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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分析，汉字传到日本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那时北九州地区的奴国已经有使节同汉朝往来了，既然有了使节，自然就有了初步的、简单的语言交流。
随着中日两国间互相往来日益频繁，交流的内容日渐复杂和深奥，对文字也就产生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到3世纪，日本已经能写表文了，文字还相当优美。
据传，征讨新罗后，神功皇后还携带了大量的典籍返回日本。尽管那时的文化交流被限制在上层阶级的小范围内，但它对文字的传播、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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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85年，朝鲜的五经博士王仁携带了10卷《论语》和1卷《千字文》，离开百济国，横渡大海，远赴日本列岛。这一年也因此被视为日本正式学习汉字和儒学的起始年份。
对于王仁带来的这些文字、书籍，应神天皇给予了极大的欣赏和重视，他命太子菟道稚郎子拜王仁为师，潜心学习中国典籍，尤其是《论语》。
见王仁受到优越的待遇，朝鲜半岛上的其他五经博士，不远万里，纷纷来到大和国。513年，五经博士段杨尔到来；3年后，汉高安茂到来，经过一番角逐，他终于击败段杨尔，独霸日本的知识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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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54年，钦明天皇为日本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因为一大批来自朝鲜半岛的五经博士踏入了大和国的领地。
文化史学家家永三郎指出：“进入氏姓社会末期，即六世纪以后，百济派来了五经博士即解读中国古典的学者，还呈献了佛像，这意味着现在已有可能移植在大陆文化中也是最高深的精神领域的东西了。”
这种简单的移植，经过大约1个世纪的发展，到了7世纪，已经在日本札根生长了，并且具备本土的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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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出现和使用，必然要表达一种意义。在文字和它所传达的一套具有系统性的意义体系这点上，借鉴了中国儒家思想后，日本社会的发展又能够缩短探求那种精神财富所要经历的痛苦。少了这种探求的痛苦，日本可以利用更多的精力去发展，进而缩短与先进文明的距离。
另外，那时大批“归化人”的到来，也促进了汉文字向日本的传播。所谓归化人是日本古代移民到日本的人及其后代总称，也称渡来人，其中以中国人居多。
这些人或是在朝鲜出生，或是在中国出生后迁往朝鲜，对中华文化非常熟悉。听说大和国非常欢迎精通汉学的人才，为了获得更为优厚的待遇和更加幸福的生活，这些人纷纷远赴日本列岛，以自己的学识换取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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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日本列岛后，这些人遭遇了两种不同的待遇。真正有学问的，被授予一官半职，例如史官或者博士，生活充实而优越，甚至被赐姓氏，成为大和国真正的一员。
例如，履中天皇时期，来自百济国的阿知使主担任藏官，管理朝廷财物的收藏与放出。到了雄略天皇时期，虽然藏官换成弓月君的子孙，但藏部的记录人员仍然是阿知使主的子孙东汉直。
这种职位的继承，虽然不是明确的世袭关系，但后辈还是或多或少地利用了父辈的资源，因而可以说是半世袭或近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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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有学问的人受到的待遇而言，那些没有学问的人的生活就悲惨了。身无长技，生活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没有投靠之处，没有求告之门，不久他们就沦为了奴隶。
随着越来越多五经博士和归化人的到来，汉字在日本越来越受到欢迎，接受的人群开始从上层扩展到下层。
从出土的铭文来看，大和国人应用文字的技艺已经相当娴熟了。在有的铭文中，还出现了援引自儒家、法家或者道家的名言警句，可见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已经相当深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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