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83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首航中國，中美貿易通商關係已有235年。雙方第一個貿易條約簽署於174年前。
1844年7月3日，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美國和中國簽定《望廈條約》，條約中有條規定，美國人到中國做貿易，“所納出口入口貨物之稅晌”不得多於別國。就是說，如果中國給了別國任何一點好處，美國也有權享受，這叫“一體均沾，用昭平允”。此即“最惠國待遇”之由來。
由於清政府極其弱勢，《望廈條約》規定的“最惠國待遇”變成了單方的特權，即中國要給美國好處，但無權向美國要求獲得同樣的好處。
1934年，美國通過《互惠貿易協定法案》。此時，法案中的“最惠國待遇”不再是單向的，而成為雙向原則，美國承諾把“最惠國待遇”擴大到所有貿易伙伴。1947年10月30日，美國在內的23個國家簽署《關稅及貿易總協定》，規定任何簽字國都必須給予其他所有簽約國以“最惠國待遇”。這是“二戰”後自由貿易體系的雛形。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東西方關係惡化。1951年，美國國會通過《貿易協定擴充條款》，要求暫停給予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最惠國待遇”。同年9月，美國取消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直到1974年，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美國對貿易法進行了修改，加了一條修正案（《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允許總統可以給予社會主義國家“最惠國待遇”，條件是總統要確認該國允許自由移民。
1979年中美建交，1980年中美簽署雙邊貿易協定，規定互相給予對方“最惠國待遇”。由於美國1974年法案的影響，當總統無法確定中國是否符合自由移民條件，就選擇了每年6月3日之前續約一次的做法。在此過程中，有時還會附加條件，比如1993年克林頓提出將“最惠國待遇”與中國人權狀況掛鉤。
……
梳理中美貿易史，回顧前瞻，我們應有足夠的自信。今天早已不是《望廈條約》那個單向服從的年代，歷史演進的大方向是對等、公平、互惠、互利。同時也要看到，由於各種原因和條件的變化，貿易就像“和平的戰爭”，既有共贏共享的一面，也少不了爭端、談判、博弈。
不過，如果說貿易是一場戰爭，那也是所有戰爭中最不壞的一種。
對中國來說，為什麼加入全球市場和貿易體系是如此重要？
最核心的理由還是分工。市場規模決定分工的深化與專業化。改革開放前，中國被隔離於世界主流市場外，自守相對孤立的經濟體系，是人口大國，卻不是市場大國，人均收入很低，購買力很弱。從1978年引進“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開始，中國通過開放為國際大市場而生產。正是在加入全球市場和分工體系後，中國得以發揮勞動力成本優勢，促進生產與就業，吸收技術和技能，專業化分工水平不斷提高，積累了外匯，增加了收入，自己的內部市場也漸漸擴大了。
中國賴開放而興，但所有開放經濟體中中國成就最大，則又是因為中國通過改革激發了自身潛力，形成了獨特優勢，因此成為過去幾十年全球貿易體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前中國駐WTO觀察員馬曉野最近在演講中說，中美1980年簽署貿易協定，美國給中國最惠國待遇，促進了貿易的起步。當時美國實施的關稅在3%以下，如果沒簽最惠國待遇，而是百分之幾十的高關稅，貿易很難進行。中國就從最低端的工業品——坯布的出口開始，點點滴滴，匯成浩浩江河。
美國在談判中常對別國施壓，例如知識產權。馬曉野說，知識產權納入多邊談判時印度代表就說，“我們的教育和你們不一樣，知識產權是人類的共同知識遺產，每個人都有權用”。中國當時也缺乏知識產權保護，經常要求一家企業引進技術，大家都受益。談判很困難，但最終中國建立了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在《憲法》還沒有確立產權保護的情況下，把知識產權單獨立法進行保護。沒有這方面的進步，創新型經濟很難建設。
歷史說明，談判的壓力往往可以轉化為進步的動力。
中美實現貿易正常化、中國入世的第二年，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提出，“綜觀全局，21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如何理解重要戰略機遇期？就是中國可以“適應經濟全球化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在更大範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優化資源配置，拓寬發展空間，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
| 細算中美經貿賬
事實是最好的證明。按中方口徑，以美元計算，2001到2017年中美貿易額從804.85億美元增長到5836.97億美元，中美貿易差額（順差）從280.80億美元增長到2758.12億美元；以人民幣計算，2017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順差為2.87萬億元，其中對美貿易順差1.87萬億元，佔全部順差的65%。
中國融入“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貿易體系”是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的，這個體系的基礎就是美國在“二戰”後構建的。但當中國成長到今天的規模，美國的心態非常複雜。根據美聯社去年的發佈，2006年中國是全球70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美國是127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現在中國是130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美國降至約70個。按美方口徑，2017年美國貿易逆差為8100億美元，其中對中國逆差為3752億美元，佔46%。（注：美國銀行業和教育服務業順差為2440億美元，商品和服務加總後的貿易逆差為5660億美元）
美國對中國一國的逆差佔整個貨物逆差的46%，這讓特朗普很不爽，認為這是以前的總統不負責任的結果。他要改弦更張。他說美國的貿易逆差主要源於美國貿易伙伴的不公平競爭，言外之意是中國藉助了一些不公平手段。在最新推文中，他說，
“中國已經被貿易戰勝美國的滋味寵壞了”。這是中美貿易爭端加劇的大背景，多年矛盾積累，總會爆發，只看何時以何種方式而已。
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戰也十分嚴峻”。和十六大報告相比，“變化”前多了“複雜”二字，“重要戰略機遇期”後面添了“挑戰十分嚴峻”。
這的確是歷史性的重要關口。
5月3日至4日，中美雙方就經貿問題進行討論，在擴大美對華出口、雙邊服務貿易、雙向投資、保護知識產權、解決關稅和非關稅措施等方面交換意見，有些領域達成了一些共識，有些問題還存在較大分歧。
從彭博社披露的美方談判草稿看，美方為平衡貿易關係的具體訴求有：
自2018年6月1日起12個月內減少中美貿易順差1000億美元，之後12個月再減少1000億；
中方立即停止提供扭曲市場的補貼和其他類型的政府支持，這些補貼可能有助於“中國製造2025”；
關於美國限制中國對敏感技術部門或者對關乎美國國家安全的部門的投資，中國不會反對、挑戰或者以其它形式報復；
中國承諾2020年7月1日前把非關鍵部門所有產品的關稅降至不高於美國的相應水平，取消特定的非關稅壁壘……，等等。
中方顯然不會答應這種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做法。
根據路透社梳理的時間表，中美貿易接下來對峙的關鍵日程包括：
5月初至月中：美國參議院和眾議院的金融委員會預計將完成立法版本，加強外資收購美國企業或與美國企業結盟的國家的安全審查，使中國企業更難獲得敏感技術。法案獲得最後通過的時點尚不明朗。
5月11日：各界就特朗普提出的500億美元中國產品課稅清單向美國貿易代表提出書面公開建言的截止日期，清單涵蓋電子和機械組件、電視機以及汽車等。
5月15日：美國貿易代表就500億美元關稅清單召開公開聽證會。
5月18日：美國財政部提出投資限制的最後期限，藉以解決“301條款”知識產權調查下中國對美國敏感技術的收購。
5月22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有關提交公開聽證反駁意見的截止日期，結束關稅評議期。
6月9日：中國針對美國的鋼鋁關稅向WTO提出申訴的60天磋商期結束。之後中國可以請求爭端解決小組進行裁決。
6月初至6月中：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分析公眾針對關稅的意見後，可能修改關稅清單。之後再過一段時間，關稅將做好正式啟動的準備，但特朗普將決定是否實施。
至於美國公佈擬追加1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稅清單，預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將經過60天的公眾評論期和公開聽證後再啟動。
2018年下半年：WTO爭端解決小組將通知有關各方關於中國“市場經濟”一案的裁定。歐盟在決定反傾銷關稅時，仍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體，中國就此在WTO起訴歐盟。WTO可能幾個月後公佈關於此案的裁定，這或將動搖WTO的基礎。美國亦將中國視作非市場經濟體，並支持歐盟立場。
……
爭端如此之多，集中發作，表明中國可能正面臨著改革開放以來最複雜的貿易爭端環境。
1989年夏天中國曾遭遇西方力度空前的制裁，但那時中國的國際貿易依存度還不高，後來制裁也逐步被消除。而今天的爭端，可能只是一個開端。中國和美國、也包括歐盟的貿易爭端將常態化。
上世紀80年代的日美貿易戰，打了幾十年，今天也沒有完全停息。奉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的中國和美國的貿易爭端更不會因為幾次談判斡旋就“一風吹”。大概率的趨勢會是，競合同在，既競且爭，鬥而不破，時晴時雨。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極端情況的發生，例如嚴重的貿易戰和雙邊貿易大衰退。
美國為何要對中國採取強悍措施？是不是受了很多“委屈不公”？
巨大貿易差額的確存在，但雙方統計口徑就相差了1000多億美元，攤開來看，美國並不“委屈”。
這裡有統計方法的問題。美國堅持將全部順差統計在終端產品出口國，不考慮一國在價值鏈中的實際獲利；
轉口貿易問題。美國將香港的轉口貿易額計入中國名下，但其中很大比例是中國之外其他國家或地區通過香港的貿易；美國出口金額按離岸價格計算，進口金額按到岸價格計算，將裝卸、運輸和保險等費用的雙倍數額計入對華逆差；
服務貿易問題。美國公佈的數據沒有反映服務貿易，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17年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順差達541億美元。
此外，美國在華有大量直接投資。 2015年在華美企實現銷售收入約5170億美元，利潤超過360億美元。而中國出口的基本是廉價產品，對抑制美國通脹有很大益處，不買中國貨，美國人才真會“受傷”。中方希望進口更多高科技產品，但美方不鬆口。
既然在貿易差額上美國並不是真的“委屈”，可見其對中國發難不僅是貿易因素。值得特別關注的是一下因素：美國優先和製造業迴流；選舉政治；遏制“中國製造2025”，擔心中國動了美國高科技的奶酪；從國家安全戰略角度將中國定位為“戰略對手”。美方曾說，最近十幾年中國獲得了4萬多億美元的貿易順差，而美國在反恐中花了5萬多億美元，中國佔了大便宜，所以必須制約中國的貿易差額。
| 近年中美日國防費用比較
所以貿易之端的背後，更多是實力、地位、規則的考慮。中國已經做大，還會更大更強，而在美國看來，在中國做大做強的過程中，美國吃了規則的虧。比如中國關稅水平高（中國對進口汽車徵收25%的關稅，美國只有2.5%），還通過產業政策對企業進行扶持（比如廉價土地和低息貸款）。基於這樣的思維，美國對華態度實際上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爭端和衝突時必然的。而假定談判最終以破裂告終，爆發貿易戰，後果如何？肯定“雙輸”，但中方韌性更強，抗打擊力更強，這是學術界的一般觀點。
到目前為止，雙方都在力避貿易戰。有人說，即使中國完全沒有貿易順差，對2018年的GDP增長影響也不過是從預定的6.5%降至6%。這裡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如果貿易萎縮，影響的不只是順差，還有和進出口相關的國內的投資、就業與經濟活動，遠不只是淨出口對GDP增長的影響那麼簡單。中國增長對順差因素的依賴確實已經很小，2007年中國經常項目貿易順差佔GDP的9.9%，2017年已不到2%。但整個中國對開放型經濟、外向型經濟的依賴很大。更加開放是中國的基本立場，所以中國會盡力阻止貿易戰的發生。
總體上，美國是將集聚多年的不滿，借貿易平衡的機會來了一次“大撒氣”，中方態度也很清晰：繼續開放；繼續通過對話解決問題，不排除讓步但不拿重大原則妥協；準備好一切反制措施，以戰止戰；繼續推動自主創新。
現在讓我們跳出中美貿易爭端，看看全球貿易規則的一些變化。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之後，全球貨物貿易增長一直疲軟，低於GDP增速。按照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統計，2012年到2015年全球貿易增長率分別為0.86%、2.44%、0.25%和-13.23%，這裡有全球消費需求不足的影響，有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有危機後各國為刺激經濟更多依靠基礎設施拉動、而基礎設施的“貿易傾向”較低的影響，還有全球價值鏈分工演化到一定程度後、邊際擴展效應越來越弱的影響。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技術進步和全球化分工推動全球貿易高速增長，從傳統的以最終產品為界限的分工模式，發展為以產品價值增值環節為界限的“全球價值鏈分工模式”，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下，中間產品需要多次跨境流動，從而使貿易增長在統計層面不斷被放大。但當貿易基數大到一定程度、全球價值鏈分工發展到一定階段後，邊際深化效應就會遞減。
所以當下全球性的貿易不景氣，原因很複雜。但在美國看來，問題在於，在WTO框架下美國系統性地開放了貿易和投資，減少了關稅壁壘，而其他國家沒有向美國同等條件地開放市場，“美國鼓勵私有企業、革新和工業，而其他國家則使用政府工業計劃和國有企業”。故此，美國事實上正在拋棄WTO框架，另起爐灶。
“二戰”後美國主導建立了國際經濟、金融、貿易秩序。1948年生效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是全球貿易的里程碑。GATT經過8輪談判，128個成員國達成一致，1995年成立了世界貿易組織（WTO），對降低貿易壁壘和交易成本做出了重要貢獻。2001年後，為進一步降低貿易壁壘，WTO開啟新一輪多哈回合談判，涉及農業、製造業、服務業、知識產權保護等議題，涵蓋全球貿易的95%以上。但由於談判方眾多，利益訴求不同，沒有取得顯著進展。
今天全球貿易規則體系的總趨勢，是WTO多邊貿易談判遇冷，各種區域貿易協定談判則進展迅速，慢慢佔據主導地位。截至2018年3月5日，向WTO通報的區域貿易協定有670個，已經生效有456個。不少國家正通過區域自由貿易協定來實現貿易規則升級。
對美國等發達國家來說，它們認為WTO倡導的“非歧視”和“公平貿易”事實上推進不利，發展中國家口頭答應、實際上不認真執行，因此給發達國家帶來的利益越來越少。基於WTO框架的多邊貿易體系改起來也很難，不如轉向相對靈活的區域貿易協定，既可有效縮小分歧，也可促進協定成員國貿易水平的提升。
近年來，發達經濟體主導的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以及TISA（服務貿易協定）都在持續推進，美國也有可能重返TPP。這些協定將大幅降低成員國的商品關稅和貿易壁壘，促進成員國出口，同時在國企競爭中立、知識產權保護、政府採購、勞工和環境保護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也為發展中國家製造了更高壁壘。
歸納起來就是說，發達國家在原有WTO框架之外，開始尋求新的更高標準的規則，以掌握未來貿易主導權。 據英國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發佈的《全球貿易預警》報告，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二十國集團中的19個成員國新增保護主義措施401項，新增自由化措施僅118項；自2008年11月至2016年10月，全球主要經濟體累計出臺保護主義措施5560項，自由化措施僅1734項。可見發達經濟體的一個傾向就是要保護自己和自己的圈子。
中國在WTO框架下抓住了戰略機遇實現了大發展，美國忽略“中國式創新”的作用，而認為中國靠不公平競爭，相當於“制度性套利”，所以要改規則。美國援引國內法（232調查和301調查）向中國施壓，本身就是不相信WTO框架的表現。
與發達國家通過區域貿易協定另立規則相呼應，合規在全球貿易中的重要性也越來越高。美國希望通過提高合規標準，制約國際貿易中的機會主義行為。中興案就是典型的案例。
“去全球化”、“去WTO”、強化合規，這也是中國面臨的新挑戰。
| 中國在世貿組織起訴美國301徵稅建議措施
中國怎麼辦？
首先，要全力維護全球化潮流，堅持開放不動搖。中國領導人說，今天，人類交往的世界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深入、更廣泛，各國相互聯繫和彼此依存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頻繁、更緊密。一體化的世界就在那兒，誰拒絕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也會拒絕他。
中國再大，沒有世界大。全球市場所帶動的分工效率的提高，以及全球價值鏈的作用，比中國市場和中國價值鏈有效得多。全球產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產業思維應該上升到全球產業思維，即立足於整合全球資源。即使萬一中美爆發貿易戰，也不應動搖堅持全球化的立場。在最極端情況下，中美失去互信，各搞一攤，那時要證明中國價值鏈效率更高，對世界貢獻更大，還是要靠開放，靠團結整合一切可能的力量。事實上，美國能有今天的地位，靠的也不是封閉而是開放。
所以，無論是一帶一路，東亞地區深度合作，乃至亞洲共同體，中國都要努力推動，建設性推動，與更多國家和地區深度合作，把中國的資本、市場、製造等優勢與更大的國際合作體系相結合。
其次，面對全球貿易體系的深刻變革，中國也要努力傾聽國際的聲音，承擔更多的責任。和入世時相比，中國名義GDP增長了將近7倍，人均GDP未來兩三年就要突破1萬美元，再說“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雖然有不少理由，但要國際社會按照印度那樣的標準看中國是很難的。比如，中國2006年兌現了入世後將汽車關稅降到25%的承諾，但此後就一直沒有再做調整（世貿組織沒有完成新的貿易談判，中國拒絕主動降低關稅），同時仍對豪華汽車加徵消費稅。雖說消費稅對所有豪華汽車都徵收，但從徵收額的比例來看，主要針對國外品牌。這種事實上的保護，也不利於倒逼國內車企提高效率和品質。
世界貿易組織前總幹事拉米批評特朗普的保護主義，但他也說，雖然中國國情的界定有不同解讀，但某些領域確實有比較高的關稅和非關稅措施（如化工、石化），公共採購市場只開放了10%，國企補貼也需要進一步完善，投資對等原則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應該執行。
中國企業正越來越多走向世界，努力提高合規水平，也是一種國際責任。
第三，中國和美國之間存在很多雙贏機會，應當努力尋找創造性的解決方案，而不是隻盯著貿易戰。有人建議中國可以在美國農產品和果蔬發達的地區投資，建設加工廠，產品出口中國，既幫助美國解決就業、增加順差，又有助於提高中國居民的消費品質。還有人建議中國可以幫助美國修建頁岩氣管道，美國有資源，但沒有錢把管道修到港口，就算中國買了頁岩氣，也很難大規模運出來。有建設性立場，換位思考，就會找到一些雙方都受益的方案。中國加大市場開放力度，更是利人利已，有利於國民。
第四，全面深化改革要進一步提速。比如統一公平的現代市場體系的建設，法治化便利化營商環境的建設，對企業稅負和非稅負擔的降低，公司治理的改進，產業政策的適度與合理化，知識產權保護，等等。
第五，加強新形勢下對全球市場和貿易的研究，吸收培養一批懂市場、懂國際的法律人才。貿易爭端的解決，歸根到底要靠富有建設性、創造力、可操作的法律細節的突破，這方面中國人才欠缺，急需補課。
總之，中國要最大化地利用貿易爭端內在具有的機遇一面的含義，沿著高質量發展、負責任發展、開放性發展、合規化發展的方向，促進自身的超越，在技術創新上更是要再上一層樓。如此，中國將創造出新的機遇。中國的優勢是快速迭代更新，學習消化後自生長，只要不急不躁不亂，時間將是中國的朋友。
中美貿易戰：不怕打仗，但要算好大賬 || 大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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