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女权行动者总是难以避免地承受更多污名与偏见，承担更多敏感与边缘的痛楚。她们在社会变革中做出伟大的贡献，却常被“仅限男性”的历史有意无意地“删除”。这是一位晚清女权主义者的故事，百年之后，你是否还能叫出她的名字？
中国的“女权主义”似乎越来越难找到立足之地。
“女权主义”在中国变成了一个轻浮的词。不论是当下社交媒体上甚火的“好嫁风”博主，或是表面鼓吹“女性优势”实为“教女性如何更好地嫁人”的Ayawawa，还是为女性不断制造“购买的自由”或者“有钱就可以包养小鲜肉”的自由的大众传媒与广告商，似乎谁都可以用“女权”二字为自己冠名。
ayawawa创始人，杨冰阳。专教女人如何在婚姻市场上取胜，并自称男女平等倡导者。
同时，“女权主义”又变成了一个不可说的词。批判男权的真知灼见被日常“删帖”；2018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这一天，国内某女权媒体一夕之间被消失；近日，女权主义者被无端侮辱……类似的突发事件屡屡发生，女权发声者对此几乎要见怪不怪。
坚持女权行动者显得“自讨苦吃”。她们总是难以避免地承受更多污名与偏见，承担更多敏感与边缘的痛楚。她们在社会变革中做出伟大的贡献，却常被“仅限男性”的历史有意无意地“删除”。
然而，女权主义的魅力就在于，即使她“自身难保”，仍然坚韧而卓越地，在任何一个病态的社会里普渡众生。正如百年前那位卒时不详的女权主义者，超越了她的时代，却仍然在给当下的女性与女权行动者以启迪、勇气。
她叫何殷震
献身甘做索菲亚，爱国群推玛利侬。
言念神州诸女杰，何时杯酒饮黄龙？
1904年的中国晚清，一位名为何殷震的女性作下此诗。她用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俄国女杰索菲亚、为拯救大革命中的法国而甘愿走上断头台的玛利侬，激励中国女性参与社会革命。彼时，距离至今享誉世界的西方女权先锋波伏娃出生还有4年。
1886年，何震生于晚清一个知县家庭。从小接受中国传统封建的女性教育，“秉承闺训甚严，不见生人”的她，在留日后却一反传统女性的既定轨迹，举起了女权主义的大旗。
何殷震，字志剑，原名何震，其母姓殷。作为“双性说”的提出者，她言行一致，将自己的本名改为“何殷震”，在各大报刊发表文章皆署用此名。
作为一名女性，何殷震的行动力并不输于当时的男性先进知识分子。1907年，何创立社团“女子复权会”，办报《天义》宣传自己的女性解放的观点。该报刊中介绍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据考证，这可能是国内第一次集中地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
《天义》
何殷震在当时个性突出。她的文章用词激烈、观点激进，她甚至胆敢与当时著名的男性知识分子章太炎叫板，斥责其与清政府私通，接受其经济援助。
然而，女权主义者的身份让她遭受各种侮辱。因主张女权，颇有姿色的何震被时人认为生活不检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元老刘成禺称何震“通文翰而淫悍，能制其夫”；章太炎与蔡元培的学生、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柳亚子曾说：“志剑不是女留学生吗？那真不如学毛儿戏的女戏子了。”何震之夫，晚清著名经学家刘师培则被嘲为“外恨党人，内惧艳妻”。为了反抗，她试图把自己装扮成男人，想以此换取尊重。可她做得越像，人们越是将她视为不正常的女人，更加鄙夷她。
何震成为是中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者，22岁便落笔惊风云。虽然因为冲在了最前面而遭受攻击，但作为首先醒来的一批人，何震的女权主义却有着超越时代的洞悉力。
处变局时代，比“进步”更进一步
何殷震的女权理论跟她传说中的性格一样“不好惹”。和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角度下的女性主义不同，何殷震反对一切压迫机制和权力关系，不论是男权的、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
19世纪末始，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变革之际，西方近现代思想传入中国知识界。一方面，西方的约翰·弥勒等人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思想流入中国，其主要诉求集中在参政权上，认为参政权是解决女子教育、职业、财产等权利平等的唯一渠道。
在国内，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著名男性知识分子开始提倡破除中国妇女之陋习（如缠足），让女性拥有受教育、参政、经商等权力，并从男子的“驯化”中得到解放。这批知识分子是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角度来宣扬女性主义的：“家庭革命即可挽回民族主权，亦可解放中国人民”，目的是为了将国内的家庭制度“文明化”（就像西方世界那样），以此强国以“救亡图存”。
就在人们不断向西看时，何殷震却注意到了其中的问题。
晚清的中国，由于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其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受到重创，家庭生计变得日益艰难。为了解决生存的困境，妇女们不断被抵押买卖给男人，女性不得不在城市或农村精英的家里、在外国和本国资本家的工厂里、在城市和乡村的大街小巷里为仆、为妻、为妾。
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触动了何震。一方面，她意识到西方自由主义中女性参与工作的倡议可能把女性送入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剥削中；同时，她谴责国内男性知识分子：为了鼓励女性进入到社会改造与民族革命中而倡导部分女性权益，却试图抹去男女之间的利益对立。但实际当上，当时的家仍然是男人的家，他们要求女性外出工“抒一己之困”，同时又要求女性“文明”地治家，以成就自己的美名。
——《女子解放问题》
何殷震一语道破了晚清维新男子所倡女权的男性中心。
“至公”为愿，“复仇”为声
何震认为，仅仅通过就业、教育与参政，无法赋予女性独立性。完成妇女的解放，需要对社会、经济、阶级关系进行改造。
根据殷震的观察与判断，现世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种族制度都是等级制度，而且都是由男性铸造的，是姓“男”的，与女子无关，因此男子对女子的压迫无处不在。所以，何殷震认为应当将男女间的问题作为阶级问题来分析。为了将自己与一般的女权主义区分开来，何震提出了“女界革命”的概念，其包含两个层次的革命：微观的男女间革命，和宏观层面的社会革命。并将前者作为一切社会革命的发动机关。
“数千年之世界，人治之世界也，阶级制度之世界也，故世界为男子专有之世界。今欲矫其弊，必尽废人治，实行人类平等，使世界为男女共有之世界。欲达此目的，必自女子解放始。”
因此，何震不像自由主义女权那样为女子追求与男子相同的权利，而是通过整个社会革命，让男子再无压迫女人（包括弱势男子）的权力。她认为参政权无非是让少数参政女子处于主治之位，使多数无权之女子受其统治，从而在女子与女子之间生出不平等来。何震所称的“根本改革”，即是无政府主义理论视域内的政治上的“废政府”和经济上的“共产”。
为了宣扬这种男女绝对平等的观念，何震甚至用“女子复仇论”作为文章之名，一时之间引起争议。民国政治家张继就对此感到不适：“《天义》总需接续出版……惟需将女子复仇诸语稍加修改。”但细看何震的文章：“女子之所争，仅以至公为止境，不必念往昔男子之仇，而使男子受治于女子下也。”所以说，何震并非要把男性压在脚底下的专制女利主义者，亦非鼓动女同胞向男人报千年私仇的暴动分子，而是要废除任何压迫、要绝对的平等。而“复仇”二字，只不过是何震的“标题党”小心机，是为了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更是她要将男女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呐喊。
女子复权会章程
何殷震竟然反对“自由恋爱”？
性解放是女权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口号。但何殷震在此提醒世人，莫要落入性自由的陷阱。
在婚姻问题上，何殷震提倡一夫一妻制，反对“男既多妻，女亦可多夫，以相抵制”的观点。何殷震所创办的女子复权会《简章》上提到：“不得服从男子驱使；不得降身为妾；不得以数女事一男；不得以初昏之女为男子之继室”。甚至认为为了维护此制，不论男女，均应受到严厉惩罚。“若男子不止一妻，性好冶游，妻子可动用严制”；若男子只有一妻，其妻有外遇，则男女“亦必共起而诛之”。她甚至激烈地称，多妻的男子是帝王，而多夫的女子则为娼妓。
这一系列话语看起来十分保守，甚至不符合许多人想象中的“自由恋爱”，就连对何震十分欣赏的日本社会主义社会活动家幸德秋水都感到不解。而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者张继也认为“当以自由恋爱最为确当”。在越来越多人认为应该将自由恋爱作为婚姻基础的今日，人们恐怕更加难以理解何震的言辞。
但“平等”是何殷震一切思想的内核，她不惜将平等置于自由之上。正因为如此，不论男女，都应当受到约束。
是男子多妻，男子之大失也，今女子亦举而效之，何以塞男子之口乎？况女子多夫，若莫娼妓，今倡多夫之说者，名为抵制男子，实则便其私欲，以蹈娼妓之所为，此则女界之贼也。
这是因为，她看清了“自由”背后的“私”的本质。她批评一些貌似激进的“自由平等”思想的实质是“纵欲肆情”。这与她“至公”的社会愿景相违背，实则是把“解放”狭义化了。
为了实现女子真正的解放，何殷震强调突破家庭私有制的经济革命。《天义》就曾发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第二章，编者语称，“推论家庭之起源，援引历史，以为此等之制，均由视妇女为财产。”何殷震看来，婚姻制度都是财产制度，女子往往受制于金钱，金钱不仅使婚姻失去自由，且“将陷女子与卑贱”。比如，在晚清社会，“自养”的女性尚极少，在当时，女子嫁人“实在不是为了寻个男人为伴，而是图个饭碗”，婚姻意味着女性对男性的逆来顺受。
在何殷震看来，理想的爱情应当是内心的爱，是精神上的“性”与“爱”，而非基于财产与人身捆绑的那种婚姻制度。在男性作为经济上的剥削阶级，女性作为经济依附的现实中，女性应当在反对封建的两性关系（如一夫多妻）的同时，也当对男性主导的、阶级式的社会制度与家庭制度压迫进行抵抗，才可能实现女性的自我解放。
事到如今，大部分男女婚姻仍然摆脱不了财产问题的侵扰。何殷震期待的突破家庭私有制的女权实践，即使放在今天，也十分具有超越性。
伟大的女性，却被历史遗忘
虽然何殷震过身百年，但她仍然属于当下。何殷震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依然是女权界争议的重点；何殷震所担忧的私有制对于女性的压迫仍然在发生着，男性主导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制度仍然将女性压得动弹不得。消费主义与女利主义仍可以打着女权的旗号甚嚣尘上，虽似乎也在发出女性的声音，却未必有何殷震那样对“私”的警惕、对“至公”的极力追求和敢于颠覆现有制度带领女性自我解放的勇气。没有对“平等”的执念、不与劳动妇女团结，个体主义与精英主义式的女权话语亦可能产生对底层女性的压迫秩序。在这些女权话语中，何殷震曾关注的女工、女仆与娼妓等最不幸的女性角色被压迫并不为人所见。
这样一位伟大的女性，其最终的下落却无人能说得清。何震与其先生刘师培是宣扬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的同路人，婚后与刘师培“每出必同行”。在刘师培去世之后，她“曾在北大校门伏地痛哭。”后世传，其最终或死在了精神病院，或削发为尼、不知下落。两种说法，莫衷一是。
何殷震似乎是绝望的，她不满一切权力关系与统治制度，痛斥种种压迫与不公，挑战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这种歇斯底里的激进让她不得不承担先行者的痛楚。作为一名生活在晚清时代的女性，她有同时期人少有的洞察力，即使在今天，何殷震的批判依然振聋发聩。而她出人意料的激进批判过于彻底而显得与当时的世界格格不入，被史册留名的男性知识分子们嘲讽甚至侮辱，后世也几乎将她遗忘于史海。
在今天，在这个依然被男权主导的制度统治的世界里，女权先锋也常常遭遇不测。然而，即便遭“删除”、侮辱、诋毁，先行者依然能给予思想的力量与继续的勇气。再思女权使命，这或许也是面对来日的一种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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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Liuxiaowan：中国最早女权主义者之一何震 她本来可以成为波伏娃, 北京晚报, 2016-08-05：
http://www.takefoto.cn/viewnews-870990.html/2.
美编：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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