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時期，頻繁的戰亂，藩鎮割據以及漕運官員的貪腐，運河洛陽段日益萎縮，但仍然發揮了部分漕運功能。迄之北宋，太祖和神宗統治時期重新疏通了洛陽段運河，尤其是宋神宗時期“導洛通汴”工程的實施，一定程度上再現了昔日運河洛陽段的繁忙景象。但由於洛陽地位的隕落，汴州開封的崛起，政治中心的轉移，大運河洛陽段在北宋後期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大運河洛陽段在隋唐時期發揮了重要的漕運功能，堪稱樞紐和和中心地位，每年“郡國舟船輈轤萬計”的漕船到達東都洛陽。陳子昂在《上軍國要事疏》中就提到“即日江南、淮南諸州租船數幹艘，已至鞏洛，計有百餘萬斛。”王溥《唐會要》亦言：“神都帑藏儲粟，積年充實，準海漕運，日夕流衍，地當六合之中，人悅四方之會……長安府庫及倉，庶事空缺，皆藉洛京轉輸價直。”每年數百萬石的漕糧經江南運到洛陽，再由洛陽運到長安和北京等地。此時的洛陽城“皆天下之舟船所集，常萬餘艘，填滿河路，商旅貿易，車馬填塞，如西京之崇仁坊。”萬船競發，商賈雲集，極盡繁華。然而好景不長，唐朝中後期，隨著安史之亂以及後來的唐末農民起義，戰火頻仍，隋唐大運河已失去了昔日“百舸爭流”的繁忙景象，一片蕭條。五代時期，後唐、後梁、後晉先後定都洛陽，運河洛陽段通航時斷時續，苟延殘喘，風光不再；宋初，宋太祖為了遷都洛陽，重新疏浚了洛陽運河。宋神宗時期，實施“導洛通汴”工程，一定程度上再現了昔日運河的繁忙景象。目前學界關於隋唐大運河研究成果較多，有代表性的如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潘鏞《隋唐時期的運河與漕運》（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等，對隋唐大運河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對運河洛陽段也給予了探討。唐末宋代，運河洛陽段因戰亂和政治中心的逐漸東移，漕運數量日益萎縮，學界對這一時期的運河漕運鮮有關注。因此，筆者不揣淺陋，試圖對這一問題予以探討，以期拋磚引玉之作用。
一、唐代運河洛陽段的漕運情況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探討的唐宋時期洛陽段運河漕運為唐朝後期至北宋時期。據潘鏞先生研究，唐代大運河漕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唐高祖至唐中宗時期，每年漕運的糧食一二十萬石；第二階段為唐玄宗開元至天寶年間，歲漕糧二三百萬石；第三階段為唐憲宗元和以後，漕運日益衰落，歲漕糧多則40萬石，少者10萬石。顯然，隋唐大運河漕運經歷了唐初的規模初具，到玄宗年間的高峰，再到後期的式微。本文就唐後期洛陽段漕糧情況做一下簡單介紹。隋唐大運河洛陽段糧食漕運其實早在玄宗開元年間就日益式微。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任用裴耀卿進行漕運改革，裴耀卿改變了以前“曠年長運”為分段轉運，他在汜水、武涉、滎澤地置河陰縣，設置河陰倉，在清河縣（今洛陽吉利區）置柏崖倉，在黃河北岸三門之東置集津倉、三門峽之西設三門倉，改陝州（河南三門峽）之常平倉為太原倉，改華州之廣通倉為永豐倉。形成了以河陰倉、柏崖倉、太原倉、永豐倉為樞紐的新的轉運倉佈局，不僅提高了漕運效率和漕糧數量，還大大改變了以往西京長安就食東都洛陽的傳統，使關中地區獲得更多的糧食。如開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間，運抵關中的漕糧多達700萬斛，關中糧食供應得以好轉。當然，由於解決了漕糧運往關中的困難，唐王朝對東都洛陽的依賴大大減輕。唐朝後期，漕船甚至一度不經過洛陽：“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正因為如此，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年）以後，唐王室很少再行幸洛陽，東都洛陽作為漕運樞紐的地位已成了明日黃花。
唐朝中後期，隨著安史之亂以及後來藩鎮割據的愈演愈烈，大運河漕糧數量越來越少。有史為證：
廣徳二年……歲轉粟百一十萬石。
建中元年，歲入米數十萬斛。
（廣德二年三月）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
（建中元年七月）自是每歲運谷或至百餘萬斛。
（元和）初，江淮米至渭橋者才二十萬斛。
（大中五年二月），漕米四十萬斛，其能至渭倉者，十不三四。
由上述史料可知，唐末運河漕糧經劉宴改革，曾一度改變了安史之亂後漕運中衰的現象，但就整個長時段來看，大運河漕糧數量日漸減少則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是唐朝後期，群雄並起，割據一方，切斷了江準通往東都洛陽的漕運路線，致使南方的漕糧無法運往北方，漕運幾乎斷絕。如唐德宗建中年間，李正己、李寶臣、田承嗣、梁崇義等雄踞山東、河南、江南、河北等地，切斷了江淮糧食運往東都洛陽和西京長安的交通路線，致使漕糧數量急劇下滑：
築汴州城，初，大曆中李正己有淄、青、齊、海、登、菜、沂、密、德、棣、曹、濮、徐、兗、鄆十五州之地，李寶臣有恆、定、易、趙、深、冀、滄七州之地，田承嗣有魏、博、相、衛、洺、貝、澶七州之地，梁崇義有襄、鄧、均、房、復、郢六州之地，各聚兵數萬，始因叛亂得位，雖朝廷寵待加恩，心猶疑貳，皆連橫盤結以自固。朝廷增一城，浚一池，便飛語有辭，而諸道完城繕甲，略無寧日。至是田悅初稟命，劉文喜殄除，群兇震懼。又奏計者還，都無賜與，既歸，皆構怨言。先是，汴州以城隘不容眾，請廣之。至是，築城。正己、田悅移兵於境為備，故詔分汴、宋、滑為三節度，移京西防秋兵九萬二千人以鎮關東。（劉昫：《舊唐書》卷12《德宗紀》，中華書局，1975年版）
顯然，唐朝後期中央與藩鎮之間壁壘森嚴，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叛軍控制了江準地區，阻礙了江南糧食漕運的通道。如《舊唐書》卷一五二《張萬福傳》記載：“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今兵守甬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船繼進。”李正己叛亂後，進駐江準，阻斷了漕運的通道，朝廷依靠張萬福的威名，漕船才勉強通過渦口。唐後期隋唐大運河漕糧減少甚至斷絕的原因，全漢昇先生總結了六個方面：唐末亂軍劫掠漕運的糧食；亂軍佔據運河沿岸要地，據淮口，漕運斷絕；運河官員貪汙腐敗影響運河糧食的漕運；鹹通年間，造船質量下降，偷工減料，致使船隻易壞，漕運遂廢；唐末農民起義導致南方農業遭到嚴重破壞，糧食缺乏，漕運斷絕；唐末藩鎮割據，運河無法在溝通南北由於整個通往江南的運河。覆巢無完卵，作為隋唐大運河其中的一段，洛陽段漕運也受到了嚴重影響，直至一度斷絕。
二、五代時期運河洛陽段的漕運
唐末五代，洛陽是當時的主要戰場，遭到戰火的蹂躪也最為嚴重。誠如唐代宗時劉晏所言：“東都凋敝，百戶無一存……起宜陽、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見戶才千餘，居無尺椽……獸遊鬼哭”，“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荊，豺狼所嗥，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人煙斷絕，千里蕭條”。曾經繁華的洛陽城已經變得滿目瘡痍，人煙斷絕。唐朝末年，黃巢起義迅速佔領了包括東都洛陽在內的大半個中國，黃巢之後，繼之以秦宗權、孫儒等軍閥的蹂躪，“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為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壞垣而已。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荊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四野俱無耕者。”洛陽只剩下殘垣斷壁，人煙稀少，一片荒蕪。張全義時任洛州刺史。“時洛城兵亂之餘，縣邑荒廢，悉為榛莽，白骨蔽野，外絕居人。洛城之中，悉遭焚燬。”“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荊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四野俱無耕者。”洛陽城中白骨遍地，人煙凋零。五代時期，戰亂頻仍，洛陽成為統治者角逐的戰場，先後成為後梁、後唐、後晉的都城。雖然張全義經略洛陽40餘年，洛陽經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但再也難以重振漢唐雄風，呈現出一派蕭條景象。
這一時期，江南地區相對穩定，仍然是以洛陽為政治中心的北方政權漕糧的重要來源。運河洛陽段水上運輸依舊存在。如後梁朱溫開平年間，魏博節度使羅紹威考慮到當時洛陽人口眾多，糧食不繼，曾上書提出伐木造船，“紹威嘗以臨淄、海岱罷兵歲久，儲庾山積，惟京師軍民多而食益寡，願於太行伐木，下安陽、淇門，斫船三百艘，置水運自大河入洛口，歲漕百萬石，以給宿衛，太祖深然之。”說明此時往洛陽的漕糧運輸是可能的。後唐明宗長興四年（933年），三司官員上奏要求在洛河北岸開鑿灣潭，以便於漕船牽引並卸載漕糧：“洛河水運至洛口至京，往來牽船下卸，皆是水運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至洛岸至倉門稍遠，牙官運轉艱難。今欲於沿河北岸，別鑿一灣，引船直至倉門下卸，其工欲與諸軍兼人內差借。”得到了唐明宗的贊同。不久明宗詔令捧聖衛指揮使朱洪實鑿開河灣，至贍國倉門。說明五代時期洛河漕運繼續通行，但已經很難再現盛唐時期漕運的輝煌。
三、北宋時期運河洛陽陽段漕運情況
（一）宋初洛陽段漕渠的修復
北宋運河洛陽段漕運功能的恢復、加強，首先要歸功於宋太祖趙匡胤。960年，北宋建立，定都開封。建國伊始，宋太祖就企圖遷都洛陽“上生於洛陽，樂其風土，嘗有遷都之意”。為了軍糧漕運的方便，開寶初年，“太祖皇帝將西幸於洛，命修大內，督功役甚急，兼開鑿漕河，從嘉猷坊東出，穿掘民田，通於鞏，入黃河，欲大通舟檝之利，輦運軍食於洛下。開寶九年（976年）為在西京洛陽舉行南郊大禮，趙匡胤曾“詔發卒五千，自洛城菜市橋，鑿渠抵漕口三十五里，饋運便之，其後導以通汴”。
動用民力五萬人開鑿了從洛陽菜市橋到漕口長35裡的漕渠，不僅恢復了當時洛陽漕渠建設，還為宋神宗時期的導洛通汴工程打下了基礎。宋人邵博在《邵氏聞見前錄》中記載，“午橋西南二十里，分洛堰引雒水，正南十八里龍門堰引伊水……以大石為槓，互受二水。雒水一支自厚載門入城，分諸園，複合一渠，由長廈門以東以北入羅門，二水皆入於漕河。”也證實了宋初運河洛陽段漕運情況。
當然，就漕運規模而言，宋初運河洛陽段根本無法與隋唐時期相提並論。太祖在開寶九年曾提出西遷洛陽，遭到了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等人的反對，其中一條理由就是，“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鹹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若遽遷都，臣實未見其便。”東京開封漕運方便，是百官、軍隊衣食的重要保障，一旦遷都洛陽，漕運不便，文武百官和軍隊的糧食供給難以為繼。李懷忠等人反對遷都，反映了西京洛陽漕運的尷尬情況。
（二）神宗時期導洛通汴工程的實施
前述提到，宋初雖對洛陽段運河進行了修復，但通航效果並不盡如人意，再加之洛河水患導致洛陽運河段時常淤塞。為了保障汴河漕運的暢通，宋神宗元豐年間實施了“導洛通汴”工程，將洛河水引入汴河，增加汴河水量，以保障汴河到江南糧食漕運的暢通。有史為證：
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遂為洛城無窮之利。（元 脫脫：《宋史》卷313《文彥博傳》）
禁伊洛上源私取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運。起鞏縣神尾山至士家堤，築大堤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屬於汴渠，總計用工三百五十七萬有奇。（宋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97元豐三年三月戊子）
元豐初，開清汴，禁伊洛水入城，諸園為度，花木皆枯死，故都形勢遂減。四年，文潞公留守，以漕河故道湮塞，復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至偃師與伊洛匯，以通漕運，白波輦運司，詔可之。自是，由洛舟行河至京師，公私便之，洛城園圃復盛。公作亭河上，榜曰漕河新亭。元祐間，公還政歸第，以几杖樽俎臨是亭，士女從公遊洛焉。（宋 邵伯溫撰，李劍雄等點校：《邵氏聞見錄》卷10）
元豐六年四月，本府勘會，自會通橋下至白馬寺，洛河水路灘磧淺澀，難行綱運，遂奏乞開淘古漕河舊道，稍令深闊，抵至白馬寺卻合洛河，迴避二十餘里灘磧，所貴通行綱船，不至滯礙。今蒙朝旨依奏施行，看詳中札內，更帶下白波輦運司奏，乞開浚漕河至偃師縣界，合洛河通濟舟船。雖與本府所奏事狀大抵皆同，只是稱至偃師縣界漕口合流，必添展地裡稍遠，須至更差官覷步所碾添，開浚故道地步長短，及地形高下，是與不是有古來河道，確實計定功料。申上。（宋 文彥博：《潞工文集》卷25《奏西京漕河事》）
萬艘潭匯嘉猷裡，分洛疏伊盡北馳。遠引駛風通越貨，聲營勝蹟在唐詩。通渠中梗年滋久，美利重興勢亦遲。漕口、羅門今並復，相君一一授成規。（宋 文彥博：《潞工文集》卷7《次韻留守相公以羅門新渠併成喜而成詠》）
由上可知，宋神宗元豐年間，政府為了汴河航運的暢通，實施了導洛通汴工程，將洛河水引入汴河。不僅如此，宋政府重新疏通了西京河南府洛陽通往偃師、鞏義的舊漕渠，恢復了漕口、羅門等水利設施，修建長堤47裡，疏浚漕渠52裡，西京洛陽到京師開封的運河段重新通航。
導洛通汴工程實施效果對汴河的通航並不十分理想。據李素記載：“洛口雖雲經冬行運，其實水淺易凍。又置打凌兵士，虛費錢糧，終是飢凍，逐年死亡極多。每至凍合，凌蹙岸決，民田被害。又流既淺，船小載輕，其害非一，公私阻滯。今遇開黃河閘口，放水入清洛，即舟船方行得一番，闡水已盡，船復留滯。此可見洛水淺澀，無濟於行船也。”洛河水冬天上凍，無法通航，還需要僱傭大量人力“打凌”，冰塊衝擊河岸，摧毀農田，導致水患；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得不償失；黃河汛期時，開閘放水，行船較為通暢，閘口閉合，洛河水淺，船隻無法通行。當然，導洛通汴工程是在熙豐變法的大背景下實施的，李燾本人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他的記載也許誇大了導洛通汴工程的弊端。儘管如此，這次工程在客觀上對提高西京洛陽的漕運交通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不僅漕河得以浚修，西京羅門也因此得以修葺一新，使洛陽再現隋唐運河繁忙的景象。對此，北宋文人士大夫在詩文中盡情謳歌：
萬艘潭匯嘉猷裡，分洛疏伊盡北馳。
遠引駛風通越貨，肇營勝蹟在唐詩。
浮舟亂清洛，中流望嵩少。
古來無奈洛陽塵，興屬今朝誰與親
……
波聲有喜鹹通汴，雲影相隨直到秦。
洛水沄沄天上動，道入隋渠下樑宋。
宋都堤上十二亭，一一飛驚若鸞風。
君愛洛陽官，棄我準上翁
……
此行君樂否，一千五百里。
未見洛陽山，先見洛陽水。
由上述詩文可知，導洛通汴工程實施後，洛陽運河段一定程度上又恢復了昔日的風采，出現了萬船競發、百舸爭流的繁忙景象，不僅促進了西京洛陽經濟文化的發展，還推動了南北物質和文化的交流。
近年來含嘉倉考古挖掘出土的糧食也為運河洛陽段在宋代的通航提供了實物證據。含嘉倉160號窖內保存著一窖完整的糧食。被髮掘時，窖裡的糧食粒粒分明，有的呈棕色，有的發黃。窖遺址中出土的銘磚記載了儲糧的時間、數量、品種、來源、倉窖位置及授領糧食的官員姓名。160號窖則一直沿用至宋代。專家猜測，該窖之所以滿藏糧食，可能與宋末戰亂，皇家糧倉突遭變故而被廢棄有關。
四、餘論
唐末五代時期，運河洛陽段因戰亂頻繁、藩鎮割據、官員貪腐等因素的影響，漕運能力大為萎縮，北宋初年，宋太祖為了遷都洛陽，曾一度修繕舊渠，雖未完成遷都計劃，但卻為神宗時期“導洛通汴”工程的實施打下了基礎。儘管如此，大運河洛陽段仍如曇花一現，再也難以恢復盛唐時期交通樞紐的中心地位。這雖然有諸多主客觀原因，但不可否認，唐末五代以迄於宋，洛陽地位的隕落，汴州開封的崛起卻是不爭的事實。唐朝後期汴州逐漸發展成為運河的要衝，“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運漕。”便利的水陸交通條件，使開封一躍而成為五代後梁、後晉、後漢、後周和北宋的都城，取代了洛陽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從此以後，大運河洛陽段地位日益衰落。南宋偏安江南，政治經濟重心移到東南，中原地區處於金軍的鐵蹄之下。宋金以淮河為界，處於分裂對峙時期，大運河無法再將東南的糧食運到北方，也就失去了漕運功能。元朝時期，政治中心北移以及海運的開通，大運河裁彎取直，不再經過洛陽和開封，洛陽段徹底喪失了漕運的功能，退出了歷史舞臺。從某種意義上說，大運河洛陽段的興衰沉浮就如同古都洛陽的命運一樣。
本文為“大運河沿線八省市社科聯+北京市網信辦”聯合主辦的“我身邊的運河故事”徵集發佈活動（河南段）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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