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龍（1617年—1684年） ，字北溟，號于山，山西永寧州（今山西省呂梁市方山縣）人。清初名臣、循吏。1661年（清順治十八年），于成龍被任命為羅城縣知縣，在任上明確保甲制度，百姓安居樂業，全力耕作土地。1667年（清康熙六年），于成龍升任四川合州知州。後遷任湖廣黃州府的同知和知府，歷任代理武昌知府，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巡撫和總督、加兵部尚書、大學士等職。康熙二十年（1681年）入京覲見，升任江南江西總督。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朝廷命令于成龍兼管江蘇、安徽兩地巡撫的政事，不久便在任上去世。被康熙帝追贈為太子太保。有《於清端政書》八卷等著作傳世。于成龍在20餘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舉“卓異”，以卓著的政績和廉潔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愛戴，被康熙帝讚譽
崇禎十二年（1639年），于成龍參加鄉試，省城太原考場考官公然行賄受賄，徇私舞弊。于成龍在考卷上痛陳時弊，直抒胸臆。結果正榜無名，勉強考取了個副榜貢生。副榜貢生相當於備取生，不算中舉，但可以直接參加會試。會試之後，于成龍以父親年老為藉口，辭去做官的機會，回到來堡村。
滿清統治中國後，于成龍繼續致力於應舉。順治四年（1647年）至順治八年（1651年），于成龍到太原崇善寺開辦的學校學習了4年，但順治八年（1651年）的鄉試中，于成龍又落榜了，這年他已經35歲了。
順治十一年（1654年），于成龍兄長於化龍病故，三子於廷元出生，全家生活的擔子落在他的肩上。父親於時煌年老多病，要人侍候湯藥；繼母李氏雖健，也已暮年。長子、次子上學，全家開支很大，家資因此受窘。于成龍為了養家餬口，供子上學，整日忙於家務，再無工夫參加科舉考試了。
順治十五年（1658年），父親病故。
順治十八年（1661年），于成龍入國子監學習，結業後準備出仕。
順治十八年（1661年），已44歲的于成龍，不顧親朋的阻攔，拋妻別子，懷著“此行絕不以溫飽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負，接受清廷委任，到遙遠的邊荒之地廣西羅城為縣令。羅城新隸於清統治下不到兩年，由於局勢未穩，兩任知縣一死一逃。于成龍到羅城時，這裡遍地荒草，城內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數間，縣衙也只是三間破茅房。他只得寄居於關帝廟中。在困境中，同來的五名僕從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堅強的意志，扶病理事，邁開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于成龍在羅城採取“治亂世，用重典”的方法，在羅城為官三年之間，就使羅城擺脫混亂，得到治理，出現了百姓安居樂業的新氣象。
于成龍的突出治行受到兩廣佈政使金光祖的重視，羅城被評為全省治理的榜樣。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于成龍再次舉“卓異”後，被調主持武昌府政務，並將擢武昌知府。恰在這時，“三藩之亂”爆發了。在吳三桂凌厲的攻勢下，貴州、湖南望風披靡。同時吳三桂派許多湖北籍部將，特封官“札書”回籍策反，製造暴亂。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縣發現“偽札”，知縣即以“通賊”罪名大肆濫捕，搞得人人自危。接受了“副將偽禮”的該縣曹家河人劉君孚父子乘機聯絡東山一帶山寨發動暴亂。由於于成龍在當地很有影響，被請出來收拾局面。他以“招撫”為方針，查清事件原委後，發出安民告示，使絕大多數協從百姓歸家，事態很快趨於緩和。隨後，他又冒生命危險隻身進入首先發難的劉君孚山寨中說服劉及300槍手（獵戶）。10天之內，一場動亂順利平息。八月，于成龍調任黃州知府，第二次暴亂又接踵而至。其時，潛入的奸細乘黃州府空虛，聯絡當地豪紳紛紛起事，“高山大潮，烽火相望”，聲勢與範圍大大超過前次。面對險惡的形勢，于成龍清醒地認識到黃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眾議，制訂了決不放棄黃州、組織鄉勇相機主動進剿的策略。調集各鄉鄉勇數千人在東山黃土坳一帶，與數量上佔優勢的暴亂分子展開激戰。在他的指揮下，尤其是他身先士卒，危急關頭置生死於度外，使戰鬥獲得全勝。當場擒獲暴亂首領何士榮。後又乘勝平定了其餘叛亂。二十餘天內又取得平亂的勝利，受到湖廣總督蔡毓榮的高度褒獎。
康熙十八年（1678年），于成龍升湖廣下江陸道道員，駐地湖北新州（今新洲縣），在湖北期間，儘管地位和環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異於常人的艱苦生活作風。
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龍升福建按察使。未逾兩年，又出任為總制兩江總督。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農曆四月十八日，于成龍終於走到了人生的最後關頭，終年六十八歲。
于成龍去世時木箱中只有一套官服，別無餘物，市民痛哭，塑建雕像祭祀，諡號清瑞。
于成龍逝世後，南京男女老幼，商販僧侶皆痛哭流涕，可見中下層人民對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康熙帝破例親為撰寫碑文，這是對他廉潔刻苦一生的表彰。
“卒之日， 金陵人為之巷哭。相率香燈祭與寢。日幾千百人，衙舍至不能容。遠近聞之， 皆輟市， 如喪其親”。在出殯當日， “士民數萬人步二十里外, 伏地哭, 江干江水聲如不聞。公之得吏民之心, 江寧人謂數百年來無能如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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