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宋海全（四川省南充市閬中古城景區管理局副局長）
近年來，袁家村在全國的旅遊市場持續火爆，據說年接待遊客達500萬人次，年收入10億元。特別是在美麗鄉村建設、特色小鎮、鄉村綜合體、鄉村振興等時代政治經濟主流話語體系下，在各地競相發展“旅遊+”和全域旅遊成為熱詞的背景下，全國各地的經營業主、政府官員紛紛組團去學習。袁家村的領導班子迅速總結袁家村經驗，開發系列培訓課程，向前來學習的人員收取培訓和講解費，當然，費用都不低。
我對袁家村關注很久，也算是對很多表面的旅遊現象和組織形式比較瞭解。有幸參加一個全國培訓班，兩天兩夜待在袁家村聽講座、搞調研、細體驗，對袁家村現象有了更深一步的認識。像所有參訓的學員一樣，我對袁家村的成功經驗也一度頂禮膜拜，認為支部書記郭佔武是神一樣的存在。在討論中，大家紛紛表示，學成歸去，一定要在自己的管轄範圍和項目建設中認真借鑑袁家村經驗，發揚郭佔武精神，大幹一場，成就一番事業。
誠然，袁家村是鄉村旅遊發展的探索者、實踐者和成功者，郭佔武是袁家村旅遊發展的操盤手、設計師、組織者和靈魂人物。但我們也要深刻地認識到，袁家村的10年發展之路，是在不斷試錯的基礎上艱難地走到今天的，其成功的背後，有很多教訓我們並不知曉，有很多特殊情況我們並不具備，如果一味地模仿學習，或將給我們的項目發展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和傷害，我稱之為學習照搬袁家村模式的“陷阱”。更何況，如果仔細分析袁家村的存在現狀和未來發展方向，其自身也潛在著很多的風險，這是在袁家村下一階段的發展中需要注意的。
1、不可複製的袁家村
袁家村的旅遊產業合作方式，是以產品化對農民再組織，以合作社對利益再分配，農民和社員入股堅持“全民參與，入股自願，錢少先入，錢多後入，照顧小戶，限制大戶，風險共擔，收益共享”的原則。這一套制度，對村民和外來商戶有強而有力的約束力，是袁家村對外宣傳的核心機制。
但也要注意到，這一具有鮮明的計劃經濟印記和濃郁的共產主義情操的制度設計，和現在哪怕是在鄉村都已經被普遍接受的現代市場經濟理念還是有一些不匹配。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合作社模式在全國也不是新鮮事物，但鮮有成功如袁家村的實例，其背後原因，固然有技術操作層面的問題，但根子上還是歷史和現實情況的差異。
在袁家村的合作社模式中，村集體、村民和外來商戶三個主體都具有特殊性，其他很多地方和項目不具有袁家村天時、地利、人和的背景，盲目模仿其制度的設置，容易掉入陷阱。具體包括如下：
首先，袁家村的村級組織方式在現階段內不易複製。上世紀七十年代，老書記郭裕祿帶領村民大力發展農業生產，使該村甩掉貧困村的帽子，成為遠近聞名的先進典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在全國鄉村全面實行聯產承包、責任田下戶的大潮中，袁家村卻先人一步大力發展鄉鎮企業，以集體經濟為背景，帶領全體村民在市場經濟、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淘得第一桶金，而一發而不可收，迅速成為全國“小康村”。
這二十多年的發展歷程，村支部和村委會的威信得到彰顯，對村民的凝聚力無以復加。這是袁家村合作社成功的組織優勢。
但其他地區的村支部、村委會，這二十年來，很多都是忙於向村民收取各種農稅、三交、三提五統，強力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等等。此外，不免在有些工作進展中簡單粗暴，與民爭利，結果是鄉村凋敝，導致農民和村支部、村委會形成了對立，村支部和村委會的凝聚力、號召力差。要想依靠這樣的村兩委去組織和帶動群眾，成立合作社發展經濟，難度極大。
其次，袁家村良好的群眾基礎不易複製。在袁家村發展的過程中，其成功背後的鮮明底色是群眾帶來的信任感和向心力。二十多年來群眾始終在村兩委的帶領和安排下生產生活，其對組織的信任度、依賴感水到渠成。這樣的群眾好組織、好引導、好管理，這是袁家村合作社模式得以成功的群眾基礎。
但全國其他村莊的農民，卻在聯產承包的大潮中單幹，農民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他們在吃飽飯的基礎上，紛紛湧入城市從事工業生產，追求更高的經濟收入。特別是2005年國家取消農業稅以後，農民成為只須遵守基本法律外不再對國家和社會承擔任何責任和義務的群體。
毋庸諱言，農民群體、農民工群體是當代社會最自由的群體，最具有自由意識的群體。其對約束和合作具有強烈的反感，其合作意識和契約精神較差，這樣的群體形成合作社，組織起來難，利益分配難，按規操作難，這也是全國很多合作社失敗的主要原因。
最後，袁家村的村集體利益至上。袁家村旅遊產業的發展，是以村集體主導、以村民為主體的模式發展起來的。在遊客市場已然形成的前提下，外來商戶要進入袁家村市場，必須服從村集體的安排，必須照顧本村村民的利益，必須分享其在袁家村的既得利益，否則寸步難行。這是袁家村成立合作社的業主基礎。
但其它村在發展鄉村旅遊的過程中，卻要依靠外來業主帶來新項目，帶來新觀念，帶來新發展。在業主進入之初，利益收益尚未形成，提出與老百姓分享市場成果極不現實。在市場效益形成以後要求業主分享，業主也很難做到心甘情願。袁家村的業主是靠袁家村的平臺發展，其他村集體和老百姓是靠引進的業主發展，其主客關係與袁家村也不一樣，這也是很多靠業主帶動發展的合作社運行困難重重的原因。
2、你學不到的郭佔武
在袁家村培訓和學習，能見到郭佔武本人是極其困難的事情，在袁家村，不論村幹部、老百姓和業主，出言必稱郭書記。他們說袁家村旅遊發展的一磚一瓦，一業一房，都是郭佔武現場一手一腳發展起來的，這個過程中沒有旅遊行業所說的策劃、規劃、設計、運營和營銷團隊。
郭佔武帶領他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已經成為他們心目中的英雄，甚至到了“神”化的地步。對每一個學習者而言，政府官員能從郭佔武身上找到先進共產黨員的影子，市場業主能從郭佔武身上找到夢想中的操盤手楷模，無論是政府和市場，對於郭佔武的崇拜和學習，理由都十分充分。但仔細分析郭佔武成功的背後，有很多東西也是大家學不到的。
第一，郭佔武的政治背景學不到。袁家村的老支書郭裕祿是全國先進典型，袁家村的村名是華國鋒同志題寫，郭佔武從父親手中接過支部書記的接力棒，在咸陽市、禮泉縣和煙霞鎮都是具有極強的政治影響力，其對上的協調能力、對資源的調控能力、市場的影響能力，是其他村支部書記永遠學不到的。
現實生活中，很多村支部書記空有一腔熱血，想幹事，想幹成事，但想見一個縣上的局長，縣長彙報工作，平等交流，獲得支持卻十分困難。即使見了，也只能得到場面上、口頭上的一些表態，需獲取實質性的支持幾乎不可能，往往會碰得頭破血流。
第二，郭佔武的情懷和素質學不到。郭佔武的成長過程，正好和父親帶領農民群眾發展農業，轉型工業的過程重疊，老一輩共產黨員一心為公，艱苦奮鬥的精神耳濡目染，在郭佔武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誠如郭佔武在我們培訓班上所講:“情懷這個詞已經被講濫了，但唯情懷難以成事，無情懷不能成事。”其帶領老百姓共同致富的情懷撲面而來。
郭佔武回村帶領群眾創業時，已經閱歷豐富、能力突出、事業有成、家底殷實。袁家村雖然企業相繼倒閉，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市場經濟過程中積累的底子還在。所以在村上事業發展之初，他完全可以不計個人報酬，完全可以大公無私。但是其他村的支部書記卻很難做到，他們工資收入低，無暇發展個人產業，一家老小要自己負責，要想做到不與民爭利，一心為公十分困難。
第三，郭佔武的團隊學不到。正是因為郭佔武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個人經歷，使袁家村發展過程中可以整合各種資源和人才。雖然宣傳的全過程、全產業鏈都是郭佔武親自操盤，但旅遊產業發展何其複雜，沒有一個強大的團隊是不可能實現的。
在培訓的過程中，大學退休教師宰建偉，負責設計、運營的谷文卓以及參與經營的外來業主，在介紹袁家村經驗和做法的過程中，無不透露出專業的智慧。
可以肯定地講，郭佔武的背後，不同的發展時期，都有相當智慧的團隊在支撐，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以為自己和郭佔武一樣能幹，在項目運營的過程中可以全能地解決現有問題，還是要多聽專家的意見。
當然，縱然袁家村和郭佔武有很多不可複製性，袁家村的旅遊發展可謂是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發展到今天的袁家村旅遊，也不可避免的會面臨一些風險。比如食品安全的風險。
袁家村的IP核心，不是關中印象體驗地，而是關中小吃體驗地。現在一提到袁家村，首先想到的是小吃一條街，遊走在小吃一條街，隨處可見“農民捍衛食品安全”的主題口號，隨處可見業主賭咒發誓原材料安全的告示。食品安全，成為袁家村小吃的核心吸引力。
近年來，袁家村按照以“三產促二產強一戶”的思路，分別在西安銀泰中心、賽格等CBD先後佈局了8家小吃店，已經開張的5家店每天一座難求，生意火爆，每天每店的接待量高達數千人。
當然，在每一家城市店，“農民捍衛食品安全”的標識仍然醒目可見，在對食品安全的解讀中，袁家村定位的原生態，和有國家標準的有機概念區分開來。在食材的來源上，宣傳的是袁家村和附近村民種植。但從生產量和消費量對比來看，現有袁家村小吃店的食材需求量，恐怕整個煙霞鎮都供應不上。
其食材的供應區域被擴大。食材的種植和養殖，每一個環節都關係到食材的品質和安全，管控鏈條和時間較長，其他村莊的老百姓對農產品質量的認可遠非袁家村的老百姓和業主可比，哪一個環節出問題，將會引來軒然大波，對袁家村的核心IP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引起多米諾效應而導致袁家村產業鏈條的全面毀滅。
在我看來，這是試圖全盤學習和甚至照搬袁家村模式的團隊要尤其注意的，也是現在的袁家村運營團隊需要給出創造性解決方案的領域，對此，我們可以靜觀其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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