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軍V5
明洪武二年,朱元璋鑑於東南沿海多有海盜滋擾,劫掠人口、毀壞田地城池,派出行人楊載、吳文華等人出使日本,要求日本方面制止海盜滋擾行為,歸還被劫去的人口。但是明使五人被後醍醐天皇之子、南朝徵西大將軍懷良親王斬殺。洪武三年,朱元璋又派出萊州府同知出使日本,依然遭到日本方面的冷遇。
雙方的嘴仗一直對罵到了洪武十四年,朱元璋盛怒之下意圖征服日本(實際上當時日本國內依然處於南朝與室町幕府對峙的狀態下),但是最終撤銷了這一打算,具體是誰勸住的尚不清楚,劉伯溫歿於明洪武八年,享年六十四歲,肯定沒有這個機會去勸住朱元璋向日本用兵了。
至於為何朱元璋最後打消了對日本用兵的打算,筆者認為一方面是明朝國家初立,百廢待興,應當以休養生息為主,此時貿然發動大規模的跨海遠征,對於尚孱弱的國力肯定是極大的損傷;另一方面元朝敗回哈拉和林後並未消停,而是依然常年和明軍交戰,帝國最精銳的邊防軍全部集中在長城邊境,實在難以抽調用於跨海徵日;第三方面元朝兩度遠征日本卻都遭遇颱風而失敗的教訓猶在耳邊,不可能對朱元璋沒有觸動。總而言之,日本作為當時中原農耕民族的權力遠端,遠隔大海,能夠保持一定的宗主朝貢已經是超常發揮,就不要指望跨海征討了。至於朱元璋後來單方面把日本列為“永不征討之國”,那就是天朝上國情結作祟,自己又開始犯傻了。
軍武次位面
朱元璋想滅掉日本,是真的,但劉伯溫極力阻攔,也是真的。
朱元璋想滅掉日本的原因: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後,覺得日本是一個小國,想讓其歸順到大明朝。於是派了一名使者出使日本,但人家日本根本不買賬,還將使者殺了。
日本有非常好的地域優勢,四面環海。覺得“我即使不強大,但你也奈何不了我”,還想來管我,讓我歸順,門都沒有?我把你使者殺了,你又能把我怎樣?縱然你強大,你能飛過來嗎?
話說朱元璋得知使者被殺的消息,真的那個氣呀!兩國交鋒,還不斬來使呢?何況我沒有開戰,只是來說服?朱元璋一怒之下,就要討伐日本。當時實力確實很強的,如果真的去討伐日本,絕對有完勝的可能。可惜,錯失良機呀!
面對朱元璋的衝動,劉伯溫冷靜幫其分析了利弊。
一、日本屬於島國,四面臨海,其地勢真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守易攻難。
二、日本人屬於強悍型的,並不是善茬,是可不聽打招呼的主兒,即使攻下了也不好管理。他們海上作戰的能力又比我方強。
三、當時設備不夠先進,沒有遠程大炮,而沒有海上作戰能力與經驗,有的只是失敗的教訓。
隋朝時遠征高麗,高麗國家雖小,但作戰太遠,不熟悉地形,戰敗。
最不可思議的事兒是:元朝時,多次進攻過日本,但每次最後都是元軍慘敗,其原因不在作戰水平與能力,而在天助日本。
最奇葩的是有一次馬上要宣告勝利之際,一陣颱風,讓元軍全軍覆沒。天意不可為,奈若何?
四、遠征談何容易,費時費力又是區區小地方,根本不值得大動干戈。
五、那時明朝也才建立不久,百廢待舉,還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做,實在沒有必要為小日本傷神兒。
六、最重要的一點是,一旦發生戰爭,最無辜損失最大的還是兩地老百姓。
劉伯溫說得頭頭是道,朱元璋當然點頭稱是,最後採納了劉伯溫的意見,由著他小日本折騰好了,為了民生,我們不值得。對於因到日本而遇難的死者,保其家屬生活無憂,子女發達。
朱元璋是平民苦孩子出身,深切感受到戰爭對老百姓帶來的傷害。所以他非常關心老百姓疾苦,涉及到老百姓利益的事他是不會做的,改變主意也順理成章。
為了天下蒼生,他還叮囑兒子及子孫後代,不可逞強,不可殃及無辜。
以致到死都念念不忘,並立下遺詔:“倚國強,而貪一時之功,無故興兵,殺傷人命”,認為日本就一個彈丸之地,讓其“偏安一隅”也好,量他也囂張不起來,因此將其列為十五個不徵的國家之列。
對此問題你有什麼不同的見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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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書共讀
答:朱元璋沒有想過要掉日本,劉伯溫也沒有極力阻攔過。
歷史結論要用歷史事實來論證。
中原王朝向來喜歡製造一種“四夷賓服”的景象以彰顯自己的正統性與合法性。
注意,這個“賓服” 注重於道德向化、心悅誠服,而非純粹的武力威服。
早在吳元年(1366年)十月,朱元璋就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諸地,宣揚自己得天下“實乃天授”。
所以,洪武元年(1367年),建國伊始,朱元璋更是遣使四處、詔諭諸國,播告“中夏歸於正統”,雄心勃勃,要營造出比元朝更為盛大的“萬國來朝”局面。
其中,頒諭高麗的詔書說的是“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報,故遣使報王知之。昔我中國之君與高麗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賓,蓋慕中國之風,為安生靈而已”。完全是一副居高臨下的氣勢,你高麗史上的國君,都是傾慕中國的高尚風氣、向中國稱臣稱賓的,現在該怎麼做,您看著辦!
頒諭安南的詔書則是“(朕)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於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遠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我得上天垂愛,已秉承正統,要與天下四方共享太平之福,你們地處邊遠,無從得知,所以頒詔通知。
這語氣也是不由分說,儼然已將安南歸納於稱臣之藩。
至於占城和爪哇,廢話不多說,一上來就是“朕奉天命,已主中國”,要求其國國王要識時務,知臣禮,“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
而對於頒諭日本的詔書,則叮嚀和囑咐頗多,既強調了“修書特報正統之事”,又提到了“倭兵越海之由”,稱:“詔書到日,如臣,奉表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圖,永安境土,以應天休。”
按這意思,即日本“臣”與“不臣”皆可。
有人曲解“不臣,則修兵自圖”這句話,以為朱元璋是在警告日本:你如果不肯稱臣,那就勤練兵馬,我早晚會打到你稱臣。這一句,不過是“我走我的陽關道,你行你的獨木橋,我們兩下安好,互不相欠”的意思而已。
當然,後面還有一句:“如必為寇盜,朕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絕其徒,直抵其國,縛其王。”但這句也不是說要征討日本,而是把日本和倭寇區別對待,說若還有倭寇為害,就會出動舟師將之捕殺,交由日本國王處理。
從這詔書的敘述來看,似乎,朱元璋對日本的“臣”與“不臣”不是很在意。
事實並非如此。
因為前文提到了,“四夷賓服”,是想要四夷感中華文德之化,尊奉天朝,賓至來歸。
所以,朱元璋就這樣謙遜地表達了。
但以其後來頒賜給占城的詔書中出現的“海外諸國入貢者,安南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稱臣,合於古制,朕甚嘉焉”的話來看,他是非常在乎的,尤其對日本。
有這樣一種說法,說“向蒙古僭入華夏,滅宋自立,日本怒胡人有犬豕之行,即與之為仇,自是學教之徒絕跡於中國矣”,即日本人認為蒙古人是夷狄,雖蒙古人佔據中華建立了蒙元政權,卻視其不具備合法性,拒絕向元朝朝貢。
如果這說法為真,則無疑與朱元璋“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提法不謀而合,朱元璋自然對其多幾分好感。
且又因為其激烈對抗過蒙元,不肯向蒙元稱臣,一旦能嚮明朝稱臣,則產生的政治效應將無比重大。
所以,朱元璋對日本稱臣與否特別上心,也特別迫切。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再一次對日頒詔書,稱自己“遣使持書飛諭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瑣裡即能順天奉命,稱臣入貢”,指責日本“(朕)嘗遣人往問,久而不答”,進而虛聲恫嚇,說“今中國奠安,猛將無用武之地,智士無所施其謀,二十年鏖戰精銳,飽食終日、投石超距”,表達出要“撫順伐逆”的意味。
如果不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單看這道詔書,朱元璋是真的要興兵討伐日本了。.
但要注意詔書中“嘗遣人往問,久而不答”這一句。
這裡說的“遣人往問”,是朱元璋於洪武二年(1369年)派遣使臣前往日本,七人竟被日本殺了五人,剩下的兩人也被拘三月方才放還。
這,不是什麼“不答”,而是用“放血”來答,性質惡劣。
補充說明一下,日本人怎麼會出現“殺使”這一種充斥挑釁的政治味道的舉止呢?
原來,這時候的日本正處於南北戰爭時期,接收朱元璋國書的並不是什麼日本國王,而是南朝徵西大將軍懷良親王。此人正為南北戰事忙得焦頭爛額,突然間收到朱元璋這樣一道詔書,自然沒有好聲氣,一時衝動,就做出了不顧後果的過激行為。
朱元璋雖然不明就裡,但也僅以“不答”二字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繼續為明、日封貢關係的締結而努力。
在這封詔書裡,朱元璋大彰明朝武力之盛,但仍是將“倭寇”與日本國王分別開來。
還是那一句,朱元璋追求的是確立起與日本的封貢關係,沒有攻打一說。
《明國書並明使仲猷無逸尺牘》把朱元璋這一心態說得更明顯:“故首命使適日本通好,舟至境內,遇賊殺害來使,詔書毀溺。尋有島民踰海作寇,數犯邊滷,多略子女,皇帝一欲通兩家之好,悉置之而不問,但令自禁之。”
這封詔書,是由萊州府同知趙秩攜帶出海的。
趙秩的口才很好,對懷良親王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最終,懷良同意嚮明朝“奉表稱臣”,派僧人祖來捎帶了大量的貢馬和土特產出使,捎帶還送還了七十多個被倭寇抓去的中國人。
“日本國王稱臣入貢”的記錄由此出現在《明太祖實錄》關於洪武四年十月的記載中。
朱元璋龍顏大悅,詔賜祖來等人文綺、帛及僧衣等物。
可以說,懷良親王奉表入貢之舉,在形式上已經滿足了明朝“四夷賓服”的需求。
朱元璋這時候也大致搞清楚了懷良的身份,但還是堅持賞賜了他“日本國王”的正式號。
後來,日本國再有一些零零散散的朝貢,朱元璋已沒有太多興趣了,愛搭不理。
其中如洪武七年(1374年),日本肥後菊池武政派來的僧人宣聞溪等、日本大隅守護島津氏久派來的僧人道幸等,朱元璋甚至下令卻其貢。
洪武十三年(1380年),日使再次來貢,帶了一封日本徵夷將軍源義滿的奉丞相書。
朱元璋覺得其無人臣禮,拒絕了日本的朝貢。
洪武十四年(1381年),日本再次來貢,朱元璋再次推卻,並讓禮部寫了一封信責備日本國王,說他“效井底蛙,仰觀鏡天,自以為大”。
被打臉後的日本,惱羞成怒,回覆稱“夫天發殺機,移星換宿。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朱元璋看了這封表文,“帝慍甚”,卻也沒有攻打日本的打算,只是在沿海各地加強防守和衛所建設,積極防禦倭寇而已。
洪武十六年(1383年),在胡惟庸案中,有日僧如瑤詐稱入貢,暗藏兵刃到南京,準備幫助胡惟庸發動叛亂。
朱元璋“怒日本特甚,決意絕之,專以防海為務”,正式斷絕了日本的朝貢。
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朱元璋命令信國公湯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以防禦倭寇騷擾。
洪武二十年(1387年)三月,朱元璋又命令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以福、興、漳、泉四府民戶三丁取一,為沿海衛所戍兵,加強海防。
顯而易見,終朱元璋一生,都沒有想過要出兵攻打日本,僅以防為主。
事實上,在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就在奉天門告諭各省、府、臺大臣說:“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從而把朝鮮、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臘、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齊、勃泥等15國列為“不徵諸夷”,並載諸《祖訓》,以防“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
即朱元璋是一個實用主義至上的政治大人物,怎麼可能為爭私人一口閒氣攻打一個“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蠻夷小國呢?
所謂的“十五不徵國”就是這樣出臺的。
有人不明就裡,瞎說什麼朱元璋本來急了眼要打日本,被劉伯溫用元朝攻打日本失利的血淋淋案例給勸阻住了。於是,朱元璋就指定了“十五不徵國”。
看看,這都是些什麼邏輯?!思維混亂,根本說不通嘛。
最後說一句,提朱元璋,後人總要附帶上提劉伯溫,似乎他們是天生最佳搭檔。
這是小說戲曲故事聽多了,入魔了。
劉伯溫在朱元璋手下幹過比較露臉的事兒就是在龍江之戰前夕作過一段精彩的戰前動員。
當時,他在擔任的是“稱軍祭酒”的職責,主要負責看陰陽八卦、拜神祭鬼一類活兒。
經過這場戰前總動員,朱元璋才令諸將拜其為“軍師”。
即使這樣,劉伯溫在朱元璋眼裡的地位還是很低的,甚至就只能當作一個拜神祭鬼“術士”而不是“文士”來看待。
隨便舉個例子,朱元璋刻成了文集,專門賜給了李善長、胡惟庸、宋濂三人,沒劉伯溫的份。而在一次討論誰是當今大儒的活動中,朱元璋還輕蔑地說,像宋濂、劉伯溫這樣的人還配不上稱“大儒”。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大封功臣。劉伯溫僅被封為位列於公、侯之下的伯爵位:誠意伯。
劉伯溫其人的名望被人為抬高,是在明代弘治年間以後。且到了嘉靖十年(1531),被世宗朱厚熜將之配享於太廟,從而由“人”進化成“神”,為庸男俗女、凡夫俗子所膜拜。
覃仕勇說史
朱元璋之所以欲徵日本,其實和元朝是同一個原因,那就是日本斬殺來使。斬殺來使這個舉動,其背後意味著對大明的不臣服,尤其是來使代表的是朱元璋,如此日本便是打了朱元璋的臉。
洪武二年,朱元璋首次遣使赴日本,意在使日本臣服,其次就是關於海盜的問題。
這次出使使得朱元璋憤怒不已,因為明史還沒到京都就被斬殺了。朱元璋便有了徵日的想法,要教訓一下日本。但是這個想法很快就被朱元璋自己給否認了,因為當時元朝勢力還沒有根除,北方的北元才是心頭大患。
而到了洪武十四年,差不多北元已經收拾的差不多了,並且國家也已經稍微穩定了,這時候朱元璋又有了徵日的想法。但是這個時候劉伯溫已經去世,所以也沒有人勸朱元璋,最後為何不了了之,其實還是朱元璋的深思熟慮。
朱元璋將日本列為不徵之地,原因和朝鮮大不相同。
朱元璋將日本和朝鮮都列為不徵之地,原因卻大不相同。朝鮮是因為一直臣服大明,一直臣服中原王朝,所以朱元璋下令不可征伐而使得失去朝鮮這樣的鐵桿盟友。而日本不徵則是害怕動搖國本。
朱元璋認為征討日本空耗國力,當年元朝兩次徵日皆不能成功,日本這樣的海島國家,征伐起來難度也十分大,所以要避免徵日耗費國力,導致北方遊牧民族再度侵入中原。並且朱元璋還說了非常重要的一點,就算日本強大起來了,也不能做到征服中原。
朱元璋在此事上還是非常有戰略眼光的,如果當時真的一味徵日,那麼一旦北方胡虜捲土重來,那麼大明的命運可就很難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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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司馬遷論史
劉伯溫作為明朝建國的主要謀劃者之一,作出極力阻攔朱元璋用兵日本列島的舉動,應當是深思熟慮綜合分析了明初的國內外形勢。
在歷史層面,中原大陸政權曾經有過兩次針對日本列島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在日本的史料記載中,它們分別是契丹人的“刀伊入侵”和忽必烈的“文永•弘安之役”。尤其是忽必烈前後兩次用兵日本的軍事行動,被後世普遍認為是動搖元朝國本的敗筆之舉。
在明初地緣政治軍事層面,起自於元朝的東南沿海“倭寇襲擾”,雖然讓朱元璋很是惱火,但畢竟還是疥癬之疾,倭寇們也只是以搶劫財物為主,並不以攻城略地、建立政權為目標。但同時期的明朝漠北草原、青海甘肅戈壁荒漠,全身而退的蒙元政權在戰略上對新生明朝的威脅猶在。如果此時消耗大量國力到前途未卜的對日軍事行動上,極有可能使明朝陷入蒙古、日本兩線作戰的危局,帶來亡國的禍患。
在跨海作戰的技術層面,以古代的生產技術水平,橫跨波濤洶湧的日本海峽登島作戰將存在許多難以跨越的難度。雖然根據永樂朝鄭和下西洋的盛況,我們可以推測明朝有能夠登陸日本列島的海軍實力,但作戰過程中的後勤供應會成為對明朝國力的巨大挑戰。忽必烈匆忙地將第一梯隊的作戰部隊送上列島,可很快就暴露出後續後勤保障能力的短板,以至於喪師辱國、功敗垂成。
在後續治理層面,明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一統政權模式,能否移植於日本列島還得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由於狹長的列島多受深山幽谷的地理阻隔,形成了日本政治結構碎片化的權力特點,幕府將軍統治下的各地武士大名集團也擁有較強的獨立性,與明朝的國情差異很大,因此必然會導致列島本土的強烈反抗。且列島土地貧瘠、物產不足,佔領該地後需要大陸物資接濟供應,經濟總帳算起來也十分得不划算,得不償失。
竹山的清溪澗
首先澄清一件事,也是答案。朱元璋確實想滅掉日本,但不存在著太祖經劉伯溫勸阻,而不徵日本之事。此事緣起於大明遣日使被殺,繼爾惹怒了太祖。但太祖乃開國帝王,雖撥於草廬阡陌,但精於縱橫之術、擅用捭闔之道,是個高瞻遠矚、用兵謹慎的明君。只是沒象成祖皇帝朱棣一樣,胸懷海權觀念(這是歷朝歷代帝王的見識缺陷)。所以,雖對日本不臣之舉恨之入骨,卻僅以與日本斷絕來往的防禦性策略,即
“以海禁絕之”。一句話,小打小鬧,不搭理你,爺還有大事要辦。根據洪武28年之反覆斟酌出臺的《皇明祖訓》的內容,有15個國家是不可“輕兵興伐”的,其中就有日本國。理由是“諸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大意是,此等蕞爾小土,路途遙遠,征伐不便,即便滅其國佔其土,也沒有什麼經濟效益可言,況且還難以收服異族的不臣之心。不過不討伐,有個前提條件,”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詳。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詳也。”大意是,你不侵擾我邊境,我也不打你。若滋事尋釁,定結兵徵之。實際上,這項告誡後君的祖訓,早在洪武2年便出現在《明祖皇訓錄·箴戒》裡了。
可能大家有個疑問。日本殺我遣使,桀驁不馴而不奉表稱臣,太祖忍讓日本尚有可說,畢竟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征伐島國沒什麼經濟效益。但倭寇自元朝至今就屢屢犯邊劫財掠物、燒寨焚屋而無惡不作,依《明祖皇訓錄·箴戒》所言,若不自揣量來犯我邊,我天朝上國不是必伐之的麼?這個,咳咳,這個,應該這麼去理解太祖的帝王心術了。說到底,太明甫創、尚有北元虎視眈眈盤踞北漠。北元可是前元朝啊,與大明可是有奪國之恨、不共戴天,斷無轉寰之餘地。
所以,北元政權明顯是大明所要面對的主要矛盾。而且,明朝還要先鞏固國內政局等諸事要辦,再一個,元帝忽必烈曾集結重兵、遠涉重洋,半途忽遇神風、功敗垂成之前車殷鑑猶在眼前。是可忍,不是也可忍,何不先忍之,先防住陸上宿敵再說。後來的事實證明,太祖的判斷是對的。雙方互為攻伐,未果,明朝遂重修長城,沿邊設立重鎮、衛所而拒北元。
還是明人高岱說得好呀,“夫以當時熊虎之將,席百戰之威,其於蕞爾小夷,豈為難克?然於敝中國多矣。彼既不足為中國患則已,又何必塗炭吾赤子而邀無益之功邪?”其大意是,蕞爾日本落後於天朝上國太多了,不要以為你不可攻克,不過是你的小打小鬧不足為患爾,大明不願意搭理你而已。何必犧牲我中華兒女之寶貴生命,去做打小日本的這檔子的賠本買賣呢。但不要不識相,惹怒了我天朝大明,旦出虎狼之軍、夕席百戰之威,還不弄你個死翹翹,你奶奶的小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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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雄品評文史經濟
再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要先講下日本對於中國態度。大家都知道,日本是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的民族,其民族的需要,文字,服飾等等,幾乎方方面面都收到唐宋時期中國的影響。頗為諷刺的是,如今中國保留很多的傳統文化的重視程度,遠比不了日本。在唐宋時期,中日交流十分頻繁,遣唐使,鑑真東渡等等,相傳還出現過日本女子來中國借種,可見當時的日本對於中國的崇拜和嚮往。但在南宋被元朝滅亡後,這一切都發生了改變。日本認為屬於中國的正統文化已經終結,有了“崖山之後,再無中國”的感慨,日本國內也是對宋朝的滅亡,舉國縞素。當忽必烈三徵日本,大敗而歸以後,日本對於中國的印象,就徹底發生了改變。
下面回到問題中:劉伯溫作為輔佐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的人,是極具智慧。對於朱元璋想滅掉咱們的東方鄰居--日本,具有遠見的劉伯溫肯定是要阻攔的,因為當時要打日本,可能會使剛剛建立的大明王朝陷入危險的境地。
1368年,朱元璋剛剛在南京定都建立大明。就像所有的開國皇帝一樣,想要萬國來朝的盛世。1369年,遣使東瀛,讓其歸順。豈料日本的懷良親王殺了使者(這點不太紳士,兩國交戰還不殺使者呢)。朱元璋大怒,想要征討,被劉伯溫勸住。後又遣使,只要其每年進貢就行。結果,日本人直接就下了戰書。但再一次被劉伯溫勸住。為什麼劉伯溫要極力反對出兵東瀛呢,我認為以下幾點:
1:1369年,大明王朝剛剛建立,國內百廢待興,經過和元朝,陳友諒等的戰鬥,雖然,獲得了最後的勝利,但也損失慘重。若要東征日本,需要船,錢,糧,水兵等,這對於還沒有把南京的城牆給修建完的大明政府很難做到的。而且,若此時東征日本,那逃亡北方的元順帝,則很有可能乘虛而入,危險太大,勞民傷財。
2:日本,四面環海,沒有陸地相連。在當時的航海條件下,很難直接到達。而且,日本的教化與大陸不通,民風彪悍,就算暫時的大勝,也很難長久的佔領。打日本,實在得不償失。
3:對於當時明朝能不能打贏日本,大明王朝實在是沒有信心。
因此,當朱元璋想打日本的時候,具有戰略眼光的劉伯溫才會極力反對。
古今往事淺談
我國古代海戰想對落後
這一點其實不難想象,縱觀我國幾千年歷史,大小戰爭無數多次,很少出現海戰,即便是水戰,那也是在大江大河裡,我們從中國的地圖板塊中就能發現,從最早的炎帝黃帝,一直到最後的清朝,領土不斷擴張,絕大多數都是衍生內陸,很少向海外擴張,最終只有臺灣海南等島嶼被納入我國板塊,如果我國古代就特別注重海外擴張,那麼東南亞及日本等地早就成為我國的了。
明初國立不強,沒有達到鼎盛
明朝初年,北元勢力還很強大,明朝之所以能打敗元朝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元朝失去民心,而且元軍實力遠不及從前,戰鬥力大大下降,所以才使得元朝失敗,而元朝的軍隊就不能和日本的軍隊相比了,最起碼當時日本國內還沒有元朝內部那麼亂,跨海遠征,軍費消耗太大,而且會受到日本軍民的頑強抵抗,所以在劉伯溫看來,這一仗勝算很小。
國內形勢還不穩定
朱元璋剛建國,應該先把前朝留下的那些爛攤子先整頓好,才能出兵遠征其他地方,可惜讀過《明史》的朋友都知道,朱元璋在世時,很多時間一直是在整頓國家內部,畢竟改朝換代不是換女朋友,幾年就能轉變過來的,現在連自己的家都收拾不好,怎麼能輕易進軍一個穩定了很長時間的日本呢?
其實還有很多重要的原因,仔細閱讀《明實錄》《明史》等史書您就知道了,希望您把這最重要的三點記下來,也希望喜歡歷史的朋友們能多多關注我,每天給你回答一條歷史小知識,謝謝閱讀。
遼哥談歷史
第一,大明剛剛建立,百廢待興,而且明之前的的歷代想征討日本都沒擋在海上,比如之前的隋煬帝,日本雖然小,但是卻隔海相望,以當時的經濟條件和實力很難渡海作戰。
第二,打仗是需要後勤補給的,如果沒有強大後勤補給,打仗很難進行下去,比如跨過海,到了日本,打仗要吃飯,後面在海上補給部隊跟不上怎麼辦?
第三,如果跟日本作戰,北元勢力就說不定就會趁虛而入,趁機攻打偷襲明朝,甚至會聯合日本來個裡應外合。
第四,攻下了日本,管理也不方便,就算把日本打贏了怎麼控制管理日本,日本那時候各方勢力蠢蠢欲動,很難後期有效的統治。
第五,再說比如打輸了的情況,損兵折將不說,本來就元氣大傷的中國大地,經不起折騰了。而且朱元璋的大明威信,名聲也不好。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沒必要做。
第六,朱元璋如果攻打日本,那麼國內的淮西功臣集團就會隨著打仗越來越難以控制,功臣打到日本就會利用日本的地理優勢,跟朱元璋幹也說不定。
總之來說劉伯溫極力勸阻是對的,剛剛建立的大明各方面都還沒徹底的穩定下來,沒必要打一個可有可無對大明沒什麼影響的日本。現在的朱元璋主要任務是安定民心,休養生息,平定北元的威脅還有南方,沒必要為了面子打日本。死要面子活受罪。
毒讀歷史
限山隔水,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中國與日本很早就有聯繫,最早的文獻記載出現在漢唐時期。朱元璋雖然是草莽出身,但是也有宏圖大志。而封建社會國力強盛的標準,就是人口、土地的多少!這就難免需要往周邊國家入侵。
其實在元朝的時候,中國就派兵出征日本。但是因為地理環境問題,兩次出征未果,這就讓日本有點忘乎所以然。朱元璋稱帝后,派遣使者前去日本,讓他們嚮明朝進貢。日本不僅不同意,甚至殺了前來的使者。
俗話說:兩軍交戰,不斬來使,更何況是和平時期。朱元璋大怒,準備起兵攻打日本。劉伯溫站出來勸阻:日本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我們沒有必勝把握。更何況征服一個國家,民風差距很大,管理起來也比較困難。
除了這一點,劉伯溫還提出:因為日本是島國之地,就算任憑它發展,也不可能吞掉大明。雖然現在我朝經常遭受日寇騷擾,但是有朝一日我朝海軍也能將其一舉擊潰。犯不著為了彈丸之地的領土,而去興師動眾。
朱元璋冷靜下來,也明白其中道理。也就有了開頭那句話:日本處彈丸之地,“偏安一隅”。得到土地也沒辦法供養我朝,佔領他們國土,也無法奴役群眾。為了不讓後世子孫趟這一趟渾水,朱元璋把他列為十五不徵之國。
並且勸誡子孫不要:“倚國強,而貪一時之功,無故興兵,殺傷人命”。朱元璋之後的皇帝,大多都是遵循這個遺詔。這段時期,對於日本採取的大多是不理睬政策。
而後日寇一次又一次的興風作浪,也正如當年劉伯溫所預言。就算日寇跳得再高,也無法一口吞下我朝。第二次世界大戰,照樣還是簽訂的戰敗書。但是我們受到的傷害,不是一點半點可以彌補的,我們應該時刻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