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雨露、馬勇編著的《大金融論綱》從一個長期視角全面地審視了全球範圍內金融體系發展的歷史規律和演變趨勢，構建了“大金融”命題下的現代金融體系發展理論。《IMI財經觀察》將於每週二連續刊登《大金融論綱》節選系列文章，以饗讀者。
隨著金融全球化、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化進程的加速，金融層面的發展和變革不僅會影響到金融體系內部元素的重構和演變，同時還會將這些變化投射到實體經濟中來，從而使宏觀實體經濟的運行也發生相應的變革。隨著經濟金融化程度的不斷加深，一方面使整個金融體系獲得了一個相對獨立的運行空間，大量的金融交易可以在一個虛擬的層面上展開而不需要實體經濟的直接參與；另一方面，金融體系存在的根本基礎依然在於其與實體經濟的“聯結面”上（更確切地說，促進資源優化配置），因而，金融體系的基本功能依然需要在實體經濟的發展要求中去尋找合適的實現形式。這意味著，金融的發展和創新既反映著實體經濟的客觀要求，同時還會以此為基礎衍生出一個龐大的自我運行體系，從而反作用於實體經濟，最終使實體經濟呈現出新的運行機制和特徵。
以下片段節選於《構建“三位一體”的金融宏觀調控體系》一節。
關於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及其協調機制的基本結論
本節在一個基於中國經濟的DSGE模型框架下，通過動態地植入一個內生性的金融體系，系統考察了包括貨幣政策、信貸政策和金融監管政策在內的宏觀審慎政策規則及三者之間的協調搭配問題。根據本文的模擬分析，可以得到以下三個基本結論：
（1）從政策規則的制定來看，宏觀審慎更青睞簡單而清晰的規則，而不是複雜的多目標規則。在一些純數理演繹模型中，基於多變量的政策規則被認為可以優化政策效果，但實際上，這些模型由於依賴過於嚴格的假設，同時無法反應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動態反饋機制，很難真實地反應和評估政策改變所帶來的實際結果。本文在動態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的研究表明，對於宏觀審慎政策而言，簡單規則依然具有最高的適用性。具體而言，根據本文對中國數據的模擬結果，基於宏觀審慎的貨幣政策只需要盯住通脹和產出缺口，逆週期的信貸政策只需要盯住社會融資總量相對於產出的波動，而金融監管政策只需要盯住社會融資總量進行調整。
（2）從政策的協調搭配來看，基於宏觀審慎的貨幣政策、信貸政策和金融監管政策通過合理的組合和搭配，不僅能更好地穩定經濟和金融體系，而且可以有效降低單一政策所面臨的多目標困境和政策負擔。此外，不同的宏觀審慎政策傾向於在不同的領域發揮作用，這可能與不同政策工具的比較優勢有關。比如，根據本文的模擬分析，考慮到經濟變量之間的動態反饋機制之後，貨幣政策應該繼續致力於物價穩定，信貸政策應該重點關注實體經濟的金融滿足度，而金融監管則應該根據實際信貸的投放情況進行調整。三者相互協調配合，又分別在各自擅長的領域發揮主要作用，不僅符合“丁伯根法則”，而且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政策實施的效率。
（3）從政策的實際運用來看，基於宏觀審慎的貨幣政策、信貸政策和金融監管在實踐過程中都涉及到“方向”和“力度”的選擇，如果運用不當，可能導致政策衝突和“政策疊加”問題。對於前者而言，如果不同政策採取了彼此相反的操作，那麼不僅會削弱政策效果，而且會增加政策實施的成本；對於後者而言，如果多種政策在同一個時點（方向）上作出了過度的反應，那麼，“政策疊加”可能導致經濟系統以一種非預期的方式調整，其結果是，不僅政策本身面臨失效，而且政策的效果可能失控。政策衝突和“政策疊加”對宏觀審慎政策實施的最大啟示是，在特定的時點上，針對特定領域的特定失衡，宏觀審慎的政策組合和工具選擇必須對失衡的對象、性質和程度進行綜合判斷，並在此基礎上作出適當的反應。
應該說，對於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及其協調搭配問題，本文所做的模擬分析提供了幾個方向性和原則性的結論，但對於現實的實踐操作來講，還必須考慮更多具體的問題和因素。比如，針對特定的失衡現象，如何界定失衡的性質，政策調整的時機、頻率和幅度如何選擇，這些都具有高度相機選擇的特徵。換言之，最好的宏觀審慎政策並不是存在於規則之中，而是存在於對象之中。
閱讀更多 明德商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