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即1947~1949年在東山學校求學的。當時，該校的校名是“湖南省私立東山初級中學”，這是當時湘鄉縣內最好的兩所中學之一(另一所是湘鄉縣立中學，即今一中)。歲月如流，時空逾過了60個春秋，但當年在這裡求學的情景，仍歷歷在目，一往情深。
東山學校原為高等小學堂，1940年秋開辦初中，每年春秋兩季招收新生一班(只收男生)。我入校時編入初中第十三班，當時，還有八、九、十、十一、十二5個班級，學生約300人。教職員工20餘人。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十三班畢業時，正逢湘鄉和平解放，真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宣告了學校舊的教育制度的結束，新的教育制度的誕生。
在我就讀東山的3年中，經歷了王國燾、康文扆、王禮隆3位校長。王國燾當時是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聽說是王季範老先生的侄子，他的公務忙，沒有住校，只在每週一的週會偶爾來校訓話，我們都敬而遠之。1948年上期，康文扆校長來校主持工作。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老者，兼教我們的公民課。1949年3月中旬，因病不幸逝世。全校師生無限悲痛，學校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記得我們十三班敬送了一幅輓聯：
兩載坐春風，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一生持勁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寥寥數語，充分表達了學子們對尊敬的康校長一生的高度評價以及深切的悼念之情。
同年3月下旬，校董事會決定由王禮隆先生任校長一職。1949年8月，中共湘鄉縣委接管了該校，仍派王繼續擔任校長，一直到1950年2月。王禮隆是一位學者型的校長，他知識淵博，治學嚴謹。無論是向學生作報告，還是上講臺講地理課，總是那麼口若懸河地講得條條是道，深受同學們的愛戴。可是，在解放後的數十年中，王禮隆校長身受不白之冤，坎坎坷坷後半生，直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平反昭雪。爾後，他又任勞任怨，默默無聞地為人民教育事業辛勤工作至退休。
在東山求學的3年中，讓我們受益最多的有國語老師易微塵、王亮、彭兆祥；數學老師潘佑麗、李翔麟(教導主任)、李明亮、趙梁材；英語老師張展猷、陳本琦；物理老師譚興鋒、張四維、鄧之馥；化學老師潘熹、李聲金；史地老師張充予、王禮隆、劉仲廉；生物老師曹明榮、王先仁；公民老師劉奐世；美術老師潘少圭(訓育主任)、熊新野；音樂老師賀雲瞿、吳楚炎、劉甲林；體育老師文近人、黃儒濱；還有工人肖祖威、劉玉生等等。當時學校都是採取聘任制，在校授課的老師都是大學畢業，有真才實學，名師濟濟，執教有方，師德高尚，深受學生的愛戴和歡迎。 學校除了具有得天獨厚的優美的自然環境之外，素以校風、校規嚴謹，管理嚴格，紀律嚴明，學風樸實而著稱。學校實行封閉式的管理，除星期日外學生一律不準出校門，學習風氣十分濃厚。每當清晨，同學們三五成群，自覺地在綠樹蔭下學習。整個校園裡充滿著朗朗的讀書聲。
這種高度自覺的學習氣氛的形成，是與學校的嚴格管理分不開的。學校通過週會和公民課向學生灌輸“三民主義”“道德法紀”教育，引導學生嚴守校規，埋頭讀書。
記得每週一，學校都要舉行週會。禮堂裡懸掛著孫中山遺像，兩側掛著總理的遺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正牆上寫有“禮義廉恥”四個大字，還有“公誠勤儉”校訓等。週會開始，由校長或訓育主任主持，首先帶領全校師生誦讀總理遺囑：“餘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之後，主持人訓話，內容大都是圍繞時政、校史、校訓、校風、校紀等。最後，大家齊唱校歌，“高高高，東山起鳳……”那優美而又簡潔的旋律，引導著學子們奮發向上。
1949年8月，湘鄉和平解放，學校通知復課，同學們興高采烈地返回學校，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社會主義取代了三民主義，說服教育取代了打罵教育，啟發式教學取代了滿書灌注入式，訓育處也取消了，由班主任負責管理學生。同學們學得主動，學得活潑。我們在東山讀書的時候，訓育主任潘少圭和化學老師潘熹，是同校執教的父子倆，同學們非常敬仰他們。潘少圭老師肄業於上海美專，擅長國畫，尤以花鳥著名，是我縣有名的畫家，在校兼任全校的美術課。記得潘少圭老師給我班上過美術課。有一次，他用那矯健的筆力，在黑板上示範，畫出一棵大白菜，真是栩栩如生，並寫上：“咬得菜根百事可為”這一題款。至今已過去二十多年了，但它一直銘刻在我心中，受益終身。他對學生管理非常嚴格，每天起早貪黑，堅守著自己的崗位，經常手持一根三尺多長的竹篾鞭子藏在自己的背後，不露聲色的巡視在教學區域(全校學生自修室約40間)，他每天都要依次查看，一絲不苟。發現有學生學習時講小話或做小動作時，他不分青紅皂白，用篾鞭子在學生頭上輕輕的敲幾下。並自言自語地說：“你又在講話，又在講話……”，所以，同學們都怕他，也躲著他。背後叫他“潘閻王”和“狗糞老倌”。潘熹老師是潘少圭的兒子，乳名叫光四。雖然他出身殷實之戶，但自幼就離開了溫暖的家庭，輾轉西南各省，學習深造，畢業於前國立中央大學化工系。1948年秋，他回到家鄉，從事教育工作，被聘在東山中學任教，擔任我們的化學老師。他不僅是一位治學嚴謹的好老師，而且是一位思想進步的學者。後來，經組織考驗，潘熹於解放前夕，加入了共產黨，為湘鄉的和平解放和人民的教育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9年上期，東山校園裡曾經發生過一次突發的“學潮”事件。弄得學校當局如臨大敵，暗地偵查，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結果不了了之，一直成為學校一個久久未破的“懸案”。事情發生的歷史背景是這樣的：1948年至1949年間，我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先後發動了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我們從報紙上看到，解放軍南下勢如破竹，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聯想起湘鄉解放也指日可待。1949年4、5月間，突然一個早晨，校園裡的禮堂、教學區、生活區到處散滿了許許多多的標語和傳單，其內容是“要民主，要自由”、“迎接和平解放”等等。學校當局面對如此情景，十分緊張，認為這是地下黨鬧學潮的前奏，馬上動員訓育處所有教師明查暗訪。當時，我們十三班是畢業班，在學校裡顯得特別活躍。校方十分注視我班，四處尋找可疑的學生，訓育主任多次找歐陽炳等同學個別談話，暗地審問，核對筆跡，總想找到一點蛛絲馬跡。但無論怎麼審問，始終無人承認。最後，學校無可奈何，作出了極不公正的處理：撤銷歐陽炳班長職務，給予開除學籍、留校察看的處分。歐陽炳不能接受這一“莫須有”的處分，他含著熱淚離開了東山學校，於當年下期考入湘鄉中學高五班，三年過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華中工學院，畢業後在北京航天部某研究所任研究員，為祖國的航天事業作出了貢獻。2005年2月，我在北京探親期間，應邀參加了東山學友的一次迎春座談會。在座談會上，歐陽炳提及他曾在東山學校冤受處分之事，學友譚德三（初十四班）突然站了起來，握著歐陽炳的手，激動地對他說：“冤枉你了，這件事有我的一份。”接著，他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講了個清清楚楚。譚說：“鬧事的起因是對當局和校方不滿，我們共寢室的幾個同學連夜策劃，向學校領導施壓，自備紙張、墨水，書寫了不少標語，散發在校園各個角落，鬧得院內滿城風雨。”並補充說：“此次事件沒有後臺，是幾個同學自發乾的”。事隔半個多世紀，此案才水落石出。從而，解除了50多年來憋在同學們心裡的一個疑團，也揭開了所謂“學潮”的秘密。□
來自：今古湘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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