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淘書公社買了本《我的朋友魯迅》，迫不及待地翻看起來，裡面記載了作者（日.內山完造）從1927年與魯迅結識於上海內山書店，一直到1936年10月長達十年的友誼，字裡行間透出的情誼樸實、真摯、感人，不由聯想起93年前魯迅先生的西安之行，於是就循著先生走過的地方探尋。
後來看到西安古舊書店匾額上先生的題字，問了後得知是集魯體而成，遂想起易俗社的“古調獨彈”就去了那裡。老劇場雖然常年關門，但工作人員熱情接待了我，匆匆轉了一圈，腦子逐漸清晰起來。
1924年7月，魯迅應國立西北大學“暑期學校”之邀前來西安，講授《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授課之餘，魯迅與友人遊覽了西安郊區的古蹟風景，往鬧市購買碑帖古物，至易俗社觀看秦腔演出，對此行，魯迅日記有較完整的記載，同行者蔣廷黻、孫伏園等也都撰文敘說，這是魯迅唯一一次的西北之行。
作為中國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魯迅，西安之行被鋪排的非常恰當，一行十餘人，自7月7日乘車南下，一路舟車勞頓，於14日下午抵達西安。當晚，就約同行的孫伏園等上街觀光，即“閱市”了。最初的印象是大街的白灰牆上書寫不少勸人為善的格言，這都是被魯迅稱為“馬二”先生的馮玉祥任督軍治理陝西時留下的遺蹟。魯迅之前對長安的認知一直留存在宮殿、城牆、十二街等皇城範疇，沒成想西安積弊流習久矣，城池殘破不堪，“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
這還不算，在南院門、碑林等多處，相面的、占卦的、看八字的、看陰陽風水的，掛著“有求必應”之類的幡號，隨風飄揚，讓魯迅大為反感，他覺著盛唐以後經過千年的長安不但沒有長進，反而破敗落後了，這股“巫風”是羈絆人們思想解放的一大障礙，後來被人們詬病的城牆思維，與魯迅先生的看法異曲同工，西安城病已久矣！
但這些不悅並未影響先生的雅興，他不但看了碑林、南院門、大小雁塔、曲江池、昭陵駿馬與駝鳥，還跑了大大小小的古董攤，收羅了一大堆土俑弩機之類的東西。魯迅先生之所以去南院門，一是拜會了文化鉅子閻甘園先生，二是向看看陝甘總督行署東臨的亮寶樓，先生不僅是文豪還是收藏大家。但只不過短短20餘載，亮寶樓已無寶可亮，變身中山書院，讓先生乘興而來敗興而歸。
剛到西安，魯迅就約陪同的西安朋友去買弩機。負責接待工作的西北大學講師兼省長公署秘書的張辛南是順德人，聽說魯迅要買“魯吉”（弩機），以為是要買“滷雞”，他納悶滷雞在北方城市都有，自己家鄉的滷雞倒是頗有名聲，沒聽說西安的滷雞有什麼好吃。魯迅為什麼一到西安就要嘗西安的滷雞？最後通過孫伏園才瞭解到，魯迅所說的“魯吉”是一種黃銅器，看去機械十足，形似今日之手槍，銅綠斑斑，極饒古味，魯迅先生愛其有近代軍器之風，已經收藏了好幾具（從北平古董鋪購得）。查魯迅西安日記，共買弩機5具。誰成想，文弱先生的背後也有一顆陽剛的心，軍器足以見證。
當時，西安有一個著名的秦腔劇團——易俗社，這個戲社以演移風易俗新戲為宗旨，提倡反封建、反迷信。魯迅在教育部工作時，戲曲歸他任職的這個科主管，所以對易俗社是熟知的。到西安後，魯迅風趣地帶著初學來的陝西話對孫伏園說“張秘夫（書）要陪額（我）們去看易俗社的戲哉”。想象一下，一個肅穆的面孔說出這麼調皮的話，還是魯迅先生嗎？不由想起他去內山家頭一句便說：“老版（他刻意此字），我結婚了哦。”“對象不是在北平嗎？”“哦，那是我母親的媳婦，可不是我的媳婦呢。”敢於反叛才是魯迅！
7月16日，魯迅受邀來到西安易俗社劇場看戲。對於這位文壇巨匠的到來，易俗社拿出了自己的看家好戲《雙錦衣》，演出了全本的上半部分。該戲是著名秦腔編劇呂南仲根據《宋史紀事本末》創作而成，並於1920年在西安易俗社劇場首演。劇中秦腔角色齊全，生、旦、淨、醜一一亮相。魯迅先生觀後意猶未盡，第二天又來到這裡觀看了下半部分。
自此，魯迅先生便喜歡上了這種流傳了上千年的古老藝術，並於第三天，也就是7月18日，第三次來到了易俗社觀看了《大孝傳》。過足戲癮的他在當夜的日記裡滿懷高興地寫下了“月甚朗”，以表達自己的心情。一週之後的7月26日，在他的學生王捷三陪同下，魯迅又一次來到了易俗社劇場，觀看了《人月圓》。據當時陪同魯迅一同看戲的學生，也是當時被稱為“副刊大王”的孫伏園回憶說：“魯迅先生過去就喜歡戲劇，有欣賞戲曲的能力，因此對易俗社演出的這些節目很感滿意。他每次看完演出後，總是給予好評，他感到西安地處偏遠，交通不便，而能有這樣一個立意提倡社會教育為宗旨的劇社，起移風易俗的作用，實屬難能可貴。”
那時，適逢易俗社成立20週年，魯迅題寫了“古調獨彈”四字，製成匾額送易俗社，表示祝賀。臨行前又與孫伏園一起將講學酬金現洋50元捐送易俗社。魯迅說，這叫“取之於陝，用之於陝”，以幫助解決易俗社的戲曲學校和戲院的經費困難。
晚上，時任陝西省長的劉鎮華在易俗社劇場為魯迅一行人設宴餞行，這也是魯迅最後一次來到易俗社觀看秦腔。孫伏園回憶了此事，並說：“匾額上除魯迅先生以周樹人的名字署名外，還有我們同行的其他學者多人。今日看來，此匾乃是很有紀念意義的實物了。”
那天，在座的人中，一個人的心裡五味雜陳，他就是劉鎮華。
當時統治西安的軍閥劉鎮華竊據著陝西省督軍、省長兩大權位，號稱“兼座”。他曾託人示意魯迅，講演時換個題目，意思是，你周樹人不肯給我歌功頌德，給士兵打一下氣總可以吧。魯迅答覆：“我向士兵講說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講的題目仍然是小說史，因為我只會講小說史。”劉碰了個軟釘子，幾乎要掀開“禮賢下士”的假面具。當時有家報紙《新秦日報》曾透露了這個“兼坐怒形於色”的消息，還被罰停了幾天報。
即便如此，劉還是給足了魯迅面子。“晚劉省長在易俗社設宴演劇踐行，至夜又送來《顏勤禮碑》十份、《李二曲集》一部，杞果、蒲陶、蒺葵、花生各二合。”這是魯迅先生1924年8月3日的日記，先生的面子真不薄，一下子就得到了十張《顏勤禮碑》是拓片，而且大氣，立刻分送同道好友。（見《悟對西安碑林》）
對於那晚的酒宴，有人說是鴻門宴。因為劉振華頻頻勸酒，而魯迅只喝紹興花雕，“多乎哉，不多也，不多、不多！”是先生酒量的映照；有人說是附庸風雅，劉振華也曾上白鹿原找牛先生碰一鼻子灰……不管怎說，亦或假裝，他對文人還是恭敬三分的。
1924年魯迅西安之行總的說來瑕不掩瑜，是充實和快樂的。他在曲江池雖然沒有看到一池碧水，也沒一睹大明宮遺址，傾街黃幡，滿城廢墟。當年的西安沒有殘留一絲他心目中大唐長安的氣息，回去就放棄了小說《長恨歌》的寫作，不少人心中嘀咕，先生真不該有這趟西安之行。但值得慶幸的是他給西安留下了“古調獨彈”墨寶，可讓我們領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文人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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