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女權行動者總是難以避免地承受更多汙名與偏見，承擔更多敏感與邊緣的痛楚。她們在社會變革中做出偉大的貢獻，卻常被“僅限男性”的歷史有意無意地“刪除”。這是一位晚清女權主義者的故事，百年之後，你是否還能叫出她的名字？
中國的“女權主義”似乎越來越難找到立足之地。
“女權主義”在中國變成了一個輕浮的詞。不論是當下社交媒體上甚火的“好嫁風”博主，或是表面鼓吹“女性優勢”實為“教女性如何更好地嫁人”的Ayawawa，還是為女性不斷製造“購買的自由”或者“有錢就可以包養小鮮肉”的自由的大眾傳媒與廣告商，似乎誰都可以用“女權”二字為自己冠名。
ayawawa創始人，楊冰陽。專教女人如何在婚姻市場上取勝，並自稱男女平等倡導者。
同時，“女權主義”又變成了一個不可說的詞。批判男權的真知灼見被日常“刪帖”；2018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這一天，國內某女權媒體一夕之間被消失；近日，女權主義者被無端侮辱……類似的突發事件屢屢發生，女權發聲者對此幾乎要見怪不怪。
堅持女權行動者顯得“自討苦吃”。她們總是難以避免地承受更多汙名與偏見，承擔更多敏感與邊緣的痛楚。她們在社會變革中做出偉大的貢獻，卻常被“僅限男性”的歷史有意無意地“刪除”。
然而，女權主義的魅力就在於，即使她“自身難保”，仍然堅韌而卓越地，在任何一個病態的社會里普渡眾生。正如百年前那位卒時不詳的女權主義者，超越了她的時代，卻仍然在給當下的女性與女權行動者以啟迪、勇氣。
她叫何殷震
獻身甘做索菲亞，愛國群推瑪利儂。
言念神州諸女傑，何時杯酒飲黃龍？
1904年的中國晚清，一位名為何殷震的女性作下此詩。她用刺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俄國女傑索菲亞、為拯救大革命中的法國而甘願走上斷頭臺的瑪利儂，激勵中國女性參與社會革命。彼時，距離至今享譽世界的西方女權先鋒波伏娃出生還有4年。
1886年，何震生於晚清一個知縣家庭。從小接受中國傳統封建的女性教育，“秉承閨訓甚嚴，不見生人”的她，在留日後卻一反傳統女性的既定軌跡，舉起了女權主義的大旗。
何殷震，字志劍，原名何震，其母姓殷。作為“雙性說”的提出者，她言行一致，將自己的本名改為“何殷震”，在各大報刊發表文章皆署用此名。
作為一名女性，何殷震的行動力並不輸於當時的男性先進知識分子。1907年，何創立社團“女子復權會”，辦報《天義》宣傳自己的女性解放的觀點。該報刊中介紹了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據考證，這可能是國內第一次集中地將《共產黨宣言》翻譯成中文。
《天義》
何殷震在當時個性突出。她的文章用詞激烈、觀點激進，她甚至膽敢與當時著名的男性知識分子章太炎叫板，斥責其與清政府私通，接受其經濟援助。
然而，女權主義者的身份讓她遭受各種侮辱。因主張女權，頗有姿色的何震被時人認為生活不檢點。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元老劉成禺稱何震“通文翰而淫悍，能制其夫”；章太炎與蔡元培的學生、曾任孫中山總統府秘書柳亞子曾說：“志劍不是女留學生嗎？那真不如學毛兒戲的女戲子了。”何震之夫，晚清著名經學家劉師培則被嘲為“外恨黨人，內懼豔妻”。為了反抗，她試圖把自己裝扮成男人，想以此換取尊重。可她做得越像，人們越是將她視為不正常的女人，更加鄙夷她。
何震成為是中國第一代女權主義者，22歲便落筆驚風雲。雖然因為衝在了最前面而遭受攻擊，但作為首先醒來的一批人，何震的女權主義卻有著超越時代的洞悉力。
處變局時代，比“進步”更進一步
何殷震的女權理論跟她傳說中的性格一樣“不好惹”。和國家主義和自由主義角度下的女性主義不同，何殷震反對一切壓迫機制和權力關係，不論是男權的、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
19世紀末始，正是中國內憂外患、社會變革之際，西方近現代思想傳入中國知識界。一方面，西方的約翰·彌勒等人的自由主義女權主義思想流入中國，其主要訴求集中在參政權上，認為參政權是解決女子教育、職業、財產等權利平等的唯一渠道。
在國內，康有為、梁啟超、蔡元培等著名男性知識分子開始提倡破除中國婦女之陋習（如纏足），讓女性擁有受教育、參政、經商等權力，並從男子的“馴化”中得到解放。這批知識分子是從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角度來宣揚女性主義的：“家庭革命即可挽回民族主權，亦可解放中國人民”，目的是為了將國內的家庭制度“文明化”（就像西方世界那樣），以此強國以“救亡圖存”。
就在人們不斷向西看時，何殷震卻注意到了其中的問題。
晚清的中國，由於被捲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其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受到重創，家庭生計變得日益艱難。為了解決生存的困境，婦女們不斷被抵押買賣給男人，女性不得不在城市或農村精英的家裡、在外國和本國資本家的工廠裡、在城市和鄉村的大街小巷裡為僕、為妻、為妾。
勞動婦女的悲慘遭遇觸動了何震。一方面，她意識到西方自由主義中女性參與工作的倡議可能把女性送入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剝削中；同時，她譴責國內男性知識分子：為了鼓勵女性進入到社會改造與民族革命中而倡導部分女性權益，卻試圖抹去男女之間的利益對立。但實際當上，當時的家仍然是男人的家，他們要求女性外出工“抒一己之困”，同時又要求女性“文明”地治家，以成就自己的美名。
——《女子解放問題》
何殷震一語道破了晚清維新男子所倡女權的男性中心。
“至公”為願，“復仇”為聲
何震認為，僅僅通過就業、教育與參政，無法賦予女性獨立性。完成婦女的解放，需要對社會、經濟、階級關係進行改造。
根據殷震的觀察與判斷，現世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種族制度都是等級制度，而且都是由男性鑄造的，是姓“男”的，與女子無關，因此男子對女子的壓迫無處不在。所以，何殷震認為應當將男女間的問題作為階級問題來分析。為了將自己與一般的女權主義區分開來，何震提出了“女界革命”的概念，其包含兩個層次的革命：微觀的男女間革命，和宏觀層面的社會革命。並將前者作為一切社會革命的發動機關。
“數千年之世界，人治之世界也，階級制度之世界也，故世界為男子專有之世界。今欲矯其弊，必盡廢人治，實行人類平等，使世界為男女共有之世界。欲達此目的，必自女子解放始。”
因此，何震不像自由主義女權那樣為女子追求與男子相同的權利，而是通過整個社會革命，讓男子再無壓迫女人（包括弱勢男子）的權力。她認為參政權無非是讓少數參政女子處於主治之位，使多數無權之女子受其統治，從而在女子與女子之間生出不平等來。何震所稱的“根本改革”，即是無政府主義理論視域內的政治上的“廢政府”和經濟上的“共產”。
為了宣揚這種男女絕對平等的觀念，何震甚至用“女子復仇論”作為文章之名，一時之間引起爭議。民國政治家張繼就對此感到不適：“《天義》總需接續出版……惟需將女子復仇諸語稍加修改。”但細看何震的文章：“女子之所爭，僅以至公為止境，不必念往昔男子之仇，而使男子受治於女子下也。”所以說，何震並非要把男性壓在腳底下的專制女利主義者，亦非鼓動女同胞向男人報千年私仇的暴動分子，而是要廢除任何壓迫、要絕對的平等。而“復仇”二字，只不過是何震的“標題黨”小心機，是為了達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效果，更是她要將男女革命進行到底的堅定吶喊。
女子復權會章程
何殷震竟然反對“自由戀愛”？
性解放是女權主義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的口號。但何殷震在此提醒世人，莫要落入性自由的陷阱。
在婚姻問題上，何殷震提倡一夫一妻制，反對“男既多妻，女亦可多夫，以相抵制”的觀點。何殷震所創辦的女子復權會《簡章》上提到：“不得服從男子驅使；不得降身為妾；不得以數女事一男；不得以初昏之女為男子之繼室”。甚至認為為了維護此制，不論男女，均應受到嚴厲懲罰。“若男子不止一妻，性好冶遊，妻子可動用嚴制”；若男子只有一妻，其妻有外遇，則男女“亦必共起而誅之”。她甚至激烈地稱，多妻的男子是帝王，而多夫的女子則為娼妓。
這一系列話語看起來十分保守，甚至不符合許多人想象中的“自由戀愛”，就連對何震十分欣賞的日本社會主義社會活動家幸德秋水都感到不解。而國內的無政府主義者張繼也認為“當以自由戀愛最為確當”。在越來越多人認為應該將自由戀愛作為婚姻基礎的今日，人們恐怕更加難以理解何震的言辭。
但“平等”是何殷震一切思想的內核，她不惜將平等置於自由之上。正因為如此，不論男女，都應當受到約束。
是男子多妻，男子之大失也，今女子亦舉而效之，何以塞男子之口乎？況女子多夫，若莫娼妓，今倡多夫之說者，名為抵制男子，實則便其私慾，以蹈娼妓之所為，此則女界之賊也。
這是因為，她看清了“自由”背後的“私”的本質。她批評一些貌似激進的“自由平等”思想的實質是“縱慾肆情”。這與她“至公”的社會願景相違背，實則是把“解放”狹義化了。
為了實現女子真正的解放，何殷震強調突破家庭私有制的經濟革命。《天義》就曾發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國家的起源》第二章，編者語稱，“推論家庭之起源，援引歷史，以為此等之制，均由視婦女為財產。”何殷震看來，婚姻制度都是財產製度，女子往往受制於金錢，金錢不僅使婚姻失去自由，且“將陷女子與卑賤”。比如，在晚清社會，“自養”的女性尚極少，在當時，女子嫁人“實在不是為了尋個男人為伴，而是圖個飯碗”，婚姻意味著女性對男性的逆來順受。
在何殷震看來，理想的愛情應當是內心的愛，是精神上的“性”與“愛”，而非基於財產與人身捆綁的那種婚姻制度。在男性作為經濟上的剝削階級，女性作為經濟依附的現實中，女性應當在反對封建的兩性關係（如一夫多妻）的同時，也當對男性主導的、階級式的社會制度與家庭制度壓迫進行抵抗，才可能實現女性的自我解放。
事到如今，大部分男女婚姻仍然擺脫不了財產問題的侵擾。何殷震期待的突破家庭私有制的女權實踐，即使放在今天，也十分具有超越性。
偉大的女性，卻被歷史遺忘
雖然何殷震過身百年，但她仍然屬於當下。何殷震提出的問題在今天依然是女權界爭議的重點；何殷震所擔憂的私有制對於女性的壓迫仍然在發生著，男性主導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制度仍然將女性壓得動彈不得。消費主義與女利主義仍可以打著女權的旗號甚囂塵上，雖似乎也在發出女性的聲音，卻未必有何殷震那樣對“私”的警惕、對“至公”的極力追求和敢於顛覆現有制度帶領女性自我解放的勇氣。沒有對“平等”的執念、不與勞動婦女團結，個體主義與精英主義式的女權話語亦可能產生對底層女性的壓迫秩序。在這些女權話語中，何殷震曾關注的女工、女僕與娼妓等最不幸的女性角色被壓迫並不為人所見。
這樣一位偉大的女性，其最終的下落卻無人能說得清。何震與其先生劉師培是宣揚無政府主義女性主義的同路人，婚後與劉師培“每出必同行”。在劉師培去世之後，她“曾在北大校門伏地痛哭。”後世傳，其最終或死在了精神病院，或削髮為尼、不知下落。兩種說法，莫衷一是。
何殷震似乎是絕望的，她不滿一切權力關係與統治制度，痛斥種種壓迫與不公，挑戰整個社會的權力結構。這種歇斯底里的激進讓她不得不承擔先行者的痛楚。作為一名生活在晚清時代的女性，她有同時期人少有的洞察力，即使在今天，何殷震的批判依然振聾發聵。而她出人意料的激進批判過於徹底而顯得與當時的世界格格不入，被史冊留名的男性知識分子們嘲諷甚至侮辱，後世也幾乎將她遺忘於史海。
在今天，在這個依然被男權主導的制度統治的世界裡，女權先鋒也常常遭遇不測。然而，即便遭“刪除”、侮辱、詆譭，先行者依然能給予思想的力量與繼續的勇氣。再思女權使命，這或許也是面對來日的一種方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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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Liuxiaowan：中國最早女權主義者之一何震 她本來可以成為波伏娃, 北京晚報, 2016-08-05：
http://www.takefoto.cn/viewnews-870990.html/2.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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