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男，漢族，1954年生於廣東潮州。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講座教授、北大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
我為什麼反對一流學者當校長
中國缺優秀的大學校長（一般意義上的校長不缺），但更缺願意且能夠堅守學問的第一流的專家學者，這是我的基本判斷。
近些年，政府推行科教興國戰略，大量提拔學有所長者出任各級行政領導，而當官的好處又是那麼明顯，如此巨大的誘惑，使得稍有學術業績且政治正確者，均躍躍欲試，希望得到提拔——不能當個省長市長，也得混個校長院長。
只是一個孤零零的“教授”，沒有其他頭銜，不要說在社會上“沒市場”，在大學裡也會吃不開。
有感於學界之日趨勢利，我撰寫了《“專任教授”的驕傲》，在2007年1月16日的《人民日報》上刊出。這不是個別人的志趣問題，而是整個社會風氣的導向。
所謂“官大學問大”，雖不是共識，但已成通例。近年偶爾參加重大科研項目的評審以及學術著作的評獎，深感目前這套評審制度，對於普通教授太不公平。
可“官”也不是那麼好當的，上者為國為民，下者蠅營狗苟，而無論上策下策，尊卑雅俗，全都必須殫精竭慮。同樣的，從事專精的學術研究，也需要全力投入（即便如此，尚不能保證出一流成果）。兩個“全心全意”互相打架，於是培育出眾多“半心半意”的學者。
如今的大學教授，聰明點的，多“身在曹營心在漢”——也在做學問，但隨時準備收拾行李當官去。
以前學校裡的職務不算官，如今“換了人間”，有了科級、處級、廳級、副部級的分別，還有各種相關待遇。學校裡開會，介紹來賓時，也都井然有序，從校長到院長到系主任到所長到教研室主任，中間還得考慮“正院長”“副書記”以及“校長助理”等錯綜複雜的關係。
最後，才輪到“出席今天大會的，還有著名學者某某某等”，真讓人啼笑皆非。
這一套“仿官場”的規矩，即便只是儀式，也都變成一種“無言的教誨”。
今天中國的大學校園裡，因熱愛學問而拒絕出任各級行政領導的，不能說沒有，但絕對是“稀有動物”。長此以往，期待中國大學的學術水平迅速提升，實在是難了點。
在我看來，獎勵優秀學者的辦法，不是讓他/她去當校長、院長、系主任，而是讓他/她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專心從事學術研究。所以我才說，讓第一流學者當校長，可惜了。
至於我談第一流學者執掌大學後可能出現的弊病，那是在“學科文化”的背景下展開的。
最近十五年，中國大學改革的趨勢是，從單科學院向綜合大學過渡，從小巧大學向巨型大學轉移，這樣一來，如何有效地管理大學，尤其是處理好主導學科與輔助學科之間的關係，是個大問題。
承認大學裡有不同學術背景造成的隔閡，儘可能理解不同學科的不同思路、尊重其趣味與選擇，這對於“術業有專攻”的前學者、現校長來說，是個巨大的挑戰。
不僅僅是“一碗水端平”，不過分看重、偏袒自己所從事的學科，其間更包括避免用自己學科的管理方式來“大力支持”其他學科。談到這裡，我舉了北大老校長蔡元培為例。
其實，這意思我十年前就說了。在《“兼容幷包”的大學理念》（1998）中，我曾這樣談論作為大學校長的蔡元培：現代學術的發展日趨專門化，因此，專家易得，通才難求。
蔡元培與陳獨秀
總攬大學全局的校長，需要的恰好是“通才”而非“專家”。看看蔡校長興致盎然地談論文學、史學、哲學、美術、音樂、政治、倫理、教育等，而且全都具備“高等常識”，你不能不佩服。這樣的大學校長，方才配談“兼容幷包”。學識淵博而且興趣廣泛，才能有學術上的前瞻性與判斷力，所謂“識鑑”，所謂“氣度”，均以此為基礎。
應《南方人物週刊》之邀，我曾撰寫《為大學校長“正名”》（2004），談及大學校長的諸多標準，其中第二點是“有專業，能超越”。具體論述如下：
毫無疑問，大學校長的工作有其特殊性，並不是阿貓阿狗誰都能做。大學校長不該是純粹的行政官員，而應是著名學者，這點學界內外均無爭議。問題在於，對於“學者”之是否“著名”，言人人殊。
目前教育主管部門的意見，傾向於將“院士”作為主要指標。這樣一來，出現了一箇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觀——
目前中國，絕大部分綜合大學的校長均為理工科教授。理由很簡單：人文及社會科學不設院士。這個偏差實在太明顯了，相信有關部門正在考慮解決的辦法。我想質疑的是：選擇大學校長，是否真的需要某特定領域的“頂尖學者”。在我看來，如果真的是第一流的大學者，不該委以校長重任—— 讓其陷入繁瑣的日常事務，對國家、對個人都是巨大的損失。其次，大學者不見得就能管好大學。
我擔憂的不是其行政經驗（那是可以培養訓練的），而是平日裡特立獨行（作為學者，那是美德；如果不是這樣，很難成其“大”），一旦轉化為權力很大的管理者，是否會變得剛愎自用？
還有，長期從事“高精尖”的專業研究，有所見也有所蔽，出任大學校長，能否站在一個更高的層面，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在我的印象中，所謂的“頂尖學者”，大多對自家從事的專業極端自負，而對其他學科的價值及進展缺乏起碼的瞭解，甚至不無偏見。就因為出任校長，必須一碗水端平，如此“委曲求全”，對人對己都很失當。
在那篇文章中，我同樣提及，大學校長最好是“通才”，而非“專家”：“回首民國年間諸多有所作為的大學校長，如北大校長蔡元培與蔣夢麟、清華校長梅貽琦、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武漢大學校長王世傑、中山大學校長許崇清、北京高師校長陳寶泉、無錫國專校長唐文治等，都是有專業，而又並非第一流學者。
“其實，大學校長的主要任務是當好伯樂，而不是自己爭著去做千里馬。既當校長，又搶課題，還帶了不少研究生，這種‘革命生產兩不誤’的做法，我頗為懷疑。不是你當校長不夠盡心，就是你的研究只是掛名——誰都明白，做好這兩件事，都必須全身心投入，你一天又不可能變出四十八小時。與目前的流行思路相反，我以為，國家根本就不該給大學校長重大科研項目。”
至於誰的學問一流、誰的學問二流，有時是見仁見智，或只可意會難以言傳。既不必對號入座，也不好強做分辨，說到底，只是為了說明“大學管理”不同於“專業研究”，各有各的努力方向。而且，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我談這個問題，暗含李方桂的故事。
被譽為“非漢語語言學之父”的李方桂，曾拒絕出任中央研究院擬設的民族研究所所長，理由是：“研究人員是一等人才，教學人員是二等人才，當所長做官的是三等人才。”
據說前去說項的總幹事兼史語所所長傅斯年聽後，並沒發火，而是作一長揖，邊退邊說：“謝謝先生，我是三等人才。”作為後來者，我們能理解李、傅二君各自立場的差異，但又承認，二人都是二十世紀中國學界極為難得的“第一等人才”。
之所以在這個時候提出，不該讓第一流學者當校長，既是希望社會及政府尊重學問，也是意識到今天中國大學問題的複雜性，遠非“學問中人”所能理解、所能駕馭。不要說“世上已無蔡元培”，即便蔡先生再世，也都可能迴天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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