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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傳播的角度分析，漢字傳到日本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紀。那時北九州地區的奴國已經有使節同漢朝往來了，既然有了使節，自然就有了初步的、簡單的語言交流。
隨著中日兩國間互相往來日益頻繁，交流的內容日漸複雜和深奧，對文字也就產生了更進一步的要求。到3世紀，日本已經能寫表文了，文字還相當優美。
據傳，征討新羅後，神功皇后還攜帶了大量的典籍返回日本。儘管那時的文化交流被限制在上層階級的小範圍內，但它對文字的傳播、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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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85年，朝鮮的五經博士王仁攜帶了10卷《論語》和1卷《千字文》，離開百濟國，橫渡大海，遠赴日本列島。這一年也因此被視為日本正式學習漢字和儒學的起始年份。
對於王仁帶來的這些文字、書籍，應神天皇給予了極大的欣賞和重視，他命太子菟道稚郎子拜王仁為師，潛心學習中國典籍，尤其是《論語》。
見王仁受到優越的待遇，朝鮮半島上的其他五經博士，不遠萬里，紛紛來到大和國。513年，五經博士段楊爾到來；3年後，漢高安茂到來，經過一番角逐，他終於擊敗段楊爾，獨霸日本的知識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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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54年，欽明天皇為日本迎來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因為一大批來自朝鮮半島的五經博士踏入了大和國的領地。
文化史學家家永三郎指出：“進入氏姓社會末期，即六世紀以後，百濟派來了五經博士即解讀中國古典的學者，還呈獻了佛像，這意味著現在已有可能移植在大陸文化中也是最高深的精神領域的東西了。”
這種簡單的移植，經過大約1個世紀的發展，到了7世紀，已經在日本札根生長了，並且具備本土的系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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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出現和使用，必然要表達一種意義。在文字和它所傳達的一套具有系統性的意義體系這點上，借鑑了中國儒家思想後，日本社會的發展又能夠縮短探求那種精神財富所要經歷的痛苦。少了這種探求的痛苦，日本可以利用更多的精力去發展，進而縮短與先進文明的距離。
另外，那時大批“歸化人”的到來，也促進了漢文字向日本的傳播。所謂歸化人是日本古代移民到日本的人及其後代總稱，也稱渡來人，其中以中國人居多。
這些人或是在朝鮮出生，或是在中國出生後遷往朝鮮，對中華文化非常熟悉。聽說大和國非常歡迎精通漢學的人才，為了獲得更為優厚的待遇和更加幸福的生活，這些人紛紛遠赴日本列島，以自己的學識換取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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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日本列島後，這些人遭遇了兩種不同的待遇。真正有學問的，被授予一官半職，例如史官或者博士，生活充實而優越，甚至被賜姓氏，成為大和國真正的一員。
例如，履中天皇時期，來自百濟國的阿知使主擔任藏官，管理朝廷財物的收藏與放出。到了雄略天皇時期，雖然藏官換成弓月君的子孫，但藏部的記錄人員仍然是阿知使主的子孫東漢直。
這種職位的繼承，雖然不是明確的世襲關係，但後輩還是或多或少地利用了父輩的資源，因而可以說是半世襲或近世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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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有學問的人受到的待遇而言，那些沒有學問的人的生活就悲慘了。身無長技，生活在人生地不熟的異鄉，沒有投靠之處，沒有求告之門，不久他們就淪為了奴隸。
隨著越來越多五經博士和歸化人的到來，漢字在日本越來越受到歡迎，接受的人群開始從上層擴展到下層。
從出土的銘文來看，大和國人應用文字的技藝已經相當嫻熟了。在有的銘文中，還出現了援引自儒家、法家或者道家的名言警句，可見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瞭解已經相當深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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