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宋論》中曾這樣說：宋太祖趙匡胤臨終前，“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之人；三，不加農田之賦……”
趙匡胤於公元960年發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從後周柴氏手中奪得政權，做了皇帝。循中國歷史故例，本當斬草除根，以絕後患。可趙匡胤終其一生，對柴氏一門優禮有加。臨終尚不忘以“政治遺囑”的形式提醒後世嗣君不可虧待柴氏後人。後來《水滸傳》中的小旋風柴進根本不把國家法度放在眼裡，靠的也是太祖所遺丹書鐵券。
不僅如此，趙匡胤對平民“卑賤”的生命亦常懷惻隱與悲憫，從不妄開殺端。遣大將曹彬徵南唐，臨行不忘以“城破日，不可妄殺一人”戒之，曹彬不解，曰：“兵久無功，不殺不可以立威。”趙匡胤回答說：“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殺也。”
趙匡胤“政治遺囑”的第二條“不殺士大夫”，堪稱是“一塌糊塗的泥潭裡的光彩”。趙匡胤本人雖是“赳赳武夫”出身，卻定下偃武修文的國策，遂使有宋一代成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尊重讀書人的朝代。相應地，宋代文化藝術各領域群星璀璨、空前繁榮也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陳寅恪就說過：“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宋朝的財政不算好，甚至不能算次好，後世對此批評較多。但財政收入的多寡並不總是可以拿來作為國家力量的衡量標準，靠高稅賦維持的財政反有“重斂毒民”之弊。趙匡胤本人厲行節儉，有一次他半夜起來，突然非常想吃羊肝，但想到“我若說了，每日必有一隻羊被殺”，結果硬是忍住沒吃。與趙匡胤的節儉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宋代是歷史上少有的真正做到了“藏富於民”的朝代，財政、軍事力量雖弱小，但民間的經濟活動空前繁榮，民間積累的財富不亞於中國歷史上任何所謂“盛世”。這自然跟趙匡胤定下的“不加農田之賦”，即不與民爭利、與民休息的基本國策相關。
趙匡胤的三條遺訓“不謂之盛德也不能”，王夫之《宋論》於盛讚趙匡胤的仁慈之餘對之亦有精彩分析。自古帝王臨天下，總該有所憑藉。其上以德，比如商湯、周文王；其次以功，比如漢高祖、唐高祖。而趙匡胤的德行比不上商、周，也不像漢高祖、唐高祖有平定天下之功，其治天下之密鑰乃一“懼”字。常懷“敬畏之心”，則“懼以生慎，慎以生儉，儉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這便是趙匡胤能一統天下，成就大宋盛治的原因。（來源|文史博覽 作者|丁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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