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舉子”是宋朝時期的社會現象，也叫“生子不舉”，即生了孩子不養育，把嬰溺死或扔掉。 宋朝的沉重稅負是宋朝出現廣泛的殺嬰現象、殺嬰習俗的原因之一。“不舉子”現象，古代社會一般發生在極少數極端貧困的家庭之中，或發生在自然災害和戰爭動亂的民不聊生時期。但是在宋朝，即使是沒有災害與戰爭動亂的階段，宋朝仍然出現廣泛的“不舉子”現象，並演變成一種社會習俗——殺嬰習俗。
蘇軾在《與朱鄂州書一首》中說：荊湖北路（今湖北一帶），“嶽、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東坡被貶黃州時（今湖北黃岡縣），見“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東坡志林》）。為了不讓孩子在貧苦中遭受磨難而將之溺死，算得上是某種形式上的溺愛了吧。
士大夫當然不會這樣想，當時一些士大夫曾加以嚴厲斥責，“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宋史·範如圭傳》），要求政府嚴刑禁止。朝廷確也採取多種措施，企圖加以制止，但不舉子風俗並不見好轉，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還愈演愈烈。
看起來，士大夫是在為民著想、引領向善。實際上，不舉子的主要原因在於宋朝的苛捐雜稅。宋朝朝廷不但承繼了以往各朝的苛捐雜稅，而且還增加了許多斂民新法，其中丁賦（人頭稅）成為廣大民眾的沉重負擔，
而丁賦又以東南地區最重（有沒有似曾相識？）。蔡襄《端明集》卷二六談到，福建“泉州、漳州、興化軍，人戶每年輸納身丁米七鬥五升”。《淳熙三山志》卷十載，三山地區（今福州）“鹹平初，夏稅及身丁錢總二萬九千七百有餘，大中祥符四年，詔放身丁錢，獨夏稅七千六十九貫有奇”。身丁錢高達夏稅的三倍之多。朱熹《朱子語類》中也說到，兩浙地區“丁錢至有三千五百者”。可見宋代的各色人頭稅花樣百出，沉重不堪。范成大說：“處州（今浙江麗水）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宋會要輯稿·食貨》載：“湖州丁絹最重，至生子不舉。”趙善燎《自警篇·濟人》雲：“浙民歲輸身丁錢絹，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之。”連宋朝皇帝都承認，“民為身丁錢，至生子不舉”（《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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