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麼是帝國
一個好朋友曾說：“人人都有一個帝國夢”。普通人會為了帝國的榮耀、偉大而傾倒，學者則會驚異於帝國在人類歷史上的持久性，以及它在統合萬方異域、消弭衝突方面的有效性。
帝國，雖然聽起來很有中文範，但實際上是一個西方詞彙與概念。在《世界帝國史》一書中，美國曆史歷史學者簡•伯班克（Jane Burbank）和弗雷德裡克•庫珀（Frederick Cooper）對帝國給出的定義是：“帝國是一龐大的政治單元，是擴張主義的，或在歷史上擴張至廣大領土上的，在兼併/整合新人群時仍維繫區隔/差異和等級制度的政體。”換言之，帝國的特點是內部有多元領土、多種人群，實行多種形式的政治管制。
在歐洲語境中，帝國（empire）一詞源出於古羅馬詞彙（imperium），原來是“命令”之意，到了公元一世紀，羅馬人主要是在兩個意義上使用這個詞彙，一是“絕對權威”或“主權”，二是“對多個不同民族/地方進行統治”。到了中世紀，帝國被看作是王國的上級單位，指的是疆域內有多個相對分立而自治的政體這麼一個國家形態（也帶一點普世國家的味道）。
隨著歐洲人開始殖民海外，其海外疆域開始包含各種各樣附屬或具有半獨立性的政治實體，人們也開始用帝國一詞來指代這種延伸政體（extended polity）。即使到了現在，儘管學者們在帝國的定義上有著這樣那樣的分歧，但一般都還堅持帝國具有超地區、超民族統治/管制的性質。
這種概念，對中國人來說，其實是比較陌生的。美國學者歐立德（Mark C. Elliott）在《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一文中指出，“帝國”概念在十九世紀前的中文文獻中基本是找不到的。他指出，中國史籍中雖然有零散的“帝國”字眼，但此處的“帝國”跟“霸國”對比而言的，指的是上古時期以道德仁義立國的理想國家，沒有國體含義，與西文“empire”所指的（現代社會科學理論所解釋的）重合的、多元的政治體系及管治權柄蘊含的意義截然不同。中國是在十九世紀的時候從西方典籍中，經由日人的翻譯接觸到了這個詞彙（而日本人只取了empire的“威嚴/莊嚴”的淺層意義），才加以自稱。這種概念上的缺失，同傳統中國強調大一統、“車同軌、書同文”大概是分不開的。
帝國究竟意味著什麼？如果只是盯著概念做細微探究，那實在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對我們來說，如果要更好地理解“帝國”，最好的方式之一恐怕暫時舍名而求實，回溯西方歷史，觀察它所指代的那些實體在歷史上的出現，看它們所面臨的條件、所要解決的困難。
二、雅典：失敗的帝國前輩
首先我們就要望向羅馬——“帝國”概念的誕生地。
但是在講述羅馬帝國之前，我們需要做的是講述它之前那些失敗的前輩，這樣才能更好的理解羅馬帝國的成就與實質。
這個前輩是誰？雅典帝國。這裡需要先做個提醒，我們現在雖然把雅典霸權稱為帝國，但這其實是近代人的稱呼。雅典人自己是沒有“帝國”這個說法的，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約公元前460–約400）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用的是ἀρχή這個詞，是“主權”或“統治”的意思。
公元前六七百年前，在承平已久的文明世界西部的野蠻地帶的一些邊陲小城中，出現了一股新奇的力量。那裡的人們，在心智和政治、社會生活中萌生了一種奇特的、嶄新的精神狀態和政治結構，這就是希臘城邦。
城邦出現的一個重要副產品就是一個穩定的多國體系。城邦因其公共性質，享有其公民的忠誠，因此很難被征服；由於城邦本身的治理形式是公民（尤其是農業居民）的直接統治，也很難形成一個專職進行對外征服和管理的官僚體系。公民通常也很不願意向外人開放自身的城邦，這樣就不存在吸納外部資源、消弭被征服地方反抗的可能性。
城邦與城邦之間開始發展出一種類似於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的國際關係。公元前480年第二次希波戰爭之後，波斯人被逐出希臘本土，雅典崛起，為了防範波斯捲土重來，將愛琴海上的諸愛奧尼亞城邦統合起來，雅典組織了提洛同盟。“雅典人規定各盟國在準備對波斯的戰爭中所應繳納的各種捐助，……其目的是劫掠波斯國王的領土，以保護他們過去所受的損失。……領導權是屬於雅典的，但是同盟者是獨立自主的國家，它們在代表大會上通過他們的決議。”這是一個類似於現代北約的組織，是為了對付波斯威脅而保持的一個長期穩定的軍事聯盟。
但是隨著波斯威脅的不斷減退，雅典和它的盟友之間的矛盾逐漸顯現出來。威脅既去，盟國開始尋求自己獨立的生活，不願負擔軍費開支和軍役，雅典人則開始利用在提洛聯盟中的領導地位來謀求一己私利和霸權。
古羅馬史學家普魯塔克（約公元46—120）如此說：“聯軍繼續交付徵款，但不肯按照分配的定額提供兵員和船隻，因為他們很快就厭倦了軍事服役，不再需要戰爭，極盼回家耕田，安享清閒。蠻族人已去，不再騷擾他們，所以他們就不必再為船隻配備船員，也不必再派出士卒。……與此相反，客蒙（雅典當時的領導人——作者注）將大批雅典人配備到船上，不斷更替水手。過了不久，他們就利用盟邦所給他們的工資反而凌駕於他們之上，成為他們的主人了。因為那些不服軍役的人對於那些繼續遠航、經常攜帶武器進行訓練的人抱有畏懼之感，轉而奉承他們，結果在不知不覺之中已經變成了從屬的臣民而不再是聯合的軍隊了。”
很快，雅典的霸權就跟希臘的傳統霸權斯巴達發生了衝突。在公元前461年至446年，發生了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在此戰爭期間，提洛同盟中的雅典盟邦趁著雅典與斯巴達爭鬥的時機紛紛起而叛亂，雅典人費了好大一番手腳才鎮壓了它們。為了懲前毖後，雅典人開始走出自己的城邦，建立了一個新的地區統治/治理結構，雅典帝國就得以誕生了。
具體而言，在公元前454年，雅典人以保障安全的名義將提洛同盟的公共金庫提取到雅典，將同盟資金轉變為盟國向雅典提交的貢金/稅金。公元前452年，雅典在鎮壓了小亞細亞城邦厄裡特賴（Erythrae）之後，派出監察官組織了一個立法班子，強制其接受了一部民主憲法，並建立軍事要塞加以監守。
在公元前450年後，雅典開始向其盟邦派遣公民團，將盟邦的一部分公共土地分配給這些雅典移民。這些移民仍然保留著雅典的公民權，在當地軍事屯墾。在這種情形下，移民不再是分裂自主的孢子，而是母國進行遠程控制的手臂。這是一種嶄新的制度，直接違背了古典城邦精神。雅典的統治結構中開始發生了國家和公民的分離，不復往日的公民共同體局面。
在公元前449年之後，雅典人開始利用同盟資金來興建雅典的宏大建築，他們為收取貢金制定嚴格的紀律、規定和程序，並命令各邦官員合作。同年，雅典發佈法令，命令其他盟邦關閉自己的造幣廠，將雅典銀幣的樣式和度量衡標準強加給各個屬邦。最後，在公元前447或446年，雅典人開始強迫其他城邦的公民對雅典宣誓效忠。於是，在這一年，希臘人終於建成了一個“帝國”。
三、雅典人的帝國實踐
雅典人的統治首先是得益於他們在希臘首屈一指的海軍。愛奧尼亞地區的任何一個城邦都距離海岸線不遠，大多數雅典的屬邦都依靠海外貿易，尤其是來自黑海的穀物，來平衡進出口和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其城市安全和貿易線路都掌控在雅典艦隊監視之下。它們實際上處於無法組織反抗的地位。
雅典城內有一位對雅典政治不滿的不知名人士，日後人稱老寡頭，對此評論說：“陸上強國的屬國小邦可以合兵一處，共同作戰，（進行反抗）；但是那些隸屬於海上強國的城邦是沒辦法聯合起來的，因為大海橫隔在它們中間，而統治者控制著大海。”當然咯，它們也沒有反抗的實力。為什麼有著如此切身相關海外貿易需求的地區擁有的海上武力卻如此之少？
答案之一在於，維持一支海軍艦隊無論在古代和現代都是一項耗資巨大的事業。在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維持一艘三列槳戰艦的費用，每年平均至少需要160公斤白銀以上。另一個理由是，海上通行安全和自由在雅典人的艦隊保障下得以出現，各個城邦發展自己的海軍的動力與意願大大下降。
總的來說，同建造和維持一支海軍要支付的可觀費用相比，有許多城邦出於財政理由選擇放棄海軍，而向雅典支付貢金以購買海上通行安全和自由這種公共產品和服務。除了不停在海上游弋的艦隊之外，雅典人還在其許多屬邦保持直接的軍事存在。前面提到過的軍事要塞和殖民地，都是雅典人在當地的軍事威懾力量。
除了軍事上的威懾之外，雅典在整個帝國境內還有一套說得過去的行政體系。雖然各個屬邦仍然享有相當大的自主權（這是雅典人在短時間內還無法剝奪的），但雅典人還是派出了一批官員（常任的或非常任的）來監視屬邦的政治行動和人民的動向，監督貢金的收取。
在司法層面，雅典人建立了某種超城邦的司法體系。這大概體現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雅典人和其屬國公民之間存在的契約糾紛是在雅典的法庭上進行評判的，一切手續和審判都依據法律程序行事（當然也不是說對雅典人沒有利）。第二個方面可能是雅典屬國之間的某些糾紛可以拿到雅典法庭上進行裁判。第三個方面是指雅典人規定屬邦某些特定的案子必須轉到雅典進行審理，屬邦司法機構進行處罰超出一定限度也可以到雅典進行重審。
在經濟層面，由於它的海軍實力、在愛琴海地區的領導中心地位、為數眾多的人口、發達的工商業、從同盟那裡收取的大量現金和它使得全提洛同盟都接受它的貨幣和度量衡單位作為標準（猶如今日美元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猶如美國對國際交往規則的制定），雅典成為東地中海地區的貿易中心和進出口商號的集聚地。
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約公元前495—429）曾說：“我們的城市是這樣的偉大，它使全世界各地的一切好的東西都充分的帶給我們，使我們享受外國的東西，正好像是我們本地的出產品一樣。”對那些依賴進出口貿易的盟邦來說，能夠進入這樣一個市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這樣會節省大量要依靠自己開闢多條商路與市場的成本。雅典這種貿易中心地位和對整個希臘地區的政治領導也使得它掌握了一種有力的商業武器——商業封鎖，當雅典人對麥加拉城邦（Megara）封閉了雅典和其盟國的市場的時候，麥加拉就發生了巨大的經濟災難和可怕的饑荒。
另外，雅典人對海上通行自由的保障和對新的市場的開闢（例如公元前449年同波斯的和約開闢了埃及市場和商路，使得公元前五世紀後半期整個希臘地區的商業貿易都大幅度增長）都是其盟邦進出口貿易所必需的。雅典的財富、巨大的軍事和消費需求還吸引著大批的盟國公民直接為雅典提供這種服務，許多人來到雅典，在那裡居住和工作，提高了自己的生活水準。有超過一萬名外國移民居住在雅典進行商業或貿易活動，有更多的人直接為雅典的軍事力量提供服務，充當水手和僱傭軍。
最後，雅典的民主制度對各個屬邦的下層階級來說也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當時許多屬邦分成了兩派，一派主張民眾在政治上的平等，一派主張安穩和健全的貴族政治，前一派是由人數眾多的下層階級構成的，後一派則是人數較少的貴族。雅典的軟實力在各城邦就發揮了作用。舉一個例子，當實行貴族制度的雅典屬邦密提林（Mytilene）發動叛亂的時候，下層階級要求和議，雅典的一個演講者對此事評論道，“各城邦的人民對你們（雅典人）是友好的，他們拒絕和貴族一起來叛變，或者，如果被迫而參加了叛變了的話，他們還是時常會仇視叛變者，因此，當你們和叛變者交戰的時候，人民是幫助你們的。密提林的人民沒有參加叛變，當他們得到武器的時候，他們馬上自願把城市交給你們。”
雅典帝國的出現並非偶然。如果你是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紀的一個希臘人，你就會注意到在整個希臘世界範圍內，人口和財富都在迅速增加，原先穩定的社會結構和社會交往方式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一個人出門見世面的機會要多得多了。這是一個動盪而矛盾的世界，從一方面看，一些大的城邦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繁榮興旺，在另一方面，許多小的城邦發現自己再也無力主宰自己的命運。隨著城邦之間交往和衝突的頻率日益增多，城邦作為一個成功的社會生活基本單位的能力起伏不定。
首先，對任何城邦來說，戰爭費用都在迅速上漲。戰爭再也不只是公民軍在農閒時節的臨時衝突，而是需要大量金錢的奢侈品。這種費用不是所有城邦國家都能支付的起的。另一方面，日益發達的城邦際貿易也帶來了城邦際管理的需求，減少貿易成本，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務，維持貿易和通行安全，開闢和管理新的貿易線路，這都在城邦自治上面打開了一個缺口。另外一個缺口在於人員的交往和忠誠的轉移，有許許多多外邦人在其他城邦尋求工作機會或講求學。雅典城邦中存在大量的外邦人，他們來到雅典經商，開設手工作坊，當水手、醫生、建築家、雕刻家和教師。希臘世界各地的知識分子也群趨雅典，“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約公元前484—425）就是一個外邦人。
當然還有政治意識的發展。雅典的民主政治意識形態對各個城邦的下層階級都是有吸引力的。而正是在意識形態上的嚴重分歧割裂了希臘世界和城邦的統一性。儘管城邦作為優良社會生活的一種組織還被人所依戀，但組成城邦本身的社會共同體卻不再是團結一致的了。
雅典人將它的霸權伸展到半個古典希臘世界，可以說是勢所必然。
四、雅典帝國為什麼失敗
在公元前431年至404年的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對付它的老對頭斯巴達），雅典帝國被擊敗、摧毀了。其失敗雖然有很多偶然的成分（如果伯里克利不突然染病身亡，如果雅典沒有貿貿然發動西西里遠征），但大概也反應了雅典霸權這個帝國原型（prototype）的某些內在弱點。
最明顯的一個弱點在於雅典的規模。我們通常認為雅典的本部過小，不足以支撐它對整個霸權的管制。這個不能從人口對比上來理解。最新考古研究認為，公元前五世紀整個古典希臘的人口大概在三百萬到四百萬左右。提洛同盟有150到330個盟邦，人口應在百萬左右。雅典的人口有多少呢？古典希臘各城邦的人口都比較少（通常都只有幾千人），公元前五世紀的雅典其實是其中的超級怪物，在其高峰時期，總人口大約是三十五萬，其中公民——有資格充當戰士之人——達到了六萬。
從道理上來說，雅典在整個帝國中的比例並不過分懸殊。相對於每一個盟邦來說，更是有絕對的優勢。而且，許多帝國都是從弱變強，從小變大，由一個核心出發逐次吞併周邊地區而發展壯大的，因此最初的規模懸殊其實說明不了太大的問題。
真正的問題在於，雅典沒有能夠成功擴張城邦的邊界，吸納外部資源，把自己變為一個多族群的愛奧尼亞國家的首都。相反，它始終是“小邦臨大邑”，而沒有把自己化成“大邑”。近代意大利政治學家馬基雅維利（1469—1527）在《論李維》一書中就指出，古代希臘城邦的定居政策有問題。這指的是雅典堅持以血緣作為雅典公民權的唯一依據，而且在一開始還只要求父親一方必須是雅典公民，但是到了伯里克利時代，則改為必須父母雙方均須為出生於雅典，才能取得雅典公民的資格。這使得雅典城邦的公民規模無法擴大，也使為雅典帝國服務的外邦人無法成為歸化公民，從而使得雅典帝國的統治結構缺乏應有的社會流動性和彈性。在雅典和其盟邦人士之間有道永恆的鐵幕存在，油是油，水是水。這其實同各古代國家的政治統治經驗是相違背的。
為什麼如此？英國曆史社會學家沃爾特•蓋瑞森•郎奇曼（Walter Garrison Runciman）認為，雅典的權力結構過於分散和民主，沒有一個主導階層能夠有效壟斷軍事與經濟權力，從而推行一個帝國政策，其意識形態也無法超越狹隘的地方主義。他由此得出結論，雅典城邦是一個政治進化的死衚衕。
這麼說當然不免於偏頗，但我們確實也可以謹慎得說，一個古典民主制的城邦國家實際上是不太適於建立一個帝國的。這表現在，雅典人民對一個更具開放性的政治結構並不感興趣。這可能是由於雅典帝國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用來給人民發放各種津貼，使得公民權不只是一種政治身份，也成為一種經濟特權。雅典人民可能擔心公民權的擴大將會降低個人的收入。換句話說，雅典的古典民主制使得雅典政治更內斂，目光是不夠長遠的。
當然，如果雅典人沒有在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爭中落敗，日後雅典帝國說不定能夠進行政治改革，進而化各邦為地方。但歷史畢竟不能假設，雅典帝國化為烏有，而它的弊病，從此在歷史學家的筆下長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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