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举子”是宋朝时期的社会现象，也叫“生子不举”，即生了孩子不养育，把婴溺死或扔掉。 宋朝的沉重税负是宋朝出现广泛的杀婴现象、杀婴习俗的原因之一。“不举子”现象，古代社会一般发生在极少数极端贫困的家庭之中，或发生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的民不聊生时期。但是在宋朝，即使是没有灾害与战争动乱的阶段，宋朝仍然出现广泛的“不举子”现象，并演变成一种社会习俗——杀婴习俗。
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一首》中说：荆湖北路（今湖北一带），“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东坡被贬黄州时（今湖北黄冈县），见“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东坡志林》）。为了不让孩子在贫苦中遭受磨难而将之溺死，算得上是某种形式上的溺爱了吧。
士大夫当然不会这样想，当时一些士大夫曾加以严厉斥责，“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宋史·范如圭传》），要求政府严刑禁止。朝廷确也采取多种措施，企图加以制止，但不举子风俗并不见好转，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还愈演愈烈。
看起来，士大夫是在为民着想、引领向善。实际上，不举子的主要原因在于宋朝的苛捐杂税。宋朝朝廷不但承继了以往各朝的苛捐杂税，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敛民新法，其中丁赋（人头税）成为广大民众的沉重负担，
而丁赋又以东南地区最重（有没有似曾相识？）。蔡襄《端明集》卷二六谈到，福建“泉州、漳州、兴化军，人户每年输纳身丁米七斗五升”。《淳熙三山志》卷十载，三山地区（今福州）“咸平初，夏税及身丁钱总二万九千七百有余，大中祥符四年，诏放身丁钱，独夏税七千六十九贯有奇”。身丁钱高达夏税的三倍之多。朱熹《朱子语类》中也说到，两浙地区“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可见宋代的各色人头税花样百出，沉重不堪。范成大说：“处州（今浙江丽水）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宋会要辑稿·食货》载：“湖州丁绢最重，至生子不举。”赵善燎《自警篇·济人》云：“浙民岁输身丁钱绢，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连宋朝皇帝都承认，“民为身丁钱，至生子不举”（《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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