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聖外王，文明建設與士子人生追求的基本模式
胡立根
【一語破的】
內聖外王：內聖，指修身成聖；外王，指實行王道。語出《莊子·天下篇》：“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
【原典精讀】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論語·子路》）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中庸》）
【點到即止】
“內聖外王”一詞雖創自莊子，但最能體現這一思想的是儒家。儒學就是道德政治之學，於人生是修己安人，於治國是內聖外王。
孔子十分推崇周文王和周公，敬其“德”，重其“禮”，其畢生追求有二：仁以為己任，克己復禮。他強調“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其基本思路就是由內而外，由己及人，逐漸推廣，正如其“孝悌忠恕”，“忠”由“孝”來，“恕”由“悌”來。後來孟子的“推恩”、張載的“民胞物與”也是這一思路。
“內聖外王”在儒家後來主要分成了兩派。一派從孟子、《大學》、《中庸》，到二程、朱熹直到陸九淵、王陽明，主要發展了孔子的“仁”，重內聖，重修身，重“心性”，最後走上了心學之路。另一派起於孔子學生子夏，經荀子，至漢代董仲舒、王通，宋代陳亮、葉適，明清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龔自珍、魏源等人，主要發展了孔子的“禮”，重外王，重“經世”，最後走上了經世致用之道。
“在中國哲學中，無論哪一派哪一家，都自以為講‘內聖外王之道’。”（馮友蘭語）中國古代學術，不太關心宇宙問題與自然論，而是熱衷於倫理政治與人生論，注重研究怎樣“成德”“成人”“成佛”“成聖”乃至“成王”，怎樣構建人與人、人與社會自然的和諧關係。古代士子往往政治熱情高，有強烈的道德自覺和倫理精神、強烈的入世態度和經世抱負，普遍以“內聖外王”為達到理想社會的根本辦法，分歧只在於“內聖”“外王”的具體內涵與途徑：儒家內聖是仁，外王是禮，內聖是克己，外王是復禮；法家內聖是利眾，外王是法制；道家內聖是清靜，是真人，外王是無為；墨家內聖是兼愛，外王是“節用、尚賢”加技術；禪宗內聖是度己，是明心見性，外王是度人，是普度眾生。內聖外王成為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普遍的人生追求，王陽明、曾國藩便是這方面的傑出代表。曾國藩曾說，“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
“內聖外王”固然有其重要的文化價值，如注重人格品性，重視倫理教化，主張懷柔，反對征服，倡導和平，等等。但它至少給中國文化帶來了三個致命傷：一是以內聖為治國根本，可能導致以德治代替法治，代替民主，阻礙了民主法治的發展。二是使學術始終跳不出倫理政治的怪圈，導致缺乏研究自然、研究科學的熱情。三是導致士子們終日高談心性，坐而論道，不務實幹，以致明清時期面臨國家大難，民族危亡，只能是“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教訓可謂慘痛。
【經典推薦】
《莊子·天下》、《論語》、《孟子》、《大學》總綱、《中庸》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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