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花的作品《賣米》再次牽動讀者心絃。
文章所寫的其實是張培祥本身生活的再現，她的生活比這篇文章所展露出來的更坎坷。
NO.1
張培祥，1979年中秋次夜，生於湖南省醴陵市神福港鎮筱溪村。家裡是山區農戶，父親多病，母親殘疾（幼時患小兒麻痺症，一隻手幾乎癱瘓），後又做過乳腺切除手術，所以在當地也是生活特別困難的家庭。幸好，張培祥自小於貧寒中刻苦學習，小時候沒錢買書，她一有空就去當地的新華書店看書，每每都是在書店店員下班關門的催促聲中，依依不捨地離開。
1991年她以全校第一的優異成績考入醴陵一中。15歲的張培祥考慮到家裡沒錢供她上高中考大學，決定讀技校早點參加工作。是當時的學校校長羅定中，中途把張培祥截回來的。
讀高中期間，張培祥不願意再給家裡增添負擔，就在暑假來到株洲市一家餐館打工。可張培祥在辛苦工作一個月後，餐館老闆卻賴賬不發工錢。眼看自己的學費沒有著落，張培祥一氣之下，打開抽屜拿了自己該得的工資，準備前往上海繼續打工賺學費。可老闆卻報警說員工偷錢，在火車站堵住了她。
張培祥極盡委屈，但卻一句話都不辯解。最後，民警在她書包裡找到一本日記，瞭解到真實情況後，罵了老闆一頓，然後把張培祥送回了家。可是，愛面子的張培祥死活不願再去學校。
張培祥沒有辜負家人和師長的期望。1997年，在醴陵四中，張培祥以湖南省文科第五名、株洲市文科狀元的身份，被北京大學法學院錄取。村裡人也以出了一個北大大學生為榮，認為張培祥是“文曲星下凡”。
據母親曾再雲回憶： “除了開學的時候，家裡東拼西湊給了她1000元錢，她再也沒有跟我們要過錢。 ”
NO.2
1997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的上半年，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去世，黛安娜死於車禍，特蕾莎嬤嬤離世，千年蟲問題撩亂人心，同時開始迎接香港迴歸，即將跨世紀，人們對未來充滿企盼。對未來在這樣的氛圍中，金秋九月張培祥走進北大，開始了大學生活。
在北大，張培祥被壓抑的才華得到井噴式地釋放。作為超級“紅迷”，她寫下的《飛花讀紅筆記》、《大話紅樓》、《紅樓十日談》等或典麗或幽默的文章，吸引了大批讀者。她還翻譯了多本暢銷書。除了寫作和翻譯，她還給北京電視臺寫電視腳本。1999年，湖南衛視推出的新銳電視節目《新青年》，當時還在讀大二的張培祥協助欄目組精心策劃了前幾期節目，並擔任嘉賓主持。
短短几年，她留下的文學創作和譯著有百萬字之巨。所有但勤奮都是因為張培祥知道自己毫無退路，她以不斷寫作、四處打工，想要順利地讀完大學，想要通過上頂級名校，改變自己和家族的命運。但這些高強度的工作很可能為她後來的患病埋下了伏筆。
2002年1月，張培祥的校友、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劉正琛，創辦北京大學陽光志願者協會，建起中國第一個民間骨髓庫，倡導完成了“陽光100”、“陽光1000”骨髓捐贈活動。劉正琛是張培祥男友的同學，白血病患者，張培祥還在剛剛成立的陽光志願者協會實習了一個月，參與了很多志願工作，也瞭解到了白血病的可怕。
“2002年，瓊寶考上北京大學法學院研究生。這一年寒假，她回來看我的時候，我就發現她身體有些不對勁。”曾再雲說，“在家過年，女兒經常感冒，當時只覺得是一般的感冒，我提醒她，她總說沒事。”
2003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非典讓整個東亞一片恐慌。在北京，大學學子們都被封閉在宿舍，不得隨意外出。這期間，張培祥被查出患有M3型白血病，治癒率很高，但非常兇險。
“發現晚了。”父親張元賢痛心地說，“當時，錢已經不是問題，跟她有過合作的北京電視臺以及一些出版社都表示，只要能夠挽救瓊寶，都願意出錢。但是，已經晚了。”
住院期間，張培祥還給北大BBS的網友寫了一封信：
“各位親愛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飛花，這封信是我在病床上寫的，託默默發到網上來。
今年以來，我身體一直不大好，傷病相接，還曾被人笑為“沒有傾國傾城貌，空有多愁多病身”，分特的說。
從五月中旬開始，我的皮膚表面經常出現莫名其妙的青紫和紅點（按我家鄉的說法，就是“半夜被小鬼掐的”），而且經常頭昏氣喘，渾身乏力。
29日做了骨穿後，大夫說如無緊急情況，一週之後再去取結果，當時我心理就有了不祥的預感，忍著不適上網，重讀陳寅恪的詠紅樓詩，不由慼慼於懷，依韻和了一首：
忽似浮雲寄此身，客中罹病癒酸辛。
無非碧海情天恨，總是紅樓痴夢人。
冷月千年猶有淚，殘芳一笑便成塵。
長安昨夜風催雨，且向樽前莫愴神。
自知寫的很一般。可見光有真情實感未必就能寫出動人的好句，呵呵。
29日晚上和宿舍人一起去藝園二樓吃飯，飯後和默默在校園裡走了走。今年的燕園格外的美，尤其是此刻看來，更令人留戀。想到明天就要去住院了，也不知道大什麼時候才能再看到我心愛的燕園，不由黯然。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默默的哭了好久好久，眼淚把枕頭打溼了一大半，直到天亮才迷迷糊糊的打了個盹兒。
大夫說我很堅強，情緒很樂觀，她不知道我得知病情後偷偷哭了一整夜呢。
今天下午，我宿舍同學、老師一起來看我。本來非典期間是不允許探視的，我和護士說了說，總算變通了一下，讓我到門口和大家聊聊天。一高興就說了很久，回來後整理大家送來的大包小包，好多東西，都鬧不清是誰送的了。
我想，我大概有點了解寶玉捱打後，見到眾姐妹的憐惜之態時的心情了。“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情願”，當然這有點誇張，但我真覺得有這麼多人關心我、囑祝福我，真是一件太令人感動和滿足的事情。大家對飛花的讚美也一次次令飛花內心竊喜的同時紅了老臉。飛花何德何能，怎當得這般的推許？我不過是個最平凡最庸俗不過的小女子罷了，自私任性，懶散患漫，不學無術，還動不動愛使點小性兒，無理取鬧，令默默同學頭痛不已，哪裡就當得起“美好”的二字了？（還好，總算不是“美女”，呵呵） 。”
儘管當時病情已經很兇險，但基於她的堅強樂觀的天性，字裡行間流露出可愛和幽默。
去世前，張培祥跟父母、老師和同學提出一個心願：去世後，她的骨灰分成兩半，一半留在北京，因為北京有可親可敬的同學和老師，還有她深愛的母校北京大學；另外一半，要帶回老家，因為家中有她“刀子嘴豆腐心”的母親，有她慈祥嚴肅的父親，以及令她放心不下的弟弟。
去世時，張培祥年僅24歲，年華大好，生活的藍圖和各種可能性剛剛展開。在北京八寶山，剛剛通過《今日說法》嶄露頭角、長張培三級的法學院師兄撒貝寧主持葬禮，當他介紹飛花生平時，現場哭聲一片。
NO.3
作為父親，張元賢更習慣叫女兒的小名“瓊寶”。“最初，我把瓊寶安放在她小時候每年來摘茶籽的山上。”父親張元賢說。但後來張元賢改了主意，因為女兒天生愛陽光，所以最終葬在一塊向陽的山坡上，張元賢希望女兒可以經常看到日出。
選好地址後，張元賢打起了精神。“就當父親給女兒蓋一間擋風遮雨的房子。”在親自設計好圖紙後，張元賢一個人把水泥、鋼筋和瓦片等材料用扁擔挑到山坡，每天一早吃了飯，帶上鋤頭、棒槌等工具，悉心雕琢敲打。最後父親張元賢獨力為女兒建立了這座“懷念亭”，離家不到一公里，張元賢兩夫婦可以時時前來探望。
張培祥的大學導師，北京大學教授曲三強寫的悼詞，被張元賢一字字鐫刻在亭壁上，“培祥，你是那麼年輕，你帶看時生活的無窮眷戀和遺憾悄然離去，到遙遠的天國去圓你的文學之夢。或許，在那裡你會更自由，更快樂，因為遠離了塵世的紛爭的世態的炎涼，再也泌為繁文縟節去修飾自己。或許，這也是一種解脫，我們知道，不管你走多遠，你都會聽到我們的呼喚，我們也能感受到你的音容笑貌，你的舉手投足。相信，我們會把你時所有的人的關愛都銘記在心，真的好想你，培祥，一路走好……”
在他親手為愛女建起的“懷念亭”裡，張元賢守護了女兒10年，他一直感覺女兒還活著，因為經常會感受到女兒的存在。
“除了新年、清明等重大節日一家人必須對姐姐祭拜外，其他的日子，父親幾乎每天都要去亭子裡看望姐姐，跟姐姐說說話。”張毅說，父親知道姐姐生前愛乾淨，每次上山，都會帶上鐮刀和乾淨的布，把亭子周圍的雜草蔓藤清理，把亭子裡的灰塵落葉清掃。
而除了親人外，也會有仰慕張培祥的陌生人前來祭拜。“瓊寶去世10年，來懷念亭看她的人陸陸續續，從沒有間斷。”張元賢說，女兒雖然已經離開他10年了了，但是，他一直感覺女兒還活著，因為經常會感受到女兒的存在。
“姐姐生前寫的文章和書，現在還會被一些報刊雜誌和出版社用。他們會聯繫父親寄來稿費。”張毅說，每次接到稿費，父親都會流淚。
“現在，我們家裡牆上貼的瓷磚，依然在用的洗衣機和電視機，都是我女兒在讀書的時候，用稿費給我們買的。”曾再雲說，女兒十多年前給她買的兩套保暖內衣，現在還穿在她身上。
刊發《賣米》一文時，《當代》的編者手記有這樣一句話：“面對現實的苦難，這個年紀輕輕的作者，態度是樸實的，從容的，甚至是面帶微笑的，平淡中有一種只有經典的現實主義才有的力量。如果飛花還活著，那將有多少期待！”
畢業已經17年，當年的北大同學已經在各個崗位上成為領導和中堅，當年的病友劉正琛2009年創立北京新陽光慈善基金會，從2011年至2017年12月底，已資助白血病患者超過3735人，金額逾1.2億元……
而飛花沒有體會過新婚的喜悅，沒有感受過為人母的辛勞，沒有經歷當今社會的高速發展和各種焦慮。她永遠年輕，永遠定格在24歲。
女兒去世後，父親張元賢寫了一首詩，“春花事事苦思鄉，病裹梳頭痛最長。湘燕語多驚曉夢，夜寢相思有凝香……。”思念女兒時，就會在心中默默誦讀。
這篇文中描述場景，皆是作者飛花的親身經歷。 她因為自己的文字而被讀者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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