要尿到裤子上的；太低了又怕“四少”着凉感冒了，因此提裤子的高度是很有讲究的。第二个丫环则要做到能使尿准确地尿到指定的位置上去。第三个丫环双膝跪在地上，双手捧着一个“细瓷碗”（据说用普通的粗笨瓷碗接尿，“四少”是尿不出来的），一动不动地接着，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四少”才能尿出来。这个过程，从开始操作到最后结束，大概需要10-20分钟，至于尿得质量怎么样，那只有“四少”他本人才知道呢。
但就是这个“四少”，随着历史的变迁，也发生了叫人万万想不到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1951年秋天，父亲辞去广西大学的教授职务，回到了他从小就生长的地方———山西太谷，还是在山西农学院当他的教授。
有一天，爹和妈相跟上去县城上街，当时太谷的城墙还在，从东门外进城东门是必经之地。城门洞里常年聚集了一大群乞丐，过往行人穿过东门洞时，乞丐们便一拥而上，拉的拉、拽的拽，爷爷奶奶地叫个不停，要吃的，要钱，不给不撒手，因此行人们都发愁过东门，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人宁可多走几步路，也不想走东门口进城。但是我爹妈却不行，从农学院进城非走东门洞不行，于是乎，爹妈一般只能低着头，不管不顾地快步通过。
那一天，爹拽着妈的手，低着头，像往常一样快步通过，但还是被一群乞丐围了上来，爹一边用左手拼命地拨开众人，一边右手紧紧地拉着妈的手，想尽快冲出重围。突然，就在爹的正前方，一个蓬头垢面的老乞丐双膝一跪，“咚”的一声跪倒在爹的面前，双手把一个硕大的粗制大碗举过了头，直冲爹的面颊而来，嘴里大声地喊道：“麟厚，开开恩，给一口饭吃吧！”爹听到那乞丐口里喊着自己的名字，大吃一惊，赶忙低了头盯盯地看着那老乞丐，借着城门洞里昏暗的光线，很快爹就认出来了，他用手指着那人，对妈大声地喊道：“‘四少’！是他，是‘四少’！”。
小时候的那点儿感情总归还是有的，不管当年他是怎么对待自己的，此时的爹什么也顾不上了，城也不进了，他双手把“四少”扶了起来，也不管他的身上、手上有多么的肮脏，毫不犹豫地抓紧了“四少”的一只手，他早已经全然不顾众乞丐和行人投过来的诧异目光，什么也不顾地把“四少”拉回了山西农学院的家里。
那时候，家里头没有洗澡的条件，爹就把“四少”关在厨房里，给他打上一大盆热水，剥光了那身烂衣裳，从上到下给“四少”洗了一个热水澡。完了爹叫妈找出家里的衣裳给“四少”换上，爹把“四少”的那身又脏又臭的烂衣裳堆到后院里，架了一堆柴火烧掉了，爹说，那衣裳一见火就噼里叭啦地响起来了，衣裳里真不知道有多少臭虫跳蚤呢！ 吃了饭，理了发，爹还给他拿了些钱，送“四少”出门，爹千叮咛万嘱咐，叫“四少”回村里去好好种地，“四少”经这一打扮，恢复了不少的自信，千恩万谢地走了。
此后，“四少”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隔上个十天半月保准来家一次。每次，爹都留他吃饭，走的时候夹上一包旧衣服、鞋袜一类的东西，还时不时地少量给一点钱。直到“文革”期间，这种来往一直没有中断过。按照我们山西人的习惯，“四少”比爹还大四岁，我应该称“四少”为“大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他去世，我们这儿的人，无论男女老少，一律都称他为“四少”，在大家的心目中，他好像就是一件古董似的，称呼中充满了崇敬？还是嘲弄？谁也说不清楚，反正，我记得，我爹叫他“四少”，我们小孩子们也称他为“四少”，记忆中，隔代人用一种辈分去称呼一个人，多少年来好像仅此一例。“四少”究竟是怎样由一个尿“细瓷碗”的少爷一下子没落到了捧着大粗笨碗讨吃的叫花子呢？在某一次他又来到我们家里的时候，我死缠活闹，终于从他的嘴里才了解到了一点点大致的原因。
曹家倒霉，外因是前苏联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作为外国资本的曹家一股脑儿扫地出门了，曹家光在苏联境内就有200多家银行、票号、商铺、工厂，几天之内被西北风一风吹了个精光。曹家倒霉的内因是曹氏子弟们的腐败堕落———主要是抽起了大烟。曹家正房、偏房、大小老婆一大堆，子孙后代以堆论，这一大帮子弟正经本事没有继承下来多少，倒是个个抽起了大烟。
“四少”作为曹氏家族的正宗嫡系，在享乐方面当然不甘人后，“四少”的大烟越抽越凶，外头的来钱却是越来越少，家里的开支是越来越大，“入不敷出”很快就演化成了“捉襟见肘”了。“四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一块一块地卖地，一处一处地典房，最后竟然发展到了把土地房屋卖给了他自己的长工丫头们，这些平日里的“下人”们，此时，也趁火打劫，明偷暗抢，从偷针偷线，进而到偷米偷面，以后发展到大明白天无所不敢的程度。（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昔日的长工、丫头们竟然一个个成了地主分子，而“四少”却成了贫下中农，理直气壮地去分他们的田地，去斗地主了。）
“四少”整日沉迷于鸦片之中，什么也顾不得，一份天价家产几年内就被他连卖带丢折腾了个一干二净。“四少”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当终于有一天，“四少”把所有围墙外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之后，他就只好卖家里的东西了，但“四少”是既想吃猪肉，又怕油了嘴；既想当婊子，又想立贞节牌坊，因此，白天不敢卖家当，只有天黑下来后，“四少”才敢卖东西。天一黑，当铺老板就不请自到了，他从来不用带现金，只要在提在手里的褡裢口袋里放上一、二两大烟土就足够了。
而“四少”呢？也早就眼巴巴地盼着当铺老板的光临了呢！当铺老板进门后，两只贼眼朝四下里滴溜乱转一圈。好了，墙拐角处的那个红木大衣柜或是桃花心木的花格子，老板看中了。一个按当时的行情讲至少几千块大洋的名贵大橱柜，当铺老板一句话：10块钱，不还价，卖不卖？不卖？老板扭头就走。这时早就急得团团转的“四少”赶忙一个箭步跳下炕来，窜到前头去堵住路，连声地说卖、卖、卖，一只手早就主动地插进褡裢口袋里去了……
当铺老板倒也大方，他看都不看“四少”伸手掏出了什么东西，自顾对随行而来的伙计们一声断喝：“抬走！”于是乎伙计们便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把一个价值连城的名贵木材柜子便抬走了，那柜子里面放的古董玉器、金银珠宝也被统统地“捎”上走了，“四少”卖的是立柜，柜子里的那些东西，早就叫烟瘾压得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每当“四少”跟我提起这些往事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深有感触地说：“有多少财产，能吃得住这么踢腾吗？”我想，这可能是“四少”经过了几十年的新社会的教育之后，发自内心的幡然醒悟之语吧。
“四少”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家人，连个亲戚都没有。这个曾经是“富在深山有远亲”的豪门弟子，最后竟然变成了一个“贫居闹市无人问”的孤寡老人。我后来听人说，他死后是由村里出钱，才把他草草安葬了的。
“四少”悄悄地走了，没有引起什么波澜，就好像是平静的水面上投进了一块小石头，涟漪很快就平静了，人们早就把“四少”忘了，好像地球上从来就没有过他这个人一样。但是，对于我来说，他却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人物，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从小时候起，爹就把“四少”作为一根标杆立在我的心目中了，更重要的是“四少”已经作为一种教育子女的思维方法，要我们永远铭刻在心，要祖祖辈辈地传承下去：给孩子们留下万贯家产，不如教他们学会一点生存的本领。
每一个做父母的人都应该懂得一个基本的道理：一定要给孩子们留下一点让他充分创造的余地，父母不要什么事情都替儿女想到了，更不要什么事情都替他们做到了，为了孩子们的生存，给他们留下一点努力的余地吧，你要想让你的孩子超过别人，他就必须能吃别人吃不了的苦，这一点是谁也跳不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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