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生活在我們周圍的有各種各樣的植物，它們的生命美化著我們多姿多彩的生活。但是你能想象到有這樣一個人，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四十年著一志，和同仁們一起，為華夏大地上的植物樹碑立傳，編纂出世界上最大型、種類最豐富的《中國植物誌》。
他就是中國植物畫第一人，朗讀者曾孝濂。
他是畫師，也是工程師；是研究員級的科學工作者，也是畫家，藝術家，是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為中國植物畫傳
1939年6月，曾孝濂出生於雲南威信。少時的他，是“信手塗鴉一頑童”，十來歲時就比著毛主席像臨摹，“膽子大，但畫得不像”。
不過，曾孝濂後來的畫作卻很講究“像”，或者說是講究精確。無論是早期的科學著作插圖，還是後期的花鳥藝術創作，都要做到“無一花無出處，無一葉無根據”。對於很多畫家“不屑一顧”的這種畫法和畫種，他有自己的看法，“我偏覺得味道足”。
他說：“博物畫作品好不好，話語權不在權威的文藝評論家或者藝術雜誌，而在廣大受眾手裡。博物畫是一個非常具有大眾品格的畫種，它貼近自然，反映自然，既有審美的屬性，又具有鑑別的功能。”
1958年，曾孝濂高中畢業，被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招錄，職務是見習繪圖員。
對自幼愛好塗鴉的曾孝濂來說，能從事與繪畫相關的工作，比考取大學還要高興。適逢第二年《中國植物誌》立項，需要大量畫師。於是，曾孝濂就“機緣巧合入畫途”，一入就是將近四十年的時間，正與《中國植物誌》這一浩瀚工程的編撰時間對應。
1959年啟動，2004年才得以編撰完成的《中國植物誌》
六十年後，和曾孝濂一起登上《朗讀者》舞臺的，還有皇皇八十卷一百二十六冊《中國植物誌》。這一鉅著先後動用三百一十二位植物分類學家，一百六十四位畫師，曾孝濂正在其中。在董卿的訪談中，曾孝濂熱淚盈眶：很多畫師為《中國植物誌》畫了一輩子，今天，我代表的是這個默默無聞的群體。
典型的科學著作插圖，主要是以臘葉標本為依據的黑白線描圖，雖不乏美感，但有一套近乎程式的繪畫語言，重在準確地傳達物種特徵。“每畫一張圖，都得打草稿，給分類學家看。看完確認了再上鋼筆稿、墨線。表現形式、線條的結構，這些需要一點一點積累。”就這樣，曾孝濂從見習繪圖員成長為一名畫師。
他逐漸熟悉了不同植物花葉根鬚的特徵，以致多年以後面對《朗讀者》舞臺上擺放的鮮花，也一眼就看出其所屬的物種，什麼科，什麼屬。在訓練出一副科學之眼的同時，他的青春也獻給了《中國植物誌》和《雲南植物誌》這樣的科學插圖工作，除了少量《雲南茶花圖譜》這樣的彩色作品，美好年華換來的主要是他為五十餘部科研著作所繪的兩千餘幅黑白線圖。
華山松，曾孝濂手繪《雲南植物誌》插圖，選自《雲南花鳥》附錄。
工作之外，天賦的本能又讓曾孝濂拿起了藝術之筆。為了找到自己的繪畫語言，在畫對的基礎上能進一步畫好，他不停地讀書、看畫、臨摹，獨自摸索、實踐。影響最大的是英國《柯蒂斯植物學雜誌》，這本雜誌上的歐洲植物學插圖，奠定了曾孝濂生物畫英國古典水彩的風格。
回憶起這段經歷，他很感念時任所長、植物學家蔡希陶、吳徵鎰，以及昆明植物所的分類學家們，因為對當時的曾孝濂來說，最大的問題是插圖任務繁重、進度緊張，沒有自己的時間琢磨。“當時我們的領導很好。他們儘量不特別催我們這些新人，不說趕緊做、趕緊交稿。他們知道我們年紀小，就儘量幫助我們。有時候還會跟我們一起解剖採來的花”。
《朗讀者》上，朗讀之前，曾孝濂大聲誦出獻詞：“謹以此篇獻給蔡希陶先生。”
曾孝濂不養花，雖然他是一個植物科學畫家，為植物造像無數。
上世紀五十年代參加工作以來，他為《中國植物誌》、《雲南植物誌》等五十餘部科學著作繪製插畫兩千餘幅，更不用說那些零散的“廢紙”、花鳥圖。不養不是不愛，只因那費很多精力，而他沒時間。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都被他用在了繪畫上，先畫對，再畫好，尋找自己的繪畫語言，把大自然裡物種的生命狀態、勃勃生機落在紙面上。
先畫對
曾孝濂繪製的木棉，將木棉的各個器官放在紙面上，構圖能力十分強。圖片來自《雲南花鳥》
曾孝濂不是科班出身。小時候喜歡塗鴉，九歲時比著毛主席像臨摹，“膽子大，但畫得不像”。上中學負責做黑板報，1959年，以半工半讀形式進入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搞植物學。《中國植物誌》項目上馬後，領導見曾孝濂能畫兩筆，就把他調入了植物分類室，做植物科學畫，直到退休。
曾孝濂畫的植物科學畫，不像早期的本草繪畫，僅憑藉藥用部位或者大概的外部長相來描繪，也不是簡單重複相機的功能，原封不動地映照自然。植物科學畫有自己的一套近似程式的繪畫語言，它必須比照標本，精準地傳達植物的科學特徵。
昆明的植物特別多，植物所就在植物園裡面，條件很好。曾孝濂常常出來找活的標本，從活的植物入手，把這個物種的形態特徵做到非常熟悉。“當時我們的領導很好。他們儘量不特別催我們這些新人，不說趕緊做、趕緊交稿。他們知道我們年紀小，就儘量幫助我們。有時候還會跟我們一起解剖採來的花。”就這樣，曾孝濂快速熟悉著不同植物的特徵，比如雄蕊的長短，雌蕊花盤的性狀，把每個科的特徵熟悉了，也就慢慢掌握了一些規律，再面對幹標本時就容易得多。
畫幹標本一般要把整個的花取下來放到水裡煮開，讓它儘可能去復原，復原後再在解剖鏡下面觀察結構。“植物軟了以後比較接近活的，就稍微好一些。”植物科學畫必須要對著標本作畫，“沒有標本不能畫，不應該畫。我們所有插圖必須有根據，一定要寫上根據某一號標本。不看標本來畫，那是錯誤的”。
曾孝濂為《中國植物誌》繪製的插圖就是這樣慢慢積累起來的。“每畫一張圖，都得打草稿，給分類學家看。看完確認了再上鋼筆稿、墨線。表現形式、線條的結構這些需要一點一點積累。”
再畫好
大銀紅，滇山茶園藝品種，曾孝濂繪。圖片來自《雲南花鳥》
曾孝濂經常告訴自己的學生，做這行要坐得住冷板凳。
冷板凳有兩層含義，一個是心靜，這是搞好工作的前提。這意味著一種孤獨、寂寞，而且是長年累月的。
曾孝濂說：“除了有幾年時間在西雙版納做野外工作，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標本館。沒有這種修煉，你的心就不能很專注、排除世俗的干擾，你就會堅持不下去。或者說你會把它當作一個很隨意輕鬆的事，上班就來，下班就走。上班聊聊天、喝喝水，再學習學習。但是你的心在聊天上，不是繪畫。這也是坐不住。有人坐了一輩子，一輩子就那個水平，實際心沒靜。”
冷板凳另外一個含義是心誠。這考驗的是繪畫者如何對待自己的對象，是否真的很虔誠地對待工作。“你的對象是有生命的，你用最樸實的繪畫形式反映他們最重要的分類特徵。”但這需要樂在其中。
除了為植物誌畫黑白畫，上世紀七十年代，曾孝濂接到過為昆明植物園畫《茶花圖譜》的任務，是彩色畫。那時候彩色膠捲並不普遍，曾孝濂所在植物所沒有，就靠硬畫。“那是最厲害的，我幾乎天一亮起來，到植物園去摘一朵山茶花，跑回辦公室插在瓶子裡。趕緊去吃早點，一般七點半才能吃，一有饅頭粥，我隨便吃點就跑回來畫。一直畫到十二點半，吃午飯。五個鐘頭期間，不會喝水、不會上廁所，全神貫注。那個花從植物園摘下那一刻，就會慢慢開，你要畫慢了，就找不著關係。那個花瓣本來朝下的，它會慢慢朝上，所以非常緊張。而且畫這個不能構好圖再畫，必須一個花瓣一個花瓣地畫，從最靠近你的那瓣開始。畫到中午時你會忘記上廁所，但是告一段落的時候，會渾身發抖，我覺得可能是熱量沒有了。”
吃完飯，曾孝濂一般會再摘一朵花，早晨那朵已經不行了。半天畫一朵，下午研究怎麼搭配、畫葉子。那樣大概畫了好幾個月。“非常緊張，身體不好就會受不了。但是非常磨練”。經此一役，曾孝濂畫彩畫的能力比早期參加工作時高了一大截。
自己的繪畫語言
曾孝濂主業是畫植物。1960年代，他參加了國務院組織的“5·23”項目，數十家地方和軍隊的科研、醫藥單位組成的攻關工作隊研究如何對抗惡性瘧疾。同期下達的還有“熱區野菜圖譜”和“熱區軍馬飼料”兩項任務，即在後勤保障缺失的情況下，部隊在叢林中尋找到可食植物。有點兒類似“神農嘗百草”，曾孝濂參與負責的是繪圖工作，在與越南、老撾、緬甸接壤的林區實地寫生。後來此項目篩選出一種療效顯著的菊科植物，有效成分青蒿素經過臨床和病理實驗得以確認。很多年後，屠呦呦憑藉此得到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對曾孝濂來說，他總是強調，這樣大的系統工程，自己參與的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但是這樣的經歷對於他的人生、繪畫都至關重要。
熱帶雨林的野外作業任務在哲學層面訓練了曾孝濂。“從無知開始，興奮、驚喜，震驚。然後就有點敬畏，被螞蝗咬了，被螞蟻叮了，害怕。認識多了，又不同。就知道大自然是生命的合唱，這裡的物種經過千百年的進化，既有競爭，又相互依存，是大的生態網。身處其中，你會覺得自己也是其中一份子。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意識到我要畫它們，不僅要畫得像，還要定一個目標，我一定要表現這個物種的生命狀態，無論畫幹標本還是觀賞性花卉、動物，我的重點是儘量地反映它勃勃生機。 不光畫得準確，最重要的要畫得生動。謳歌生命，謳歌自然，用我的畫筆。”
另一方面，“那幾年鍛鍊了我的彩色畫。繪畫就是讀了很多書，看了很多別人的畫，也做了必要的臨摹，但都不管用。一定要實踐，大量地畫，一點一點地積累，在這個基礎上不斷提高造型能力、色彩表達能力、明暗關係寫實的能力”。
大量時間與自然相處，徹底改變了曾孝濂。有幾年出差，“每天在大山裡面，天不亮，你就聽那鳥叫吧。就是一個交響樂、大合唱。你分不清也看不清什麼鳥。在西雙版納，在易門，林子裡天快亮時都一樣。就特別想畫”。恰巧九十年代初，他在香港工作了一年，非常偶然的機會，他買到了一本英國人畫的鳥的科普著作，“當時暗自決定，退休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出一本鳥的畫冊”。
曾孝濂是一個想到就一定努力做到的人。為了這本鳥的畫冊，他做了很多準備。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工作原因，曾孝濂在北京植物所待了一段時間。當時中國植物誌的編委會在北京植物所的動物園裡面，他每天到鳥園觀察鳥的姿態、畫速寫、拍照片，為畫鳥積累了很多資料。回到昆明後，他又得到昆明動物所一位鳥類專家楊嵐的熱心幫助。為了摳鳥的細節，他還經常跑去昆明動物所標本館，“因為任何一個活的鳥不會讓你去寫生的”。開始畫的時候，他為不同鳥類配以棲息地，“那是我的優勢。我查閱相關的資料，瞭解鳥類的生活環境，然後搭配相應的植物”。
曾孝濂設計的“中國鳥”郵票。圖片來自《雲南花鳥》
在“中國鳥”的郵票裡，這一切做到了極致，他用小版張的形式把不同地域的九種鳥濃縮在一個虛擬的空間裡。雖然畫面是虛構的，但是每一種鳥腳下的小環境必須相對真實，符合其生活習性。比如紅腹錦雞、黃腹角雉和白尾地鴉都喜歡在地面活動，但是紅腹錦雞喜歡在有岩石的林地，白尾地鴉澤生活在戈壁沙石灘上。鳥類通常以群體或家庭為單位活動，所以小畫幅裡放進了群鳥或雌雄鳥、雛鳥一同出現。
另外，每種鳥姿態各異，或飛或立或觀望覓食，各行其是。這也是曾孝濂的一個絕活，比如畫植物，他也能將整株植物和解剖圖裡植物的各器官錯落有致地排布紙上，也曾獨具匠心地將植物不同生長階段的樣子放在一起。而這種“排兵佈陣”的技法，是曾孝濂常年工作的一個收穫。
“還沒有找到知音”
如果不忙這些事，他這個時節可能會在新疆畫上半年，還想跑更多地方。事實上，退休後，他兩次穿越美國自然保護區，畫紅杉。跑寺廟畫古樹，壺口畫瀑布，箭扣長城畫景。老爺子至今沒有一幅令自己滿意的作品。但是他也知道自己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繪畫語言。
“我喜歡一個人孤獨地思考，不斷做實驗改進。每一個人一定要找到一種符合你內心審美感覺的東西來表達你對物像、客觀對象的感覺。也就是必須尋找到相應的繪畫語言。一個畫畫的人成熟與否，看繪畫作品有沒有自己的個性。如果沒有，就不是成熟的畫家。有的人一輩子都形成不了自己的個性，要麼模仿古人，要麼模仿現代某個人，再怎麼畫也是別人，不是自己。我不會做那樣的人。 ”曾孝濂說自己天生底子薄，不願意走現成的路。“可以說，我畫的彩墨畫，還沒有找到知音，沒人和我畫的一樣。我隨時在關注，和我想法差不多的，沒有。我就是我。”
小番外
曾孝濂在雨林裡寫生。圖片由曾孝濂提供
最後還想跟大家分享曾老先生的夢。老先生這輩子有很多野外作業的經歷，見多識廣，又畫過如此多花鳥。以為他的夢一定像他的畫一樣瑰麗神奇。結果他說，他常常夢到的是蛇，是很多很多蛇。因為碰到的太多。
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張樹庭早年一本著作《香港蕈菌》裡講過一次野外考察，裡面有一個小段落與曾孝濂相關。書裡寫的是：說來這眼鏡蛇的膽子夠大的。它退後一點後，又舉起頭來做出向我們進攻的姿勢。結果形勢不利而慢慢遊到溪那邊。稍息後它又返回來，可能它對來犯者沒有報復而不甘心離去，於是再次下水向我們游來，終因水勢不利而退卻了。在溪那邊休息一會兒後向橋底慢慢爬行而去。在雲南曾經見過這東西的曾先生比我沉著，他早已拿出相機把這場面拍了下來，眼鏡蛇留下了永久的留念。
如此輕描淡寫。“我碰到的蛇很多，但一次都沒被咬過。還有一次在西雙版納，竹葉青也是很毒的，它趴在那樹上，離我手就十來公分，也沒被咬。眼鏡王蛇也碰到過。其實很多同事比我經歷更多。曾經有一次，早晨起來出操，同事找不到皮帶，伸手一摸床上有一條，拿過來一系發現是條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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