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輒就是千億級別，地方政府引導基金的發展已經猶如奔馳的野馬，需要操控速度了，而學界和市場都開始在不同側面反思，是時候勒緊韁繩，讓政府引導基金穩健發展了。
資管新規明確規定，將對創業投資基金、政府出資產業投資基金另行制定規定，這意味著這兩類基金將不適用於資管新規。但實際上，資產管理行業的變局對政府引導基金的間接影響卻是不容忽視的，政府引導基金也不會成為資管新規下的例外。
資金來源減少
資管新規下，政府引導產業基金可能觸碰的監管雷區包括：多層嵌套、期限錯配、通道業務上層投資範圍與底層資本不匹配、公募套私募觸及投資者適當性管理問題、權益類產品超出分級比例限制，回購和差額補足等保本保收益安排。
但資金來源渠道減少是政府引導基金接下來必須面對的問題。在《資管新規》之前，政府引導基金的設立最主要一種模式是採取一定的結構化設計方式，財政資金聯合社會資本共同發起設立引導基金。
例如，湖北省成立“湖北省長江經濟帶產業基金”採用的就是母子基金“1+N”的模式，即政府財政和部分其他風險偏好較高的LP資金出資400億元作為劣後級資金，按照1比5槓桿比例向省內外社會資本募集優先級資金，形成2000億元規模的母基金。同時，引進市場化基金管理機構，母基金與其共同發起設立投向不同產業、不同發展階段企業的子基金，或參股其已設立的股權投資基金，以二次槓桿形成總規模達到4000億元的基金集群。這種模式通過引導基金的槓桿作用，實現兩次放大，快速做大政府引導基金規模，最終帶動約10000億元的社會投資。
社會資本來源包括保險資金、銀行資金和其他社會資本。其中，銀行資金是政府引導基金合作的重要來源。但銀行風險偏好低，其理財資金實際上承擔著剛兌壓力，這使得銀行負債端存在硬約束，劣後級LP或GP按約定價格和期限回購基金份額，以保證銀行投資的本金和固定收益，即實行“明股實債”。
但《資管新規》明確要求不允許期限錯配、資產池、保本承諾等一系列規定，致使該種模式在未來將完全行不通。按照新的規範要求銀行、信託、證券等金融機構只能通過私銀資金和代銷的私募資管產品，以及在過渡期內通過老產品以續接的形式進行投資。公募產品、非持牌三方機構的募集資金、政府平臺以及其他企業的融資資金，無法投向政府引導基金，投資者不得使用貸款、發行債券等籌集的非自有資金投資私募基金，政府平臺類出資人將受到影響，這些都將直接導致政府引導基金的募資更加困難。
運作難度加大
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會長洪磊曾公開表示，作為劣後級出資方的財政資金為較大規模的社會資金提供風險補償，通過風險投資基金形成槓桿，甚至多層嵌套，使得風險投資基金異化為事實上的債務融資平臺。在投資中，部分基金通過協議安排，將資金借貸行為混同於股權投資行為，投資於單一融資項目，喪失了基金作為分散投資工具的風險管理功能。股權投資和分散投資兩大核心特徵消失後，有政府引導基金參與的風險投資基金必然滑向“剛性兌付”的陷阱，既限制了引導基金的價值發現與價值投資功能，阻礙長期股權投資對被投行業、被投企業戰略價值的提升，也增加了財政資金的道德風險，加大政府引導資金的風險敞口，最終結果必然背離政府引導基金的初衷。
根據《資管新規》，交易結構上只允許一層嵌套，也就是銀行、信託、券商、基金、私募之間，只可以有一次委託投資的行為（也就是說對於以上機構來說，一個交易結構內只能同時存在最多兩個機構）。有限合夥企業如果已經備案為基金則需要參照《資管新規》執行，所以銀行理財、信託等可以嵌套包括有限合夥基金在內的私募基金，但只能嵌套一層，也就是如果私募基金的LP中存在資管計劃，則其無法再投資子基金。
對於政府引導基金而言，《資管新規》的出臺無疑會間接提高了政府引導基金的運作難度，尤其是母子基金結構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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