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露:关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及其协调机制的基本结论

陈雨露、马勇编著的《大金融论纲》从一个长期视角全面地审视了全球范围内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演变趋势,构建了“大金融”命题下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理论。《IMI财经观察》将于每周二连续刊登《大金融论纲》节选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加速,金融层面的发展和变革不仅会影响到金融体系内部元素的重构和演变,同时还会将这些变化投射到实体经济中来,从而使宏观实体经济的运行也发生相应的变革。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一方面使整个金融体系获得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运行空间,大量的金融交易可以在一个虚拟的层面上展开而不需要实体经济的直接参与;另一方面,金融体系存在的根本基础依然在于其与实体经济的“联结面”上(更确切地说,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因而,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依然需要在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中去寻找合适的实现形式。这意味着,金融的发展和创新既反映着实体经济的客观要求,同时还会以此为基础衍生出一个庞大的自我运行体系,从而反作用于实体经济,最终使实体经济呈现出新的运行机制和特征。

以下片段节选于《构建“三位一体”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一节。

关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及其协调机制的基本结论

本节在一个基于中国经济的DSGE模型框架下,通过动态地植入一个内生性的金融体系,系统考察了包括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在内的宏观审慎政策规则及三者之间的协调搭配问题。根据本文的模拟分析,可以得到以下三个基本结论:

(1)从政策规则的制定来看,宏观审慎更青睐简单而清晰的规则,而不是复杂的多目标规则。在一些纯数理演绎模型中,基于多变量的政策规则被认为可以优化政策效果,但实际上,这些模型由于依赖过于严格的假设,同时无法反应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动态反馈机制,很难真实地反应和评估政策改变所带来的实际结果。本文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的研究表明,对于宏观审慎政策而言,简单规则依然具有最高的适用性。具体而言,根据本文对中国数据的模拟结果,基于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只需要盯住通胀和产出缺口,逆周期的信贷政策只需要盯住社会融资总量相对于产出的波动,而金融监管政策只需要盯住社会融资总量进行调整。

(2)从政策的协调搭配来看,基于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通过合理的组合和搭配,不仅能更好地稳定经济和金融体系,而且可以有效降低单一政策所面临的多目标困境和政策负担。此外,不同的宏观审慎政策倾向于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这可能与不同政策工具的比较优势有关。比如,根据本文的模拟分析,考虑到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反馈机制之后,货币政策应该继续致力于物价稳定,信贷政策应该重点关注实体经济的金融满足度,而金融监管则应该根据实际信贷的投放情况进行调整。三者相互协调配合,又分别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主要作用,不仅符合“丁伯根法则”,而且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

(3)从政策的实际运用来看,基于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和金融监管在实践过程中都涉及到“方向”和“力度”的选择,如果运用不当,可能导致政策冲突和“政策叠加”问题。对于前者而言,如果不同政策采取了彼此相反的操作,那么不仅会削弱政策效果,而且会增加政策实施的成本;对于后者而言,如果多种政策在同一个时点(方向)上作出了过度的反应,那么,“政策叠加”可能导致经济系统以一种非预期的方式调整,其结果是,不仅政策本身面临失效,而且政策的效果可能失控。政策冲突和“政策叠加”对宏观审慎政策实施的最大启示是,在特定的时点上,针对特定领域的特定失衡,宏观审慎的政策组合和工具选择必须对失衡的对象、性质和程度进行综合判断,并在此基础上作出适当的反应。

应该说,对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及其协调搭配问题,本文所做的模拟分析提供了几个方向性和原则性的结论,但对于现实的实践操作来讲,还必须考虑更多具体的问题和因素。比如,针对特定的失衡现象,如何界定失衡的性质,政策调整的时机、频率和幅度如何选择,这些都具有高度相机选择的特征。换言之,最好的宏观审慎政策并不是存在于规则之中,而是存在于对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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