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其中，優化升級產業結構，是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的關鍵。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部部長趙昌文近日撰文對優化升級產業結構這一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為產業結構的升級優化，首先需要促進產業結構向中高端轉變，包括服務業佔比上升、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佔比不斷提升。其次，需要促進產業在跨領域、跨行業、跨地區深度融合中提升效率和競爭力；再次，需要深化基礎關鍵領域改革和完善政府宏觀管理體制，一是推進生產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的市場化，二是把盤活存量資本和優化增量資本統一起來，三是改革完善政府產業監管體制。本文原刊於《紫光閣》雜誌（2018年第1期），原題為《優化升級產業結構，培育發展新動能》。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就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解決好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以奠定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經濟基礎。全面理解現代化經濟體系要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這一社會基本矛盾出發，從生產力、生產關係及兩個視角去理解。生產力視角下，現代化經濟體系要以現代化生產力為支柱。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生產力現代化，需要以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為核心載體，優化升級產業結構，培育發展新動能。
優化升級產業結構，培育發展新動能，需要促進產業結構在動態變化調整中不斷邁向中高端
產業升級的過程必然伴隨著結構的調整。既包括產業之間的結構變化，也包括產業內部結構的變化。
一是三次產業結構正在發生顯著的變化，服務業增速保持了對GDP和第二產業的“雙超越”。2012年以來，我國服務業增加值比重超過第二產業比重且持續提升。2016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384221億元，比上年實際增長7.8%，增速比第二產業高出1.7個百分點。服務業佔GDP比重已上升為51.6%，比上年繼續提高1.4個百分點，比第二產業高出11.8個百分點。服務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8.2%，比上年提高5.3個百分點，比第二產業高出20.8個百分點。2017年，服務業保持持續快速增長。
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及其佔比上升表明，改革開放30多年來,占主導地位的產業結構正在發生顯著變化，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也在發生重大調整，服務業作為國民經濟的第一大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進一步提高，主動力作用更加顯現。但與目前已經完成工業化的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服務業增加值比重仍然偏低約10個百分點，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會持續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動能。我國經濟發展開始呈現出“質量更好，結構更優”的特點。
需要指出的是，絕不能簡單地把服務業比重的上升作為經濟結構高端化的標誌。如果服務業比重的快速上升主要是因為金融業、房地產的發展造成的，不僅不是經濟結構的優化，反而是宏觀經濟失衡的表現。當前存在的三大重大結構性失衡，即實體經濟內部供需結構失衡、金融與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產與實體經濟失衡，阻滯了國民經濟正常循環，成為宏觀經濟諸多矛盾和問題的根源。
二是以高技術製造業和高技術服務業為代表的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佔比不斷提升，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新動能。近年來，以新一輪科技革命為主要驅動力量的創新催生了一大批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儘管它們尚未成為經濟增長的主體力量，但發展速度很快，顯著高於整個經濟增長。特別是傳統產業部門增長的速度，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新動能。
2013—2016年，我國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1.3%，比規模以上工業高出3.8個百分點。2016年，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佔規模以上工業的比重為12.4%，高技術製造業的貢獻率達到21.6%。2016年，全國有規模以上高技術服務業企業3.5萬家，從業人員超過600萬，主要集中在信息服務、專業技術服務和科技成果轉化服務領域。2017年，高技術製造業和高技術服務業投資保持增長，特別是在外商直接投資下降的同時，高技術製造業和高技術服務業吸收外資持續增長，都表明未來存在巨大的發展空間，及其在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優化升級產業結構，培育發展新動能，促進產業結構在動態變化調整中不斷邁向中高端，要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在宏觀上，著力絕不能簡單地把服務業比重的上升作為經濟結構高端化的標誌。如果服務業比重的快速上升主要是因為金融業、房地產的發展造成的，不僅不是經濟結構的優化，反而是宏觀經濟失衡的表現。
優化升級產業結構培育發展新動能解決好“三大失衡”，堅決打好“三大攻堅戰”；在微觀上，著力解決好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問題。
優化升級產業結構，培育發展新動能，需要促進產業在跨領域、跨行業、跨地區深度融合中提升效率和競爭力
在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以創新為主線，以新一代信息技術應用為依託，產業的跨領域、跨行業、跨地區深度融合，正成為經濟增長極具活力的源泉與動力。
製造業和服務業加速融合正成為一個重要趨勢。傳統制造業通過強化研發、設計、服務環節，不斷延伸價值鏈，拓展新空間。在成本快速上升、市場競爭加劇的大背景下，我國一批製造業企業積極“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許多製造企業通過創新優化生產組織形式、運營管理方式和商業發展模式，不斷增加服務要素在投入和產出中的比重，在生產製造產品的同時，延伸提供基於產品的全生命週期管理、在線診斷服務等，從單純提供產品向提供“產品+服務”甚至是服務解決方案轉變，智能製造、眾包設計、網絡協同研發、個性化定製等創新模式極大地拓展了價值增值空間。另一方面，掌握核心技術或業務的服務企業，通過定製、貼牌生產等方式嵌入製造業產業鏈，實現服務與製造的互動發展。
隨著我國產業融合的持續推進，各行業服務化程度將會不斷提高。目前，我國中間服務投入與GDP的比例約為40％，遠低於發達國家，整個經濟對中間服務的需求水平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產業融合發展不僅僅是產業之間的跨領域、跨行業融合，還形成了一大批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體系，具有活力、創新力和競爭力的產業集群，實現了產業集群式融合，為區域經濟發展注入了新活力。
總之，產業融合正在深刻地重塑著傳統的生產組織方式和管理服務模式，正在極大地改變著產業的地區和全球分工格局，從而推動了經濟發展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優化升級產業結構，培育發展新動能，需要深化基礎關鍵領域改革和完善政府宏觀管理體制
十九大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改革開放要加大力度，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推進基礎性關鍵領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
一是推進生產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打破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無論是產業結構逐步向中高端升級還是產業之間的融合發展，一個基本的前提是生產要素基於市場化原則的優化配置。水、電、煤、氣、土地等主要生產要素的價格形成機制不合理，不能充分反映市場供求關係、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成本，難以形成對產業升級的倒逼機制，必須加快改革。此外，要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打破行政性壟斷，防止市場壟斷，消除地區、部門分割，清理廢除一切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加快建立和完善負面清單制度，使生產要素能夠充分自由流動，優化配置。二是要把盤活存量資本和優化增量資本統一起來。要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要求，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優化存量資源配置，擴大優質增量供給，實現供需動態平衡。優化升級產業結構，培育發展新動能，一定要建立正常的基於市場原則的退出機制。為此，重點要在“破” “立” “降”上下功夫。大力破除無效供給，把處置“殭屍企業”作為重要抓手，推動化解過剩產能。要始終堅持市場化、法制化去產能的原則，特別是通過兼併重組等手段，對產業發展空間有限甚至越來越小，已經喪失盈利前景和嚴重資不抵債的“殭屍企業”，加快關停並轉，從而將存量資本儘快釋放出來，轉移到更有效率的產業向上。這對於全社會來說，可以極大地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效益。三是，黨的十九大報告在“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部分提出，完善市場監管體制。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健全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等經濟政策協調機制。這為全面改革和完善政府的宏觀調控和監管體制，推動建設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指明瞭方向。長期以來以批代管、偏重目錄准入管理的模式制約了不少產業的發展。優化升級產業結構，推進產業協同發展，考驗著每一個監管者的能力。要積極探索包容創新的“放管服”制度，採取既具彈性又有規範的管理措施，建立並提升適合產業發展的政府監管新理念、新能力和新服務。由注重前置性監管向注重過程性監管轉變；由行政監督為主向消費者、中介組織廣泛參與的全方位社會監督轉變；政府監管由分散多頭向綜合協同轉變，全面規範監管自由裁量權。特別是新興產業的發展，要減少顯性的准入門檻，避免簡單套用傳統的審批式管理模式，審慎出臺新的准入和監管政策。同時，加快探索形成負面清單和產業准入的審管分離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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