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6日晚9时30分，最早认定秦兵马俑是文物并进行修复的西安市临潼区博物馆原馆长赵康民因病去世，享年82岁。赵康民出生于1936年，阎良关山人、研究馆员，曾多年担任临潼区博物馆馆长。
奠定临潼旅游业基础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华清宫遗址、西安事变旧址、临潼博物馆等文博事业的持续发展。在临潼文博事业蓬勃发展的背后倾注着一位老人的毕生心血，他就是临潼文物事业发展的拓荒人、临潼区博物馆原馆长赵康民。
艰难起步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像赵康民这样的老牌高中生已经算得上是“文化人”“知识分子”了，再加上他能写善画的特长在七里八乡是难得的人才。经过层层筛选，他被招工进了西安一家建筑公司技术科作技术监督员。正当年轻有为的赵康民想在建筑事业上大展宏图之时，他被下放回乡劳动锻炼，再次回到生养自己的这方热土。命运的变故决定了他终身再也没有离开临潼。
四年的回乡下放锻炼，他不知写过多少标语，出过多少宣传栏，做过多少场宣传鼓动。人民公社成立时，赵康民被调入公社文化站，从事乡村文化的宣传创作工作，这才使他开始接触本乡本土的文化积淀。1961年，赵康民有幸被“伯乐”发现，被举荐到县文化馆工作，负责文物考古兼美工的工作。这次工作调动使赵康民成为陕西县级文博事业的第一代拓荒者。
赵康民接手临潼的文物考古工作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临潼的文博事业就像一片荒芜的处女地，既无人员又无资料更无业务力量，惟一能见证文物工作存在的是展室兼库房里的一些早期文化馆收集到的零星文物。要打开文博工作局面该从哪里着手，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前进，赵康民有些不知所措。是裹足不前守着摊子，还是力拔众难开拓进取，赵康民选择了后者。从赵康民步入文博行业后，他就像一头任劳任怨、埋头耕耘的关中“秦川牛”，不知疲倦地拓荒在临潼的文博事业发展中。
赵康民心里十分清楚，白手起家干事业的关键是要夯实基础工作，当务之急是要将临潼文物工作的底数摸清摸准。从1961年开始，赵康民背上考古手铲、铁镐和画图、照相工具，骑上一辆破旧的28型加重自行车，奔波在渭河两岸、骊山之麓的山岭田间进行文物调查。寒暑易季、冬去春来，赵康民每天伴着晨曦而出，陪着落日而归。自行车坏了，扛在肩上让“车骑着人”继续走，渴了就掬起山间的清泉畅饮，饿了上老乡家讨碗稀饭充饥，困了躺在树荫下便进入梦乡。由于他常年风里来雨里去，原本高挑白净的关中小伙，经常落得个蓬头垢面，脸堂黝黑，衣衫褴褛。
对赵康民来说，吃苦受累算不了什么，最大的难题是对文物基础知识的欠缺，在文物调查中一个人很难对器物、遗址做出正确判断。为了尽快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要强肯钻的赵康民在学习上可下了不少的功夫。赵康民在临潼开始文物调查时，新中国成立刚刚十余年，由于全省的文物工作也仅处于起步阶段，可学习借鉴的资料、可指导求教的老师太有限。赵康民硬是从自己喜欢历史，学了一些历史知识那点仅有的看家本领开始，把《文物》《考古》《考古学报》等专业刊物当成最好的老师，从最基础的知识一点点学起。他常说：“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他用摘抄专业刊物的笨办法，不断积累业务知识。他还将文物标本与刊物中的图片逐一对照，认真临摩青铜器上的“金文”，仔细与甲骨文、繁体字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相同与近似之处进行甄别，他把这种方法叫学龄前儿童的“看图识字”法。有时从遗址上拾回的标本吃不准，就想方设法送专业机构请专家鉴别，直到搞清性质、时代为止。
无悔选择
赵康民在文物调查踏访的过程中多次险象环生。有一年夏天，赵康民路过山谷时突遇山洪暴发，直泻而下的山洪向他疯狂地冲来，他拼命地抓住树枝才逃出险境。还有一次骑车调查回来时，没膝的大雪覆盖了乡间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赵康民只好背着调查工具扛着自行车往回返，一不小心连人带车摔倒在路边。赵康民就是这样凭着一股火热的激情和顽强的毅力，通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走遍全县30多个乡镇，纵横东西25公里、南北50公里的范围，骑烂了3辆自行车、行程达数万公里、写下50万字的调查笔记、发现40多处古迹遗址和古墓葬，当时大多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为摸清全县的文物底数和及时对文物实施有效保护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
从事文博事业是赵康民一生无悔的选择，哪怕千难万险，哪怕积劳成疾，哪怕身败名裂，他都勇敢地坚持着走了过来。“文革”期间红卫兵冲击县文化馆，用黑墨在文化馆门前的一对大狮子上写了“拉倒”字样，认为这是“四旧”的东西必须打倒。赵康民说不过血气方刚的学生们，为保护文物起见他顺从地将狮子放倒。得寸进尺的“闯将”们又在狮子头上写上“砸烂”的字样，赵康民心里十分矛盾，作为文物工作者保护文物是义不容辞的职责，理当义正词严地回驳他们，如果与红卫兵正面交锋，不仅不利于保护文物，反而会招至杀身之祸。赵康民想了个办法对红卫兵说：“想砸可以，这可是文物、是宝贝，谁砸谁签字。”一席话说得初生的“牛犊”们畏惧了，这才纷纷怯懦地离去。
又一次，赵康民从渭北拉回一对北周时期的石刻佛像，正准备进行修复处理后展出。他的行动被红卫兵发现，说他是“封、资、修”思想的残余，马上将他绑起来召开批斗会，要从思想上挖出他的根源，扫清文化界的残余流毒。赵康民被打得鼻青脸肿而有理难辩。屈辱没有让赵康民屈服，他仍坚信自己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没错，他利用这个机会把“交待”变成了交谈，他耐心地向孩子们讲明文物与封建思想、封建残余无关，文物是没有思想的历史艺术品，保护文物是保护祖先们留下的珍贵文化产品。红卫兵们在似懂非懂中多少明白了一些道理，总算让赵康民可以继续干他的事。
成就事业
1985年，随着不断征集积累，库存文物越来越多，文化馆原有的一间展室已远不能满足文物的保存和展示，赵康民向领导提出修建一座博物馆。赵康民随领导一道四处奔波，申请建馆资金，省、市财政答应各给20万元，但必须尽快拿出设计方案。40万元的资金本来就有限，如果再找专业单位设计少说也得花个三五万元，赵康民想到自己曾搞过建筑设计的监理，凭着那点老底自己也能干。赵康民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真的拿出了博物馆的平面图、剖面图和结构图等设计方案，临潼博物馆建设按照赵康民的设计如期进行，并由此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数年后，建筑设计大师张锦秋、西安市规划局领导先后到博物馆参观时，对赵康民的设计创意大加赞赏。
博物馆的成功设计使赵康民对博物馆的后期建设更加有了信心，在博物馆滚动发展的基础上没有向上伸手要钱，全靠馆内自筹资金先后盖起了行政办公楼、文物库房，进行过多次博物馆陈列和改造，这些建设都是赵康民自己一手设计。小小的县级博物馆在赵康民的苦心经营下逐步发展壮大，当时该馆已拥有文物10000余件，其中一级文物30件（组）、二级文物300多件（组）。临潼博物馆已列入西安东线旅游的景点序列，成为旅客在观光秦俑馆、华清池之后的必去之处，每年观众参观总人数达到六七十万人次、门票收入达300余万元，馆内仅正式职工就由当初的5人发展到现在的130多人，一跃成为全国县级博物馆中的佼佼者。
赵康民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临潼的文博事业，从事文博考古工作40余年来，他先后参与发现、主持、发掘过姜寨原始聚落遗址、秦兵马俑一号坑、秦始皇陵便殿遗址、秦始皇陵马厩坑、唐华清宫御汤遗址、唐庆山寺上方舍利塔地宫、关山唐墓、明刘懋石室墓等，经手过的许多古迹遗址已经申报批准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撰写出版的专著有《骊山风物趣话》《骊山胜迹》《临潼县志·文物志》《临潼碑石》，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简报40余篇。
赵康民是中国秦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博物馆学会、中国文物学会会员。他先后被评为研究馆员、西安市劳动模范、全国文物先进工作者和陕西省第十届人大代表，西安市第十届、第十一届人大代表；1990年，他因为认识、发现秦俑和为博物馆建设作出突出贡献，成为文博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为数不多的专家之一。
赵康民在临潼文博界一干就是43年，就算在古稀之时仍牵挂着临潼博物馆的发展，每天上午他都要步行三四里地来到馆里，以文物专家、顾问的身份，坐在他当年修复的几尊秦俑面前，向观众讲述秦兵马俑发现的过程，咨询观众关于秦兵马俑发掘中的相关问题。有人曾直言不讳地问他：“馆里给报酬吗？”“没有！”他不屑地回答，“能为临潼的文物旅游事业做点事，为观众做些服务工作，是我无悔的选择。”
一个县级博物馆馆长，能取得以上成绩实属不易。
在中国数千座县城里，临潼是最具知名度县级城市之一，它对陕西及至中国旅游业走向世界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临潼文物旅游业不仅在陕西最具品牌效应，在全国也是为数不多的县域旅游业亮点。
作为临潼一位在基层的文物工作者，1974年赵康民有幸率先科学地鉴定、修复、命名和试掘现已被公认的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坑，拉开发掘这个庞大的地下军阵序幕，从此使临潼蜚声海内外。
重大发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赵康民通过多年对临潼文物分布的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基础知识，逐步成为临潼文物考古方面的行家里手，成为全县方圆百十里地有名的文物专家。“文革”期间，随着搞得热火朝天的“学大寨、促生产”的农田基本建设的推进，赵康民就再也没有睡过安稳觉，他心里时时都在告诫自己，临潼这地方可是京畿之地，只要动土就可能伤到古遗址或文物。因此，他特别关注各乡村农田基本建设的进展情况。
1974年，临潼时逢大旱，各地兴起打井浇地、抗旱保苗的生产热潮。有一天，赵康民接到宴寨公社（现西安市临潼区骊山镇）抓农田水利生产的干部房树民的汇报，说他下村检查打井工作时，发现西杨村村民打井出来的土里有陶片，这些陶片可能是文物。赵康民一听当即放下手头的工作火速赶到现场。
赵康民被打井现场的场面惊呆了，在骊山脚下柿子园的打井工地，新土中四周到处可见陶人的头、身、肢和残片，还有许多灰黑色的整砖，偶尔还能找到一些铜箭头。经打听，当地老百姓打井已进行了一个余月，认为出土的一些“瓦神爷”是天旱的罪魁祸首，是它喝干了地下的水，村里的老人们忙着烧香磕头；有些村民觉得“瓦神爷”面目狰狞，把它挂在麦地边的柿子树上吓麻雀，孩子们将“瓦神爷”残肢断臂当作戏耍的道具。还有些村民认为这种“大砖”沉甸甸的，里面含有铅，取名为“铅砖”。赵康民马上下到井底，对现场进行分辩，又仔细观察土层结构，对较为完整的陶件进行分析，联想到馆内收藏的跪坐俑，一种直觉告诉他这是秦代的遗物，这是与秦始皇陵相关的遗物。
“乡党们，抗旱虽急，但这井暂时不能打了。”赵康民当即站在高高的土堆上，扯开唱秦腔特有的高噪门向群众大声说，“这些‘瓦神爷’可是宝贝呀，它可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让我们先搞清它的来历。”赵康民雇来村民将陶片收拢，装了整整3架子车送回博物馆，并向他们支付劳务费30元，当时村民的劳动日工资仅为一毛钱。赵康民又找来村民，把新土全部细细过筛，将所有的残片碎碴一网筛尽，全部收集起来运回博物馆拼对、粘接。同时，赵康民组织人员对打井现场进行了部分清理发掘，以寻找更多的线索。赵康民还从群众举报中得知，已有部分出土的铜箭头卖到了三原县的废品收购站。赵康民一听气得差点晕倒了，他当即以高于卖价的条件将200多个铜箭头、2个铜弩机全部赎回。
兵马俑的发现看似偶然，其实它的发现早就存在着必然性。陪葬坑的埋藏深不过5米，很容易被后人发现。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过自汉以来的墓葬20余座、古井3个、大拢坑1个，说明历史上曾有人30余次有机会见到兵马俑，由于缺乏对它珍贵性的认识而错失良机。历史将认识兵马俑的机会降临于赵康民，作为文物工作者当然是幸运之神的恩赐。同时，也是赵康民数十年对文物工作的挚爱，对家乡临潼文博事业发展呕心沥血的使然。
各界关注
蔺安稳写道：“陕西省临潼县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一批武士陶俑。陶俑身高1.68米（应是1.78米）。身穿军服，手执武器，是按照秦代士兵的真实形象塑造的。秦始皇陵周围以前曾出过陶俑，但都是一些体积不大的跪俑，象这种真人一样的立俑，还是第一次发现。特别珍贵的地方，在于这是一批武士，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而秦代士兵的形象，史书上没有记载。
“这批武士陶俑是今年三、四月间，当地公社社员打井时无意发现的。从出土情况推测，当时陶俑上面盖有房屋，后来被项羽焚烧，房屋倒塌埋藏了2000多年。这批文物由临潼县文化馆负责清理发掘，至今只清理了一部分，因为夏收，发掘工作中途停止了。”
这份《情况汇编》印发后中央领导非常重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亲自批示给国家文物局：“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陕西文物部门组织对秦俑坑周围进行全面普探，始知该坑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27米、深4.5～4.65米、总面积14,269平米，四面各有五个门道。
1976年4月23日，在一号坑东端北侧发现二号坑，东西长96米、加上两端坡道总长124米、南北最宽处98米、深5米、总面积6000平米，平面呈曲尺形。同年5月11日，在一号坑西端北侧发现三号坑，东西宽17.60米、南北长27米、面积520平米，平面呈凹字形。秦始皇兵马俑坑的发现发掘对研究封建帝王的埋葬制度和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雕塑艺术、青铜铸造技术等方面特别珍贵。
1975年8月，国务院批准在秦俑一号坑修建保护大厅，拨专款150万元，后来在谷牧副总理的支持下陆续追加数百万元。1979年大厅落成，边发掘边开放，并正式定名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叶剑英元帅亲书馆名。1989年10月1日，秦俑三号坑大厅建成，全面进行发掘修复工作；1993年12月31日，秦俑二号坑大厅落成，开始进行全面性发掘。
秦兵马俑出土后引起了世界轰动，截至目前已曾先后迎接了220多位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参观，其中迎来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就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1976年5月14日下午3时30分，秦俑馆基建工地热闹非凡，由40多辆车组成的国宾车队载着新加坡贵宾缓缓进入参观场地，周围的群众闻风而至，路旁筑起了“人墙”，李光耀总理兴致勃勃地在试掘土坑中仔细观看了整整40分钟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第二天，报纸上纷纷登载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参观秦俑馆工地的消息和照片，并引用了他对兵马俑的评价：“这是世界的奇迹，民族的骄傲”。这一报道在国际上引起极大震动，参观的人越来越多，原来本没有外宾参观，也从此开了先例，之后国外友人接踵而至。1985年，李光耀总理二访秦俑博物馆，题字留言：“这一伟大的历史文物，寓意着伟大的未来。”
在秦兵马俑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享誉全球之时，人们也记住了一个名字“赵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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