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沒在漫漫黃沙中的歷史

湮沒在漫漫黃沙中的歷史

這是一段湮沒在漫漫黃沙之中的失落歷史,我只能嘗試儘量將其還原,但其中仍有相當部分出自前人以及我本人的推斷。嚴格意義上這並不完全是一段真實的歷史,我只能說我儘量在宏觀上還原這段歷史,但在很多細節方面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得知事情的真相。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圓籙在清理敦煌莫高窟第16窟時發現牆壁後面有一個密室,洞內滿是各種佛教經卷等文物,總數量約5萬餘件。這就是後世鼎鼎大名的敦煌遺書,正是這神奇壯美的民族瑰寶引來了世界各地的文物販子的覬覦,此後敦煌遺書屢遭劫難,成為中國文化史上多災多難的國寶。客觀而言:敦煌遺書的多災多難在某種程度上也促使世界更加了解中華文明,由此催生的敦煌學一時成為一門國際顯學,儘管這種對中華文明的傳播是建立在文物的流失和民族的恥辱之上。

在研究敦煌學的國家中日本以其對中華文明上千年的模仿吸收而再次走在國際前列,自成一派,儘管日本對中華文明的研究的確包含著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不得不承認這應該是全世界對中華文明研究最透徹的民族。日本文壇巨匠、芥川龍之介獎得主——井上靖曾著有一部名為《敦煌》的小說,儘管這是一部小說,但作者試圖還原千年之前敦煌城實際發生的歷史,只不過這段歷史其實早已湮沒在漫漫黃沙之中了。

1988年為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十週年,八一電影製片廠和日本方面合作根據井上靖的《敦煌》小說拍攝了一部同名電影,這部電影為我們講述了一個雖未經考證,但卻有可能真實存在於千年之前的故事。故事的男主角名叫趙行德,這是一個在任何正史典籍中都找不到的名字,唯一能證明他真實存在於千年前的敦煌城的證據是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遺書中的一卷般若心經——在這卷般若心經後面補記有一則短文:“維時景佑二年乙亥十二月十三日大宋國潭州府舉人趙行德流歷河西,適寓沙州。今緣外賊掩襲,國土擾亂,大雲寺比丘等搬移聖經於莫高窟,而罩藏壁中,於是發心,敬寫般若波羅蜜心經一卷安置洞內。伏願天龍八部,長為護助,城隍安泰,百姓康寧;次願甘州小娘子,承此善因,不溺幽冥,現世業障,並皆消滅,獲福無量,永充供養。”

就是這麼一個不見任何正史記載,只在一卷經書中留下了自己名字的小人物折射的卻是敦煌城在時代洪流下的歷史變遷:安史之亂後吐蕃佔領了西域和河西走廊,公元848年敦煌人張議潮組建歸義軍並收復沙州(敦煌)、瓜州(安西)、伊州(哈密)、西州(吐魯番)、河州(臨夏)、甘州(張掖)、肅州(酒泉)、蘭州、鄯州(青海樂都)、廓州(青海化隆)、岷州(甘肅岷縣)等十一州,拓地四千餘里。此後在晚唐五代的藩鎮割據混戰中由張議潮創建的歸義軍節度使政權就一直守護著河西走廊的土地和百姓。

宋朝開國後逐一消滅了內地的藩鎮割據勢力,但唯獨對河西地區的兩大節度使採取羈縻之策對待——這兩大節度使之一正是歸義軍節度使,另外一家被宋朝羈縻對待的節度使則是定難軍節度使。定難軍節度使的首領是党項拓跋家族,在唐朝時這個家族被賜李姓。宋真宗鹹平六年(1003年)五月初五日(公曆6月7日)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李德明添了一個兒子,取名李元昊。正是他的出現改變了河西走廊和絲綢之路的歷史命運。

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們故事的男主角趙行德登場了:作為男主角在小說和電影中自然是進行了一番渲染,不過由於缺乏正式史料的記載,所以關於他本人的情節大家只當故事看就行了。故事的開場是趙行德在參加科舉殿試時被問及針對李元昊建立的西夏政權的對策,由於他事先對西夏完全不瞭解而導致落榜,此後他懷著對這個陌生的新興政權的好奇開始了自己的河西走廊遊歷生涯。一路上他救下被賣身的陌生西夏女子;穿越沙漠時會拿水給一個將死之人,卻被同行之人告知:”在沙漠裡給將死之人喝水的是傻瓜“。就是這樣一個”傻瓜“自然入不了西平王李元昊的法眼,可在主角光環的照射下趙行德還是見到了李元昊。

此時的李元昊正讓野利仁榮幫他創造西夏文字,趙行德對此發出質疑道:”西夏此前一直使用漢字,有何不好?“李元昊作出如下回答:”你以為我以前為何要學習漢字呢?那是因為宋國的文化比西夏先進而且宋國比西夏強大。但現在不同了——西夏有西夏的文化和語言,弱者必須學習強者的語言,如果西夏征服了宋國,宋國人都會爭先恐後學習西夏語言“。鑑於這部作品出於日本人之手,總感覺這話背後似乎有映射中日之間的千年關係。

敦煌的歸義軍政權控制著絲綢之路貿易,因此積攢了鉅額的財富,這引起了李元昊的覬覦;與此同時李元昊也無法容忍當自己同宋朝開戰時背後存在一個由漢人控制的政權。於是景祐三年(1036年)李元昊出兵征討歸義軍政權,在故事的結尾:趙行德帶著僧人跟商隊一起把經書典籍搬運到了鳴沙山下的莫高窟藏經洞。趙行德將經書典籍藏匿於莫高窟暗室內(今第17號洞窟)。

九百多年後人們在這裡發現了四萬多件文書和美術作品,成為20世紀人類文化史上最大的發現。遺憾的是當年在敦煌城破之際用自己的生命留下敦煌遺書的人除了趙行德之外沒一個人留下自己的姓名,就連趙行德也不過只是在他用命守護的經書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我們並無法確切地知道當年他們為保護這批文物究竟付出了多大的犧牲,因為正史上根本沒記載這群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更令他們意想不到的是:他們用命守護的這批文物引起了俄國、英國、法國、日本各國的覬覦,最終四萬多件敦煌遺書留在中國境內的不足一萬件。

歷史上有太多李元昊這樣的人物——他們可以輕易抹殺很多小人物追求的東西以及小人物的生命;與此同時也有太多趙行德這樣的小人物——他們是那麼微不足道,可正是他們屢屢在民族危難之際秉承心中的信念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看似不可能的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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