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5日，在紐約曼哈頓上西區的一所公寓中，一位名叫奧加特的保姆用刀捅死了她照料的兩名孩子，露西亞和利奧。當孩子的媽媽帶著另一個三歲的女兒從幾個街區以外的游泳課上回來時，目睹的是孩子的死亡現場。與此同時，奧加特把刀刺向了自己的頸部和喉部，不止一次。
法國各界對於《溫柔之歌》的評價頗高。龔古爾文學獎評委之一菲利普·克羅代爾稱，“很高興看到文學不只是用來安慰、療愈的工具，或是藉以看世界的一扇模糊的窗子。我認為文學是一種揭露的藝術，其中包含最苦澀、最艱難的部分。”1998年龔古爾文學獎得主葆拉·康斯坦則說：“如今，很多女性都意識到，做家庭主婦難以使她們獲得理想中的精彩人生。《溫柔之歌》關注的正是這一群體。”以上評價凸顯出了《溫柔之歌》對於社會現實的指涉，以及評委和評論人們眼中這種指涉的重要作用。可以說，斯利瑪尼的這部小說之所以受到廣泛的關注，是因為她用文學的方式揭露了一個社會問題。而它在法國乃至全世界的暢銷，也反映出了人們此類事件普遍懷有的焦慮與關切。
在此姑且不論這部小說在創作技法上的好與壞（雖然它在人物塑造、情節推動技巧上面或許存在不少問題），也不論作者創作這本小說的初衷（在界面文化對她的採訪中，她談到自己的目的，是通過小說探討“金錢是否可以購買自由，我們是否可以花錢去僱傭一個人，或者購買一種服務，來使我們的生活得到絕對的舒適”），這部小說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通過它所引發的巨大輿論討論，為女性、家務勞動及其商品化的探討打開了一個公共空間。具體來說，我們可以問，為何女性必須在家庭和事業中二選一，為何母職和職場女性會成為一個只針對女性的問題？為何人的繁衍與照料無法實現真正的社會化，卻需要退居家庭、變為女性“獨享”的義務？又是為何，即便在這種照料工作走向市場後，它再次成為了女性壓迫女性的新工具？
“男主外，女主內”：照料是女性的天職嗎？
“我也很願意你出去工作，可是孩子怎麼辦？”妻子米莉亞姆在故事開篇和丈夫保羅談及自己想外出工作的打算，丈夫問出了上面這個問題。這時，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一位全職太太，丈夫在外工作，“幾乎整日整日都在公司裡度過”。 米莉亞姆的生活則在越摞越高的賬單以及與孩子日復一日的相處中日漸暗淡。她渴望一份工作。
當丈夫問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他明顯將自己放在了局外人的身份上。這意味著，照料孩子從來不在丈夫的職責考量之內，只有對於米莉亞姆，對於一位母親而言，是工作還是照顧孩子，才能成為一種選擇，並且是一種非此即彼的單項選擇。在這樣的家庭結構中，父親被默認是缺席的，不需要承擔照料責任的，而母親一旦失職，則會遭到譴責。母親的照料者身份因而成為了一種不加否認的前提條件。在一篇題為《為什麼當保姆的都是女人》的文章中，作者淡豹提出了一個尖銳卻常常被忽視的問題，即“為什麼我們把社會性別化的照顧分工當作一個給定條件？”
興起於上世紀70年代的“家務勞動有償化運動”或許能為上述問題提供解答。這項運動首先興起於意大利。二戰之後，伴隨著經濟增長和婦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參與勞動生產的比例上升。而1963-1967年之間，意大利經濟開始萎縮，許多僱傭女性的行業如紡織廠、食品廠開始倒閉，女性面臨著嚴重的失業問題。面對廣泛的婦女貧困，當時受到工人主義思潮影響的女權行動者，開始發起“家務勞動有償化”的運動，希望讓整個社會看到家務勞動作為一項資本服務工作的價值。運動的發起人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框架，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通過對於特定群體的壓迫和剝削完全其再生產的，這其中深受其害的，就是家庭主婦。
在意大利20世紀女權主義運動重要人物瑪利亞羅莎·達拉·科斯特（Mariarosa Dalla Costa）的《婦女與社會顛覆》一文中，她以工人階層的家庭主婦為分析樣本，首先分析了資本主義制度是如何一步步通過摧毀其他類型的家庭群組和社區，來製造出一夫一妻制的現代家庭，又是如何將生產核心從家庭轉移到工廠和辦公室的。這樣一來，男性逐漸脫離家庭，進入公共領域，變為僱傭勞動者，而女性則被隔離在家中，留守在私領域，從事無償的家務勞動。長期以來，不直接參與社會生產的、不以獨立個體形式參與勞動市場的女性，負責無償生育和照顧下一代勞動力。究其本質，看似溫柔的、港灣般對女性施以保護的家庭，實則是讓女性變為無工資的“奴隸”的深淵。達拉·科斯特總結道：“婦女是僱傭奴隸的奴隸，而正是對婦女的奴役確保了對男性的奴役。”
在《婦女與社會顛覆》的末尾，達拉·科斯特提出：“我們拒絕接受‘家務勞動’成為婦女專屬的工作，凌駕於我們之上。家務不是我們的發明，我們也從未得到過補償，他們卻強迫我們每天干12至13小時的家務，強迫我們待在家裡。”她或許未曾料到，在日後，家務勞動確實實現了有償化，但並非因為社會性別化的分工勞動這一前提被撼動，也並非因為作為資本主義制度核心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瓦解，而是因為全球化造成的資本、人力、勞動力的全球流動催生出的“家務勞動商品化”。家務勞動被當做一種可以出售的商品，家政工和保姆等職業應運而生。
“吹毛求疵”的女僱主：女性對女性、弱者對弱者的戰爭
反映在小說《溫柔之歌》中：當米莉亞姆想要解決外出工作和照料孩子之間的矛盾時，解決辦法是僱傭一個保姆。在這件事情上，丈夫的表態如下：“如果把加班時間考慮在內，保姆和你大概掙得差不多。但是好吧，如果工作能夠讓你快樂……”在這裡，丈夫保羅進行的是一個純粹經濟意義上的換算。僱傭保姆的支出，大約等於妻子外出工作的收入，這樣一來，以家庭為單位，這個家庭在維護成本上是沒有太大變化的，因此，妻子出去工作與否，並沒有太大的影響。那如果這樣的話，為什麼要折騰呢？這裡邊有一個十分具有迷惑性的代換：如果照料家庭的人是妻子，那麼她的勞動力是無償的，不需要用金錢來衡量；但如果是家庭之外的女性進入這一家庭、執行照料孩子的任務，那麼這就變為了一種有償勞動。
這其中包含兩種類型的家務勞動和照料服務，一種是在私人領域、在個體家庭中的無償照料，一種是被商品化了的、在市場上流轉的照料服務。為了生存，或者是為了將來獲得更好的生活，一部分母親會放棄對於自己孩子的照料，將這部分時間、精力和情感，投入到一個陌生的僱主家庭中，照料陌生的孩子以換取報酬。這種情況一般指向離開自己國家/家庭的照料工人，比如從菲律賓或其然東南亞國家到香港或其他地方當“菲傭”的女性。還有一種是如小說中的保姆路易絲這樣，將自己的孩子留在家中，同時兼顧照料僱主小孩的職責。這樣一來，她肩負的便是雙重照料——家庭內部的無償照料和市場上換取報酬的有償照料——所帶來的內外夾擊。除去家務照料勞動的瑣碎之外，包含在其中的，也是雙倍的情感付出。
再次回到淡豹提出的那個問題，為什麼我們把社會性別化的照顧分工當作了一個給定條件？這個問題的後半段是，為什麼還一定要在不同的女性之間分配責任和勞動時間？此外，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這種在不同女性之間分配勞動的行為背後，有怎樣的政治經濟格局？又會在女性團體內部造成何種影響？
在《溫柔之歌》中，不同的女性是兩位母親米莉亞姆和保姆路易絲。在這個故事的結尾，保姆殺死了米莉亞姆的兩個孩子，這給同為母親的米莉亞姆造成的傷害是致命的，在小說開篇，蕾拉這樣描寫目睹孩子死亡現場的母親：“孩子們的母親受到很大刺激……進入房間，看見孩子們倒在地上，她發出一聲低吼，如母狼一般深沉的吼聲。連牆體都為之顫抖。五月的日子，夜幕沉沉地落下來。她吐了，警察看到她的時候，她就在吐，她的衣服全部溼透，癱倒在房間裡，瘋子一般，泣不成聲。吼聲撕心裂肺。”在2017年引起轟動的杭州保姆縱火案中，保姆莫煥晶的一把火剝奪了女主人和三個孩子的性命。再聯繫媒體頻繁曝光的保姆趁僱主不在毆打孩子的視頻，我們會發現，在這種僱傭的照料關係中，風險和危險通常由女性和孩子承擔，這與照料行業的性別化問題密切相關。與家務和家庭照料被默認為女性的義務類似，與購買獲得的勞務溝通的任務，同樣也被認為是女性職責所在。
臺灣社會學家藍佩嘉在研究印尼、菲律賓和越南女性到臺灣做家務勞工的著作《跨國灰姑娘》中，很多接受採訪的家務勞工表示，與男僱主相比，她們的女主人更為嚴厲，更加“吹毛求疵”。當藍佩嘉拿著這個問題反問臺灣女主人的時候，很多人表示，作為家裡主要的勞動管理者，對勞工的工作表現會有更多的要求。相比之下，先生的態度是不在乎或者不介入。有的臺灣丈夫甚至認為，花錢僱用外籍家務勞工是他們給妻子的“禮物”，是丈夫貼心的表現。藍佩嘉因此得出結論，雖然僱用家務勞工之後，女性僱主被提升至“母親-管理者”的地位，但她們仍需要對家務勞工的表現負責。而在賢妻良母的文化霸權意識形態支配下，女主人亦將家事與孩子照料視為女性主要的社會責任。
於是可以看到，在一個男性徹底缺席的領域，作為女性的僱主和僱員都是脆弱的。作為勞動力提供者的女性一旦有所不滿，最終也只會將這種不滿發洩在僱主家庭的女性和孩子身上，進而演變為一場女性對女性、弱者對弱者的戰爭。弔詭的是，在這場戰爭中，具體的父親是缺席的，但引發這種戰爭的，卻是大寫的父親，是父權制長期以來的壓迫。
在全球化和勞務商品化的今天，這個問題不僅關乎父權，關乎性別分工的不平等，還涉及階層、涉及種族、涉及國籍、涉及伴隨著全球化發展的家務、照料服務的國際分工。學者霍克希爾德用“全球保姆鏈”來形容這種國際分工，鏈條的上游是富裕國家中能夠負擔僱傭費用的女性，她們用金錢購買照料、家政服務，在享有母職情感回饋的同時，也能兼顧自己的事業和工作。而當她們將家庭勞務外包，她們僱傭的保姆則需要背井離來換取經濟報酬，她們自己的孩子，要麼在親人的協助下，要麼通過花錢僱傭更加貧窮的女傭，才能確保在母親缺席的情況下得到關懷與照料。藍佩嘉在其研究中提到，家務僱傭這個主題尤其暴露了女人之間的差異與不平等，鮮少有工作安排如此典型，僱主和僱工都是女性。在許多情況下，這兩個女人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剝削連帶，而非姐妹情誼。
“妻子的嫉妒”：“姐妹同盟”何以可能？
除了由於宏觀的政治經濟格局造成的女性對於女性的剝削之外，在微觀家庭日常互動中，女性僱主和女性保姆之間也存在一種微妙的關係，而這種微妙常常以家庭中的男主人為中介。在《溫柔之歌》中，故事的轉折（儘管是十分突兀的）發生在保羅一家帶著路易斯去希臘旅行的時候。在那裡，保羅和路易絲獲得了單獨相處的機會。整整一個星期，保羅都領著路易絲去游泳，而孩子們和米莉亞姆則留在旅店的小遊泳池邊。“開始的時候，接觸到路易絲的皮膚，保羅也有有點尷尬。教她浮水的時候，他把一隻手墊在路易絲的頸部，另一隻手撐住她的臀部。一個愚蠢的念頭一閃而過，他暗自發笑：‘路易絲也有屁股。’”在那之後，他們一起喝酒，一起喝醉，路易絲挽著保羅的胳膊，保羅讓她注意雲彩的形狀。那天晚上，路易絲陷入一個色情的夢中。這一章被作者刻畫得格外溫柔、曖昧，彷彿海邊混合著鹹腥和潮氣的微風拂面，將人包裹在一種夏夜的粘稠浪漫中。
可這並非僅僅是小說中羅曼蒂克的刻畫，藍佩嘉在田野調查中發現，缺乏安全感的女性僱主常常將她們與家務工作者的關係轉變為一場烹飪技巧、美貌和其他“好太太”必備條件上的競爭，而丈夫則或無意識或有意識地成為競賽的裁判。在家務勞工眼中，“妻子的嫉妒”是常常出現的閒談話題，而在女僱主那裡，“丈夫把女傭撿起來做妾”這樣的描述也不絕於耳，成為埋藏在女僱主心中的一顆定時炸彈。在女性僱主心中，一個完美的家務勞工最好同時是高度性別化的，又是高度去性化的——在從事家務勞動時，她必須是一個完美女性的化身，溫柔、能幹、勤勞，而當面對自己的老公時，她女性化的一面又成為她的致命危險之處，她最好是沒有性吸引力的、沒有女性魅力的。也正因如此，僱主會通過各種策略，來反覆確認僱主和僱員之間的距離和界限。
正如藍佩嘉在《跨國灰姑娘》的第六章《屋簷下的全球化》中談到的那樣，儘管僱主經常說他們對待幫傭“就像家人一樣”，但實際上，家務僱傭關係的特色卻是“地理距離的親近和社會距離的遙遠的弔詭組合”。當不同種族、不同國籍的人們生活在同一屋簷下，即便同為女性，她們之間並沒有生成一種姐妹情誼，反而是通過日常生活互動不斷地“確認、協商、重構彼此之間看不見的社會差異與公私界限”。
如今我們面臨的現狀是，當大寫的父權國家和家庭中的丈夫在家庭照料和家庭再生產中持續缺席時，上述勞動仍被視作女性的天職，一位女性要不自行承擔這樣的義務，要不通過市場機制，將這種義務以商品的形式，外包給其他女性。姐妹同盟（sisterhood）的浪漫想象，在這樣的現實面前脆弱得不堪一擊。不僅沒有結成同盟，女人為難女人的局面反倒時常發生。
假如養兒育女、照料家庭不再是女性求職道路上的巨大絆腳石；假如家庭和職場對女性而言不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艱難選擇題；假如女性不再經歷“喪偶式育兒”的體驗；假如國家不再一味地將照料責任推向私人家庭或者自由市場，而是通過福利制度和稅收政策的改革，給予女性更多的支持；假如勞務市場不再亂象叢生，而是更加規範、讓勞動者的各項權利都能得到保障——姐妹同盟之間的溫柔之歌，或許才能真正溫柔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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