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6日晚9時30分，最早認定秦兵馬俑是文物並進行修復的西安市臨潼區博物館原館長趙康民因病去世，享年82歲。趙康民出生於1936年，閻良關山人、研究館員，曾多年擔任臨潼區博物館館長。
奠定臨潼旅遊業基礎是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秦始皇陵、華清宮遺址、西安事變舊址、臨潼博物館等文博事業的持續發展。在臨潼文博事業蓬勃發展的背後傾注著一位老人的畢生心血，他就是臨潼文物事業發展的拓荒人、臨潼區博物館原館長趙康民。
艱難起步
早在上世紀50年代，像趙康民這樣的老牌高中生已經算得上是“文化人”“知識分子”了，再加上他能寫善畫的特長在七里八鄉是難得的人才。經過層層篩選，他被招工進了西安一家建築公司技術科作技術監督員。正當年輕有為的趙康民想在建築事業上大展宏圖之時，他被下放回鄉勞動鍛鍊，再次回到生養自己的這方熱土。命運的變故決定了他終身再也沒有離開臨潼。
四年的回鄉下放鍛鍊，他不知寫過多少標語，出過多少宣傳欄，做過多少場宣傳鼓動。人民公社成立時，趙康民被調入公社文化站，從事鄉村文化的宣傳創作工作，這才使他開始接觸本鄉本土的文化積澱。1961年，趙康民有幸被“伯樂”發現，被舉薦到縣文化館工作，負責文物考古兼美工的工作。這次工作調動使趙康民成為陝西縣級文博事業的第一代拓荒者。
趙康民接手臨潼的文物考古工作是前無古人的事業，臨潼的文博事業就像一片荒蕪的處女地，既無人員又無資料更無業務力量，惟一能見證文物工作存在的是展室兼庫房裡的一些早期文化館收集到的零星文物。要打開文博工作局面該從哪裡著手，沿著什麼樣的方向前進，趙康民有些不知所措。是裹足不前守著攤子，還是力拔眾難開拓進取，趙康民選擇了後者。從趙康民步入文博行業後，他就像一頭任勞任怨、埋頭耕耘的關中“秦川牛”，不知疲倦地拓荒在臨潼的文博事業發展中。
趙康民心裡十分清楚，白手起家幹事業的關鍵是要夯實基礎工作，當務之急是要將臨潼文物工作的底數摸清摸準。從1961年開始，趙康民背上考古手鏟、鐵鎬和畫圖、照相工具，騎上一輛破舊的28型加重自行車，奔波在渭河兩岸、驪山之麓的山嶺田間進行文物調查。寒暑易季、冬去春來，趙康民每天伴著晨曦而出，陪著落日而歸。自行車壞了，扛在肩上讓“車騎著人”繼續走，渴了就掬起山間的清泉暢飲，餓了上老鄉家討碗稀飯充飢，困了躺在樹蔭下便進入夢鄉。由於他常年風裡來雨裡去，原本高挑白淨的關中小夥，經常落得個蓬頭垢面，臉堂黝黑，衣衫襤褸。
對趙康民來說，吃苦受累算不了什麼，最大的難題是對文物基礎知識的欠缺，在文物調查中一個人很難對器物、遺址做出正確判斷。為了儘快提高自己的業務能力，要強肯鑽的趙康民在學習上可下了不少的功夫。趙康民在臨潼開始文物調查時，新中國成立剛剛十餘年，由於全省的文物工作也僅處於起步階段，可學習借鑑的資料、可指導求教的老師太有限。趙康民硬是從自己喜歡歷史，學了一些歷史知識那點僅有的看家本領開始，把《文物》《考古》《考古學報》等專業刊物當成最好的老師，從最基礎的知識一點點學起。他常說：“眼過千遍，不如手過一遍。”他用摘抄專業刊物的笨辦法，不斷積累業務知識。他還將文物標本與刊物中的圖片逐一對照，認真臨摩青銅器上的“金文”，仔細與甲骨文、繁體字進行比較，找出它們的相同與近似之處進行甄別，他把這種方法叫學齡前兒童的“看圖識字”法。有時從遺址上拾回的標本吃不準，就想方設法送專業機構請專家鑑別，直到搞清性質、時代為止。
無悔選擇
趙康民在文物調查踏訪的過程中多次險象環生。有一年夏天，趙康民路過山谷時突遇山洪暴發，直瀉而下的山洪向他瘋狂地衝來，他拼命地抓住樹枝才逃出險境。還有一次騎車調查回來時，沒膝的大雪覆蓋了鄉間蜿蜒曲折的羊腸小道，趙康民只好揹著調查工具扛著自行車往回返，一不小心連人帶車摔倒在路邊。趙康民就是這樣憑著一股火熱的激情和頑強的毅力，通過十多年的不懈努力走遍全縣30多個鄉鎮，縱橫東西25公里、南北50公里的範圍，騎爛了3輛自行車、行程達數萬公里、寫下50萬字的調查筆記、發現40多處古蹟遺址和古墓葬，當時大多被公佈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為摸清全縣的文物底數和及時對文物實施有效保護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
從事文博事業是趙康民一生無悔的選擇，哪怕千難萬險，哪怕積勞成疾，哪怕身敗名裂，他都勇敢地堅持著走了過來。“文革”期間紅衛兵衝擊縣文化館，用黑墨在文化館門前的一對大獅子上寫了“拉倒”字樣，認為這是“四舊”的東西必須打倒。趙康民說不過血氣方剛的學生們，為保護文物起見他順從地將獅子放倒。得寸進尺的“闖將”們又在獅子頭上寫上“砸爛”的字樣，趙康民心裡十分矛盾，作為文物工作者保護文物是義不容辭的職責，理當義正詞嚴地回駁他們，如果與紅衛兵正面交鋒，不僅不利於保護文物，反而會招至殺身之禍。趙康民想了個辦法對紅衛兵說：“想砸可以，這可是文物、是寶貝，誰砸誰簽字。”一席話說得初生的“牛犢”們畏懼了，這才紛紛怯懦地離去。
又一次，趙康民從渭北拉回一對北周時期的石刻佛像，正準備進行修復處理後展出。他的行動被紅衛兵發現，說他是“封、資、修”思想的殘餘，馬上將他綁起來召開批鬥會，要從思想上挖出他的根源，掃清文化界的殘餘流毒。趙康民被打得鼻青臉腫而有理難辯。屈辱沒有讓趙康民屈服，他仍堅信自己從事文化遺產保護的初衷沒錯，他利用這個機會把“交待”變成了交談，他耐心地向孩子們講明文物與封建思想、封建殘餘無關，文物是沒有思想的歷史藝術品，保護文物是保護祖先們留下的珍貴文化產品。紅衛兵們在似懂非懂中多少明白了一些道理，總算讓趙康民可以繼續幹他的事。
成就事業
1985年，隨著不斷徵集積累，庫存文物越來越多，文化館原有的一間展室已遠不能滿足文物的保存和展示，趙康民向領導提出修建一座博物館。趙康民隨領導一道四處奔波，申請建館資金，省、市財政答應各給20萬元，但必須儘快拿出設計方案。40萬元的資金本來就有限，如果再找專業單位設計少說也得花個三五萬元，趙康民想到自己曾搞過建築設計的監理，憑著那點老底自己也能幹。趙康民花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真的拿出了博物館的平面圖、剖面圖和結構圖等設計方案，臨潼博物館建設按照趙康民的設計如期進行，並由此省下一筆不小的開支。數年後，建築設計大師張錦秋、西安市規劃局領導先後到博物館參觀時，對趙康民的設計創意大加讚賞。
博物館的成功設計使趙康民對博物館的後期建設更加有了信心，在博物館滾動發展的基礎上沒有向上伸手要錢，全靠館內自籌資金先後蓋起了行政辦公樓、文物庫房，進行過多次博物館陳列和改造，這些建設都是趙康民自己一手設計。小小的縣級博物館在趙康民的苦心經營下逐步發展壯大，當時該館已擁有文物10000餘件，其中一級文物30件（組）、二級文物300多件（組）。臨潼博物館已列入西安東線旅遊的景點序列，成為旅客在觀光秦俑館、華清池之後的必去之處，每年觀眾參觀總人數達到六七十萬人次、門票收入達300餘萬元，館內僅正式職工就由當初的5人發展到現在的130多人，一躍成為全國縣級博物館中的佼佼者。
趙康民畢生精力都奉獻給了臨潼的文博事業，從事文博考古工作40餘年來，他先後參與發現、主持、發掘過姜寨原始聚落遺址、秦兵馬俑一號坑、秦始皇陵便殿遺址、秦始皇陵馬廄坑、唐華清宮御湯遺址、唐慶山寺上方舍利塔地宮、關山唐墓、明劉懋石室墓等，經手過的許多古蹟遺址已經申報批准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撰寫出版的專著有《驪山風物趣話》《驪山勝蹟》《臨潼縣誌·文物志》《臨潼碑石》，在省級以上刊物發表論文、簡報40餘篇。
趙康民是中國秦俑學研究會常務理事、陝西省博物館學會常務理事、陝西省考古學會理事，中國博物館學會、中國文物學會會員。他先後被評為研究館員、西安市勞動模範、全國文物先進工作者和陝西省第十屆人大代表，西安市第十屆、第十一屆人大代表；1990年，他因為認識、發現秦俑和為博物館建設作出突出貢獻，成為文博界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為數不多的專家之一。
趙康民在臨潼文博界一干就是43年，就算在古稀之時仍牽掛著臨潼博物館的發展，每天上午他都要步行三四里地來到館裡，以文物專家、顧問的身份，坐在他當年修復的幾尊秦俑面前，向觀眾講述秦兵馬俑發現的過程，諮詢觀眾關於秦兵馬俑發掘中的相關問題。有人曾直言不諱地問他：“館裡給報酬嗎？”“沒有！”他不屑地回答，“能為臨潼的文物旅遊事業做點事，為觀眾做些服務工作，是我無悔的選擇。”
一個縣級博物館館長，能取得以上成績實屬不易。
在中國數千座縣城裡，臨潼是最具知名度縣級城市之一，它對陝西及至中國旅遊業走向世界都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臨潼文物旅遊業不僅在陝西最具品牌效應，在全國也是為數不多的縣域旅遊業亮點。
作為臨潼一位在基層的文物工作者，1974年趙康民有幸率先科學地鑑定、修復、命名和試掘現已被公認的世界第八大奇蹟的秦始皇兵馬俑坑，拉開發掘這個龐大的地下軍陣序幕，從此使臨潼蜚聲海內外。
重大發現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趙康民通過多年對臨潼文物分佈的調查研究，積累了豐富的基礎知識，逐步成為臨潼文物考古方面的行家裡手，成為全縣方圓百十里地有名的文物專家。“文革”期間，隨著搞得熱火朝天的“學大寨、促生產”的農田基本建設的推進，趙康民就再也沒有睡過安穩覺，他心裡時時都在告誡自己，臨潼這地方可是京畿之地，只要動土就可能傷到古遺址或文物。因此，他特別關注各鄉村農田基本建設的進展情況。
1974年，臨潼時逢大旱，各地興起打井澆地、抗旱保苗的生產熱潮。有一天，趙康民接到宴寨公社（現西安市臨潼區驪山鎮）抓農田水利生產的幹部房樹民的彙報，說他下村檢查打井工作時，發現西楊村村民打井出來的土裡有陶片，這些陶片可能是文物。趙康民一聽當即放下手頭的工作火速趕到現場。
趙康民被打井現場的場面驚呆了，在驪山腳下柿子園的打井工地，新土中四周到處可見陶人的頭、身、肢和殘片，還有許多灰黑色的整磚，偶爾還能找到一些銅箭頭。經打聽，當地老百姓打井已進行了一個余月，認為出土的一些“瓦神爺”是天旱的罪魁禍首，是它喝乾了地下的水，村裡的老人們忙著燒香磕頭；有些村民覺得“瓦神爺”面目猙獰，把它掛在麥地邊的柿子樹上嚇麻雀，孩子們將“瓦神爺”殘肢斷臂當作戲耍的道具。還有些村民認為這種“大磚”沉甸甸的，裡面含有鉛，取名為“鉛磚”。趙康民馬上下到井底，對現場進行分辯，又仔細觀察土層結構，對較為完整的陶件進行分析，聯想到館內收藏的跪坐俑，一種直覺告訴他這是秦代的遺物，這是與秦始皇陵相關的遺物。
“鄉黨們，抗旱雖急，但這井暫時不能打了。”趙康民當即站在高高的土堆上，扯開唱秦腔特有的高噪門向群眾大聲說，“這些‘瓦神爺’可是寶貝呀，它可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讓我們先搞清它的來歷。”趙康民僱來村民將陶片收攏，裝了整整3架子車送回博物館，並向他們支付勞務費30元，當時村民的勞動日工資僅為一毛錢。趙康民又找來村民，把新土全部細細過篩，將所有的殘片碎碴一網篩盡，全部收集起來運回博物館拼對、粘接。同時，趙康民組織人員對打井現場進行了部分清理發掘，以尋找更多的線索。趙康民還從群眾舉報中得知，已有部分出土的銅箭頭賣到了三原縣的廢品收購站。趙康民一聽氣得差點暈倒了，他當即以高於賣價的條件將200多個銅箭頭、2個銅弩機全部贖回。
兵馬俑的發現看似偶然，其實它的發現早就存在著必然性。陪葬坑的埋藏深不過5米，很容易被後人發現。考古工作者先後發現過自漢以來的墓葬20餘座、古井3個、大攏坑1個，說明歷史上曾有人30餘次有機會見到兵馬俑，由於缺乏對它珍貴性的認識而錯失良機。歷史將認識兵馬俑的機會降臨於趙康民，作為文物工作者當然是幸運之神的恩賜。同時，也是趙康民數十年對文物工作的摯愛，對家鄉臨潼文博事業發展嘔心瀝血的使然。
各界關注
藺安穩寫道：“陝西省臨潼縣驪山腳下的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一批武士陶俑。陶俑身高1.68米（應是1.78米）。身穿軍服，手執武器，是按照秦代士兵的真實形象塑造的。秦始皇陵周圍以前曾出過陶俑，但都是一些體積不大的跪俑，象這種真人一樣的立俑，還是第一次發現。特別珍貴的地方，在於這是一批武士，秦始皇用武力統一了中國，而秦代士兵的形象，史書上沒有記載。
“這批武士陶俑是今年三、四月間，當地公社社員打井時無意發現的。從出土情況推測，當時陶俑上面蓋有房屋，後來被項羽焚燒，房屋倒塌埋藏了2000多年。這批文物由臨潼縣文化館負責清理發掘，至今只清理了一部分，因為夏收，發掘工作中途停止了。”
這份《情況彙編》印發後中央領導非常重視，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親自批示給國家文物局：“建議請文物局與陝西省委一商，迅速採取措施，妥善保護好這一重點文物。”陝西文物部門組織對秦俑坑周圍進行全面普探，始知該坑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230米、南北寬62.27米、深4.5～4.65米、總面積14,269平米，四面各有五個門道。
1976年4月23日，在一號坑東端北側發現二號坑，東西長96米、加上兩端坡道總長124米、南北最寬處98米、深5米、總面積6000平米，平面呈曲尺形。同年5月11日，在一號坑西端北側發現三號坑，東西寬17.60米、南北長27米、面積520平米，平面呈凹字形。秦始皇兵馬俑坑的發現發掘對研究封建帝王的埋葬制度和秦代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生活、雕塑藝術、青銅鑄造技術等方面特別珍貴。
1975年8月，國務院批准在秦俑一號坑修建保護大廳，撥專款150萬元，後來在谷牧副總理的支持下陸續追加數百萬元。1979年大廳落成，邊發掘邊開放，並正式定名為“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葉劍英元帥親書館名。1989年10月1日，秦俑三號坑大廳建成，全面進行發掘修復工作；1993年12月31日，秦俑二號坑大廳落成，開始進行全面性發掘。
秦兵馬俑出土後引起了世界轟動，截至目前已曾先後迎接了220多位外國元首或政府首腦參觀，其中迎來的第一位外國領導人就是新加坡總理李光耀。1976年5月14日下午3時30分，秦俑館基建工地熱鬧非凡，由40多輛車組成的國賓車隊載著新加坡貴賓緩緩進入參觀場地，周圍的群眾聞風而至，路旁築起了“人牆”，李光耀總理興致勃勃地在試掘土坑中仔細觀看了整整40分鐘才戀戀不捨地離開。
第二天，報紙上紛紛登載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參觀秦俑館工地的消息和照片，並引用了他對兵馬俑的評價：“這是世界的奇蹟，民族的驕傲”。這一報道在國際上引起極大震動，參觀的人越來越多，原來本沒有外賓參觀，也從此開了先例，之後國外友人接踵而至。1985年，李光耀總理二訪秦俑博物館，題字留言：“這一偉大的歷史文物，寓意著偉大的未來。”
在秦兵馬俑今天已經成為“世界第八大奇蹟”、享譽全球之時，人們也記住了一個名字“趙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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