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貢》和《山海經》是現存僅有的兩部先秦地理書，但兩書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卻有天壤之別，《禹貢》是九州正宗，《山海經》是大荒怪談。
《禹貢》載於五經之一的《尚書》，古人相信它是大禹親自所作， “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書序》）。《禹貢》九州觀作為華夏世界的空間圖式，對傳統地理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成為地理學辨方正位、敘列山川的基本依據，也成為歷代王朝體國經野、畫州分郡的神聖原型，《漢書·地理志》敘《禹貢》於篇首，顯然就是將其作為華夏地理學的“範本”。《禹貢》在中國傳統地理學擁有毋庸置疑的至高無上地位，整個傳統地理學的學術譜系就是圍繞《禹貢》這個神聖原型而展開的。
後世學者基於這一以《禹貢》為中心構建的地理學傳統回溯華夏地理學發生史，順理成章地會認為《禹貢》“自古以來”就是華夏地理學的正宗，如李零的《禹跡考：禹貢講授提綱》一文就開宗明義地指出的：“中國經典，天文祖《堯典》，地理宗《禹貢》，《易傳》道陰陽，《洪範》序五行，對中國思想影響至深。……中國古代的天下觀，最初的表述就是《禹貢》九州。”（李零：《茫茫禹跡》，三聯書店）
李零《我們的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其實，這是一種“以今度古”的誤解，在中國地理學傳統的發端之處，《禹貢》的地位遠遠無法跟《山海經》相比，早期文獻中關於天下觀的表述，原型和素材都是源於《山海經》，而不是《禹貢》。
先秦文獻稱述先王教化所及，所藉以勾畫疆域的地名，大都出自《山海經》。
《尚書·堯典》述帝堯命羲和四叔分宅四方，觀象授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申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其四極地名，“暘谷”（即“湯谷”）、“幽都”俱出《山海經》，“南交”則可能即《海外南經》的“交脛”，亦即“交趾”，因在南方，古稱“南交”。羲和亦出自《山海經》，羲和原為太陽之母，她生育了十個太陽。《堯典》不僅給羲和變了性，還把她一分為四，分為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兄弟，以與四方、四時相配，孰先孰後，一目瞭然。
《堯典》還說舜代堯治天下，懲罰四大惡人：“流共工於幽州，放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鹹服”，“幽州”蓋即“幽都”所在之北方，“三危”“羽山”的地名，以及舜所流放的四大惡人共工、兜、三苗、鯀，亦皆見於《山海經》。
《大戴禮記·五帝德》追述五帝天下疆界，顓頊則“乘龍而至四海：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帝堯則“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兜於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帝舜則“南撫交阯、大教，鮮支、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羽民。……五十乃死，葬於蒼梧之野”。“幽陵”即幽都，“交趾”即“交脛”，“流沙”屢見於《山海經》各篇，“蟠木”即《山海經》中東方日出的“扶桑”或“扶木”，“羽民”“蒼梧”亦出自《山海經》。
《韓非子·十過》述堯之天下，亦云：“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以“日月所出入”標東、西之極，本自《大荒經》東、西方的“日月出入之山”。《爾雅·釋地》解釋四荒：“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西王母”見於《山海經》，“日下”亦即《韓非子》所謂“日月所出入”。
《呂氏春秋·為欲》言天下四至為“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三危、扶木皆見於《山海經》。諸書言先王天下四極，地名雖多重出疊見，但亦互有參差，說明它們並非輾轉因襲，而是來自共同的素材來源，依據同一個地理原型，這個原型只能是《山海經》。
《禹貢》和《山海經》記述地理，皆囊括天下，籠羅四海：《禹貢》稱“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山海經》則“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兩者都旨在勾畫一個囊括全部天下的“世界地理志”。相比之下，《禹貢》的世界圖式遠比《山海經》簡潔明快，綱紀分明，且《禹貢》載於《尚書》，列為聖典，在古人眼裡，自當比怪迂放誕的《山海經》更具權威性。
但諸書規模天下，不用《禹貢》，反用《山海經》，豈非耐人尋味？這說明，在諸書成書時，其所能據以為想象世界的天下地理書，只有《山海經》，《禹貢》則尚非其所知。
二
或者會有人質疑說，以上述諸書所言先王，顓頊、帝堯、帝舜等皆在大禹之前，而古人相信《禹貢》系大禹作，九州為大禹分，因此，言大禹之前諸帝的天下版圖，避而不談《禹貢》和“九州”，理所當然，不當據此斷定當時尚無《禹貢》其書。然而，《山海經》古人亦相信為大禹所作，書中亦頻頻稱道禹事，《海內經》一則雲“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再則雲“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諸書何以不以《山海經》為禹所作、非其前諸帝所能知而避而不談？
更有甚者。《楚辭·天問》以大禹治水和共工觸不周山的神話解釋地形的來歷，接著引出“地理知識問答”，依次問及大地之尺度、崑崙之所在以及大地四方的種種異物；《呂氏春秋·求人篇》稱禹為遍求賢才而遊歷四方海外；《淮南子·地形訓》記述天下地理，首稱禹使太章、豎亥步天下，禹以息土填洪水為名山，說明大地或“禹跡”的來歷，繼而歷述九州、八殥、八紘、八極的“大九州”世界圖式，敘列“海外三十五國”和眾多的海外地理名物。
諸書所言皆為“禹跡”，何以不用《禹貢》，而是連篇累牘地引用《山海經》的山川方國異物之名？這隻能說明，在當時，《禹貢》“九州觀”遠不如《山海經》的“四海八荒”更有權威，當時人們心目中的天下，還不是《禹貢》的天下，而是《山海經》的天下。
艾南英輯《禹貢圖注》（商務印書館，1936）
這些書中亦言九州，《呂氏春秋·有始》《淮南子·地形訓》這些所謂“九州”，跟《禹貢》“九州”全不是一碼事。實際上，在早期文獻中，出現了好幾種不同的九州觀（如《周禮·職方氏》《爾雅·釋地》的“九州”），但都與《禹貢》“九州”不同，意味著“九州”最初只是一個抽象的、可以靈活運用的空間圖式而已。“九州”，古書又稱“九有（囿）”“九圍”“九則”，“奄有九有”、《長髮》所謂“帝命式於九圍”、《天問》所謂“地方九則”是也。《尚書·洪範》雲：“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疇”字本義謂田疇，即農田的阡陌疆界之形，與“州”字音義俱通。“九疇”既然與禹有關，蓋即大地“九州”，《洪範》釋以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九條目，當是因其作者已不諳“九疇”本義而附會。《逸周書·嘗麥解》雲：“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阿，九隅無遺。”“九隅”亦即“九州”，隅者，方隅也，九隅蓋即四方、四維、中央八個方位之合稱，則九州無非就是“九方”。
古人以自身所在位置為中心，以四方四維別方位，四方四維加上中央即成所謂“九宮格”，以九宮別向背、辨方位，方便而直觀，實為人的本能，因此成為古代地理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的通用圖式，據此仰觀俯察，天、地都被劃分為九大塊，所謂“天有九野，地有九州”是也。不同時代和地方的人，以其所在為中心，將九宮圖式靈活運用於各自不同的疆域和山川形勢，於是就形成了各具千秋、互相參差的“九州”，《禹貢》“九州”只不過是這一圖式的一個應用個例，並不具有唯我獨尊的地位（李零：《思想地圖》，三聯書店）。
其實，就連《禹貢》本身，也與《山海經》暗通款曲。《禹貢》梁州、雍州皆以“黑水”表州界，雍州又有“積石”“三危”“崑崙”，導水章雲：“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前人為考證黑水、弱水、崑崙、積石、三危等之所在，不知道費了多少口舌。尤其是黑水，既為西北雍州之水，又為西南梁州之水，它過三危，入南海，揆諸地勢，根本無法講通，世上安有一條能夠流經西北大漠戈壁、跨越祁連山、巴顏喀拉山、岷山、橫斷山等崇山峻嶺，橫過黃河、長江等江河，從西北一氣流到南海的河流？
為了黑水究為何水、黑水究竟是否存在、雍州黑水與梁州黑水是一是二等問題，古人可謂挖空心思，但終究是無法講通。其實，《禹貢》中的黑水以及積石、三危、崑崙、流沙、弱水等地名，都是《禹貢》作者從《山海經》中偷偷搬運過去的，它們在《山海經》世界中，原本自具脈絡，有跡可求，而一旦將之瞞天過海地搬到了《禹貢》九州，必然乾坤顛倒、南轅北轍，要想把它講通，無疑痴人說夢。
《顧頡剛古史論文集》（中華書局，2011）
一九三四年，顧頡剛在燕京大學講授《尚書》研究，特撰講義比較《山海經》與《禹貢》，指出兩者敘列山川，多有重合，列舉數證，證明《禹貢》襲用《山海經》的地理知識而有所修正（顧頡剛：《五藏山經案語》，見《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卷八，中華書局）。後來，他又在長篇論文《崑崙傳說與羌戎文化》中，詳考《山海經》崑崙地理記述的流變，指出《禹貢》作者因為對於廣袤的西部地理茫然無知，只好把《山海經》中的西方地名拉來湊數，拼湊到《禹貢》的西部，黑水、弱水、三危、積石、崑崙、流沙等原載於《山海經》西部的地名，就因此被搬到了《禹貢》之中（《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卷六）。《禹貢》對《山海經》的因襲，毋庸置疑地證明《山海經》成書比《禹貢》早，地位也比《禹貢》高，最初，甚至連《禹貢》也不得不蔭庇於《山海經》這棵大樹之下。
三
《山海經》與《禹貢》的貴賤易位，當發生於漢武帝（公元前一五六至前八七年）時期。
漢武時期發生的兩件大事，導致了《山海經》地位的跌落和《禹貢》地位的上升，其一是“獨尊儒術，廢黜百家”，《尚書》作為五經之一，得立於博士，具有了經典的權威性，成為儒家闡釋洪範大法的真理源泉，《禹貢》作為其中一篇，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華夏地理學的典範；其二是張騫通西域，《山海經》被古人作為了解天下地理尤其是異域知識的唯一依據，張騫帶回來的異域地理知識卻讓世人發現《山海經》記載的那些遠方異物並不存在，其權威性因此一落千丈。
因此，我們看到，在淮南王劉安（公元前一七九至公元前一二二年）編纂的《淮南子·地形訓》中，《山海經》還被作為地理知識的範本，絲毫不見《禹貢》的影響，而到了司馬遷（公元前一四五至公元前九〇年）著《史記·大宛列傳》，《禹貢》與《山海經》的權威性就被顛倒了過來。太史公雲：“《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
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餘不敢言之也。”就清晰地透露出《禹貢》與《山海經》地位此消彼長的消息。太史公一語定乾坤，《山海經》從此就被打上了“怪物之書”的封印而打入冷宮。自此以後，言輿地者，就唯知《禹貢》，而不知《山海經》了，《禹貢》成為輿地正宗，《山海經》則成為志怪之祖，其流風餘韻只有在《海內十洲記》《神異經》《博物志》之類想象性的地理志怪小說中得以延續。
《山海經》的地理學經典地位讓位給《禹貢》，還有一個更深刻的歷史背景，即周代的封建制國家變為秦漢的郡縣制國家。
封建制度重宗法辨族姓，故重華夏與四夷之別，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成公四年》），“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定公十年》），故《春秋》三傳，俱執著於華夏與狄夷之辨，內尊周王，外攘狄夷，“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公羊傳·成公十五年》）。華夷之別，是戰國知識界普遍的意識形態，並在其國家空間規劃中得以體現，《周禮》職方氏辨“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而所謂“畿服制度”，則將這種制度安排落實於地理空間，《國語·周語上》雲：“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
”蠻夷戎狄只配居於華夏之外的要服、荒服，而《海外經》《大荒經》的絕域之國、殊類之人正好就是“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的形象寫照，因此，《山海經》其書作為“華夷之辨”的具體體現，深為戰國知識界所珍視，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六王畢，四海一。”秦始皇橫掃六國，混一宇內，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漢承秦制，進一步強化郡縣制度。郡縣制國家，內諸夏而外夷狄的格局業已確立，《禮記·王制》稱：“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郡縣國家的政治地理學在繼承周代以來的華夷之辨世界觀的同時，所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是，按照郡縣制的政治格局，對天下郡國的建制、疆域、山川、城池、物產、風俗、人口進行全面的記錄，使上到天子，下到官吏，能夠周覽天下山川形勢與國土資源，如此一來，治國理民，方能政令暢通，天下均平。而《禹貢》其書，述禹別九州，任土作貢，大禹畫“九州”正為畫野分疆的郡縣地理學格局提供了一個可資依據的神聖原型。
胡渭《禹貢錐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清人胡渭將《禹貢》歸納為十二項要領，即地域之分、水土之功、疆理之政、稅斂之法、九州之賦、四海之貢、達河之道、山川之奠、六府之修、土姓之賜、武衛之奮、聲教之訖（《禹貢錐指·略例》），所有這一切，恰恰迎合了郡縣地理學的需要，在以上諸方面，《禹貢》雖僅初具規模，但它提綱挈領，足為郡縣地理學所取法，揆諸《山海經》，卻很難一一滿足。正因《禹貢》迎合了秦漢以降郡縣制度的地理學格局，所以，它才取代了《山海經》在先秦地理學的權威地位，成為秦漢以降王朝地理學的基本範式。
班固撰《漢書·地理志》記述漢代郡國建制，即載《禹貢》全篇於篇首，每記一郡，皆標明其於《禹貢》九州屬何州，憲章《禹貢》的用意十分明顯。此後，儘管歷代的疆域、都城疊經變遷，但《地理志》以政區為綱，記述山川、物產、人口等的地理記述體例，卻為歷代正史地理志、郡國志所繼承，《禹貢》的“九州”世界觀也作為華夏地理學的正統範式而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比較《山海經》與《地理志》，兩者所呈現出來的世界圖景，已經面目全非，不可同日而語了。
地理學，尤其是傳統地理學，從來就不是對自然地理的“客觀”描述，地理學的背後是權力，只有佔據了一片土地並能夠支配其人口和資源的政治權力，才有資格也才有可能對這片土地及其周邊進行勘查、認識、記錄和規劃。權力的形態，國家的制度，決定了對大地的認識方式，因此也決定了大地的呈現形態，亦即地理學的形式和內容。地理學從來就是政治建構的產物，是大地透過權力之眼在紙面上的投影，或者不如說，地理學就是政治制度在大地上的投影。
中國古代地理學，從《山海經》範式到《禹貢》範式的變遷，從華夷之辨的世界觀到畫野分州的世界觀的變遷，其背後的根本動因，在於國家制度從裂地封建制度到專制郡縣制度的轉型。戰國秦漢之際“廢封建立郡縣”這一千古未有之鉅變，徹底改變了地理學觀照、理解和呈現世界的方式，導致了中國古代地理學傳統的斷裂。“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江山依舊，但時移世易，人們看待江山的眼光卻已今非昔比。置身於這一斷裂之後的人們，再也無法看到斷裂之前的那個世界的樣子，因此再也無法讀懂《山海經》所呈現的世界，無法理解它所傳達的地理學意蘊了。
《山海經》（明刻本）
《山海經》從一部深受古人寶愛的博記四海山川方國、奇鳥異獸的地理博物志，淪落為一部閎誕怪迂、令人費解、為縉紳君子所不道的荒怪之書，並非因為它本來就怪，而是因為它太古老了，古老得已經不合時宜。人們總是將他們無法理解的東西視為怪異的、虛幻的、神秘莫測的甚至是沒有意義的胡編亂造。
怪之為怪，乃是因為它不合常規，難以理解。《山海經》之所以被視為一本怪異之書，其中所記載的那些事物之所以被視為怪異之物，歸根到底，是由於時過境遷，後人無法理解甚至拒絕理解書中的記載，既不知道書中所記載的那些山川在何處，也不知道書中記載的那些草木鳥獸為何物，因此才讓這本書成了一本令人迷惑的怪書。
金庸筆下的江湖世界，有名門正宗，則必有邪魔外道與之作對、為之陪襯，而邪魔外道卻往往是曾經身懷絕技的江湖大佬，因為被後起之秀或野心家搶了武林盟主的地位而淪落成為人嫌惡的江湖浪子，或隱姓埋名的世外高手。《禹貢》與《山海經》的升降沉浮，差可擬之。
《禹貢》和《山海經》兩書孰先孰後的問題，意義遠遠超出對這兩本書本身價值的重估，直接關乎對上古史許多問題的重審，關乎中國上古史空間座標的重新定位。《禹貢》久已成為我們瞭解上古歷史不言而喻的地理背景，如果上古歷史的地理背景不是《禹貢》，而是《山海經》，上古歷史將會呈現出一派截然不同的畫面，因此而改變的不僅是對《山海經》一書的看法，而可能是整個古史觀。〔《我們的中國》（四卷本），李零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〇一六年版；《顧頡剛古史論文集》，顧頡剛著，中華書局二〇一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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