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小知識7:場面調度-景框

電影小知識7:場面調度-景框

景框內的空間,即是電影的世界。

景框將電影與黑暗影院中的真實世界區隔。但是,電影不是如繪畫或照片一般靜止不動。相反,它類似戲劇,是空間也是時間的藝術,其視覺因素在不斷變動,構圖不斷被打破、重新安排、重新定義。

有時為了評論需要,影評人會孤立出某個畫面做分析,但是觀眾看電影時,卻必須同時考慮其戲劇與時間因素。景框是電影影像構築的基本,電影導演不但必須顧及景框內的構圖,而且還得讓景框符合長寬比例。

長寬比例通稱為畫面比例。畫面比例有許多種,尤其是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寬銀幕出現以後。在寬銀幕未發明之前,一般比例是1.33:1,雖然在默片時代,也曾有不同的比例。現在大部分電影的畫面比例有兩種:1.85:1(標準銀幕)及2.35:1(寬銀幕)。

電影小知識7:場面調度-景框

但寬銀幕電影在商業放映過後,常常會被裁剪成標準規格的比例。寬銀幕影像運用得愈好的電影,在這種過程中往往傷害愈大。通常三分之一的影像會被切掉,造成荒謬的結果:比如被安排在景框邊上的演員會不見蹤影,或是演員對一個看不見的東西做反應。

20世紀50年代之前,電視比例是1.33:1,許多寬銀幕電影在電視上放映時,往往慘不忍睹,因為所有在寬銀幕上發揮的題材均被斷傷,無法充分呈現。

從美學上來說,景框的表現方式有許多種。感性的導演會同時重視景框內外的事物。景框亦負擔有選擇的功能。基本上,它是由眾多混亂的現實中選擇部分給觀眾看,所以它是一種“孤立凸顯”的技法,能使導演引導大家注意可能被忽略的事物。

景框亦能轉換成多種隱喻。

有些導演將之視為偷窺意象,比如希區柯克。他的眾多電影中,景框被當成窗戶,提供觀眾偷窺角色私人生活的途徑,如《精神病患者》和《後窗》都以這種偷窺母題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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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導演則不強調偷窺母題,如讓·雷諾阿的《金馬車》,景框成了劇場的舞臺,使整部電影中“生活似舞臺”的主導隱喻顯得格外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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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框中的特定位置都有其象徵意義。換句話說,將人或物放在景框內的某個部分,即代表導演對該人或物的意見或評價。一般來說,景框內分成中央、上、下、邊緣幾個區域,每個部分都能代表隱喻和象徵意義。

銀幕的中央往往是視覺上最重要的,也是一般認為的注意焦點。我們給人照相,喜歡將人物放在取景器的中央,學繪畫時也會被教導說,繪畫時中央是透視焦點。因此,我們會期待中央是主導的視線焦點。也因為如此,中央的區域顯得較理所當然而不戲劇化。

電影小知識7:場面調度-景框

寫實者喜歡以中央為主導,因為四平八穩,在景框上不會干擾觀眾,使觀眾能專注於題材,不致被非中央的東西轉移注意力。而形式主義者則以銀幕中央的構圖來支配一般的說明性鏡頭。

景框的上部分往往象徵了權力、權威和精神信仰。放在這個部位的人或物,似乎控制了下方,帶有強烈的上帝般的光榮。一般而論,若在上部的人物其貌不揚,給人的感覺即是危險而具威脅性。

但這種象徵性亦非一成不變。比如說,當我們拍人物中景時,其頭部一定在景框的上方,這當然並不代表象徵意義。的確,場面調度較傾向於遠景或大遠景,因為特寫鏡頭並不能讓導演在視覺因素的選擇上有較大發揮;象徵意義也較難表現,因為象徵在某些程度上較依賴景框內各種元素的對比。

景框的下部則代表服從、脆弱、無力。放在此部分的人或物似乎都“弱”於上部,而且靠外緣的黑暗太近,也常具“危險”意義。如畫面中不止一人,那麼在景框下的人物往往被上部之人支配。

左或右的邊緣部分看起來都不太重要,因為它們離中央太遠。它們靠近景框外的黑暗,許多導演好用黑暗象徵缺乏光芒,也與未知的、未見的、可怕的意象相關。

通常銀幕外的黑暗部分象徵被湮滅,甚至死亡。一般來說,不重要、被忽視、無名的人物都較靠“不重要的”邊緣。

也有導演將重要視覺因素完全放在景框外,尤其是那些與黑暗、神秘、死亡相聯的角色。這種方式很有效,因為觀眾對看不見的東西總是心存害怕。比如佛利茲·朗的《M》的前半部,殺小孩的兇手一直是躲在框外的黑暗中,僅偶爾讓我們瞥到他牆上的影子和聽到他怪異的哨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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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兩個景框外的空間具有象徵性:一是場景後的空間,一是攝影機前的空間。

例如導演不想讓我們看到緊閉的門後發生了什麼事,讓觀眾產生好奇心,因為他們會替這段空白填上生動的影像。

希區柯克《美人計》的最後一個鏡頭就是很好的例子,男主幫女主通過一群納粹特務的監視走到等待的車上,而具同情心的反派則掩護他們,並希望不會引起他同僚的懷疑。

在這個深焦遠鏡頭中,我們看到納粹特務停留在背景上方開著的門邊,而這三個主角在前景,男主惡意地將幫助他們的反派人物關在車外,把車開出景框,讓反派人物束手無策。

然後,反派的同僚叫住他,他被迫回到屋子去面對最壞的結果。他爬上階梯,與這些神秘特務再進入房子,特務在他之後關上門。希區柯克並沒有讓我們知道門內發生了什麼事。

攝影機前的空間也可產生使人心緒不寧的效果。例如在約翰·休斯頓的《馬耳他雄鷹》中,我們看到一場不見兇手的謀殺。攝影機以中景拍攝被害者,槍則從攝影機前的景框伸出,直到電影結束我們才知道兇手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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