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袁褧在《楓窗小牘》中說：王安石變法不久，有人在大相國寺牆壁發現了一首詩：“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拓條。阿儂去家京洛遙，警心寇盜來攻剽。”開始，人們以為這首詩是丈夫外出，老婆在家感懷而作，直到蘇東坡的出現。蘇說，這是一首含詩：首一句，終歲，即十二月，為“青”字。荒蕪即田上長草，為“苗”字。湖浦焦，為去水，為“法”字。三字合攏則為“青苗法”。第二句，貧女戴笠即“安”，落拓條即“石”，合二為一則為“安石”。第三句， 阿儂為吳方言，意為“吾”在此通“誤”，京洛是國都，於是借指為“國”，二者合則為“誤國”。第四句，“寇盜”皆民之賊也，換種說法即“賊民”，四句合起來正好是九個字“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但就是這個群眾眼裡“誤國賊民”的王安石交出的卻是一份不錯的經濟答卷。
立國日起，趙宋王朝的財政就不給力。到仁宗時，朝廷每年虧空已達300萬貫。幾年後的英宗治平年間這一數字陡升至1570萬貫。以至於1067年英宗病逝時，朝廷甚至拿不出足夠的錢為他辦一場像樣的喪事。王安石上臺後，這一情況徹底扭轉。哲宗初年，擔任戶部尚書的李常一次向諸人透露皇上的家底，“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場積剩錢共五千六百餘萬貫，京師米鹽錢及元豐庫封樁錢及千萬貫”。
即便如此，王安石依舊不受待見，到處都是嘲笑和譏諷的人。這樣的情況不獨宋代有，歷代都有。
今人對張居正的評價日益客觀，當年明月更是說其為明代最偉大的政治家，沒有之一。但跟王安石一樣，之前的很多年，張居正幾乎就是奸臣的代名詞。明人沈德符在書中把他比作霍光、宇文。
張居正生活的時代，大明王朝已岌岌可危。他動用非常手段，大肆改革，使王朝出現了中興的跡象。僅從經濟上說，萬曆五年帝國中央銀庫太倉庫收銀436萬兩，兵部管理的太僕寺（總後勤部）當年的歲入銀兩也超過400萬兩，京師倉庫所存糧食足夠6年消費。而在之前很多年，明王朝幾乎沒有儲備，各地常因為軍餉發不到位引起軍隊譁變、巡撫被殺等惡性事件。數年之後，明王朝打贏了寧夏平叛、播州平叛、援朝抗倭三次大戰。你我都知道，打仗拼的是兵強馬壯，拼的是誰比誰更能燒錢。
按說，這樣一個人，不能說居功至偉，起碼生前死後風風光光。可是，張居正死後半年，這位昔日的股肱之臣卻遭到清算。
為什麼會這樣？恐怕還得從孔夫子的《論語》說起。書中，老先生無論好壞，對人的評價只有兩極——君子和小人。而君子和小人更多的是道德層面，而非事功層面的判斷，所以歷來的讀書人愛談氣節，而恥於言利。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開口就說，老先生，不遠千里而來，對我們國家有什麼好處嗎？孟子的回答很忽悠，大王何必談好處，有仁義就啥都有了。
在這樣一種話語體系下，王朝需要的是司馬光這樣的人。所以與張居正同一時代，後來博得大名的海瑞在評價他時，說了一句振聾發聵的話：“工於謀國，拙於謀身”，可能這就是王安石和張居正們真正的悲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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