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潔/攝
前幾日起看了濮存昕演的話劇《李白》，很好，濮存昕的表演自是不用多說，倒是讓我對編劇郭啟宏有了初識的好印象。
之前對李白的認知停留在詩人的身份之中，看了話劇之後，才知道原來他其實也是想做官的，而且迷得很深，頗有孔子當初的政治抱負，只是很不幸，他趕上了唐朝政治較為黑暗的末期，安祿山的叛亂與太子黨之間的爭鬥讓這樣一個理想主義者變得非常糾結，他身上兼具著所有知識分子所表現出的永恆矛盾——建設國家與精神復歸的矛盾。
建設國家: 像當初的屈原，屈原和李白還有孔子都是識時務者，他們看得清時代，智力夠格，能力卓越，這讓他們渴望投身改變國家政治命運的努力中，不過他們又看得不清，社會大局的推動絕非在知識分子的能力範疇，他們又像理想主義者，橫衝直撞，沒有情商，雖然致意高遠卻最終落落寡歡，滿腹才華無用武之地，屈原這塊金子投入到了湖裡，孔子失意流落他國，而李白也同樣發配到巴蜀的夜郎，除了每天喝酒看月亮吟詩，他其實什麼也做不了。
精神復歸: 同樣像當初屈原和孔子，仕途受損後他們只能明哲保身迴歸荒野，這彷彿是他們內心最終的歸屬，這世間太亂，不是他們能玩的轉的，那麼就追求本我，休養生息吧，李白最終選擇穿著素潔的道袍逍遙入道，做一個不問世事的遊俠，改變不了社會就追求本我，於是，知識分子們最終躲到自己的小世界裡自娛自樂，好似當年的老莊，自由是他們內心最大的歸田，拋棄物質迴歸了本心。
然而這種迴歸完全是不得已的，是被社會環境所迫的，是萬不得已的無奈選擇，於是，李白的消沉，李白的妥協，李白的無奈，都寫到了他的詩歌裡，他認為詩歌遠非只是表達情緒，而應該有所用途，詩人不是文藝青年，而應該為國納諫，彷徨在巴蜀大山之中的李白心繫著更高遠的報復，他的道袍外面其實一直披著象徵著仕途的御賜錦袍，他彷徨於“道”與“勢”的兩間，“飄然太白”的仙骨道風下埋藏的其實是寫出《與韓荊州書》的李白，或許這就是知識分子的虛榮吧，什麼都想要，什麼都最終沒要到，他從家鄉出來進入仕途的路上拿著兩本完全不同的書，一本《離騷》一本《逍遙遊》， 一邊吟著“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一邊又吟著“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多麼矛盾啊，糾結，糾結，還是糾結，或許也正是這種糾結，讓他寫出了他人無法契機的詩篇，也正是這糾結塑造了他豪情四射又細膩感傷的雙重性格，這糾結是一切藝術的本源，是知識分子的脈象，是亙古不變的輻射場，輻射到了幾千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身上。 但最終，他們既沒有建設好家園，也沒有做到精神的復歸，屈原變成了魚兒們的食料，孔子做了講課的老師，李白亡命天涯，一輩子被烙上了酒鬼的頭銜，他們太不純粹了，看不清自己，更看不清時代，書讀的不務實，手段又不夠狠，為人過於傲岸疏狂，真到了仕途之中除了處處碰壁外就是遭小人離間利用，也只會是一出悲劇收場。所以，不管詩歌流露出的是多麼愛國的情懷，他們其實離“國”異常遙遠，從來就不在權利的中心地帶。
風雲變幻後的今天，讀書人的宿命依舊如此，李白，是一個符號，他象徵著浪漫主義的美好，也象徵著浪漫主義的無力。有才華的聰明人啊，或許最終活的還不如一個無知的百姓。他們是最傻的人。
理想最終只是一汪妄想，早晚是要枯竭的。看完了《李白》其實心裡有些難受，外面下起了雨，撐傘回家，想著其實生命云云都有價值，只是有的價值在於體驗無奈，有的價值在於體驗得意，有的價值就是在無奈與得意的極端中來回遊走，最終累的沒有力氣，自然就安穩了，嚐到了折騰的心酸，這也是一種生命的價值吧。
我走在一條千年的老路上。你呢？
2017年5月24日 北京
——完——
袁潔
攝影教師，影像評論者，青年策展人
長期關注於當代影像批評與大眾攝影教育。本科畢業於西安美術學院，研究生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獲美術學碩士。現為吞像攝影創辦人，北京電影學院繼續教育學院特聘講師，出版書籍《光的喜劇—有關攝影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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