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3月10日，對於武俠迷而言是一個特殊的日子，因為在這一天，享譽世界的武俠小說泰斗金庸先生已經年滿九十二週歲了。然而金大俠在小說界的累累俠名，也遮不住他在報業的地位與建樹——他的七千餘篇政論，以其兼具理性與感性的筆法，在兩岸三地影響極深，而由他創辦的《明報》則在他的主持下，由一家既無資本為後盾、又無政治背景的通俗小報，辦成了家喻戶曉的精英大報，在香港乃至華人世界享有盛名。一個隻身下香港的年輕人，究竟如何成為名動香港的報業巨頭？就讓我們隨《出版人》領略一下金大俠半個多世紀跌宕起伏的報業生涯吧。
作家、評論家金庸先生
在《明報》上連載的《神鵰俠侶》與《倚天屠龍記》
上世紀六十年代大陸的政治變局為《明報》帶來了轉機。金庸拯救《明報》，靠的就是這一時期的社論，特別是1962年“難民潮”事件的報道社論，體現了金庸不偏不倚、顧全大局的過人筆力。此時，《明報》才開始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定位。“難民潮”結束之後，《明報》一改報格，從一份側重武俠小說、煽情新聞和馬經的“小市民報章”，提升到一份為讀書人所廣泛接受的“知識分子報紙”。1962年，《明報》銷量跨過3萬份；到1963年，《明報》平均日銷量5萬份，完全擺脫了財政上的窘境。
不惑到知命之年，正是金庸的黃金時代，此間他一手寫武俠小說，一手寫社評，在高度商業化的香港報業取得了空前成功。他的社評不僅文字出色，常常在就事論事的侷促中宕開一筆。還有一大特色，就是喜作預測，而且他預測天下大事常常驚人的準確。他自己說，“我作的許多大膽推斷，後來事實大都應驗了，並沒有重大失誤。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運氣不錯。”十年動亂期間，《明報》開闢“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關大陸的消息，改變了香港同胞對大陸一無所知的狀況。由此《明報》成為報道大陸消息的權威，金庸也成為了知識分子的偶像。同一時期，報社的業務也在拓展， 1966年創辦的《明報月刊》在金庸和胡菊人的經營下成為了頗具影響的學術刊物。1968年創辦的《明報週刊》經數年發展也成為娛樂週刊中的佼佼者。
早期的《明報》是一份側重武俠小說、煽情新聞和馬經的“小市民報章”
然而金庸離開後，《明報》的發展並不盡如人意。脫離金庸的明報不僅沒能走上“最好的中文報紙”之路，反而喪失了鮮明的“一人報紙”特色，淪為各方面都相對平庸的大眾報紙，銷量與影響力均大不如前，也再也無法向30年前那樣，在華語輿論場掀起風暴。接任者于品海雖然被金庸看重，但最後還是難以維繫報紙運營，於2007年將《明報》轉讓馬來西亞商人張曉卿執掌的世華媒體集團。
儘管今天人們仍多是通過15部武俠小說而瞭解金庸其人，而金庸本人卻更認可自己“報人”的身份，並將《明報》看做是一生最高的成績。而對於金庸辦報的理念，研究者張圭陽認為：“與其說是‘文人辦報’，還不如說是‘儒商辦報’來得更貼切一點。”金庸也曾說，“文人要有企業精神，才可以辦報”。在報業打拼的半個世紀裡，金庸既是“儒”，也是“商”，金庸之後，再也沒有一份報紙能與文人保持如此密切的關係，並在30年間保持主事者鮮明的個人特色。這段歷史的終結，未免讓人唏噓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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