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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陳曉卿拍了紀錄片《遠在北京的家》，講一群安徽的農村女孩北漂打工的故事。團隊跟這些小保姆走出北京火車站，女孩們看到北京的高樓大廈，眼神既迷茫又嚮往，但陳曉卿沒及時把這些眼神記錄下來。
很長時間裡陳曉卿都把那些被他遺失掉的眼神視為巨大的遺憾。片子還有更多的遺憾：很多人沒被僱主相中，只能在家政公司裡暫住，白天等僱主翻牌子，晚上擠在人滿為患的大通鋪裡。這些場景他倒是意識到了，但是“出於某種原因”，當時的他無法在片子裡記錄展現。
“如果是今天我去拍的話，不管遇到多大的阻力，我特別特別想看到她晚上自己在那兒待著的情形：和五六十人擠在一張大通鋪上，沒枕頭，就靠著自己的小包袱……”
而二十五年後，“舌尖3”播出，口碑崩盤。很多人認為舌尖2、3未能延續輝煌是因為任長箴的退出，而把前兩季擔任“總導演”的陳曉卿認定為一個掛名搶功的角色，把他釘在了他當年的對立面上。
要說舌尖3崩了的直接原因，可能確實是團隊變動。但對舌尖1來說，不管是陳曉卿還任長箴，都缺一不可。
舌尖3第三集裡，蘇州畫家、園林設計專家葉放為了尋找到“蓴鱸之思”典故里的鱸魚入菜，四處尋覓太湖的野生鱸魚，尋找無果，最後只能用養殖鱸魚代替。故事很動人，但一播出就有人糾錯：古人說的鱸魚不是紀錄片裡說的花鱸，是松江鱸，並且畫面裡的，既不是花鱸也不是松江鱸，是原產美國，上世紀80年代才引進國內的大口黑鱸。
指出錯誤的人，是中國漁業協會原生水生物及水域生態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周卓誠，他是前兩季的顧問；但第三季舌尖團隊沒有找他。
拍舌尖1的時候，任長箴專門找過中國烹飪協會給團隊開座談會。編導們不懂烹飪，只知道“川菜是麻辣的”，卻被烹飪協會告知：“川菜也有清淡的，特點不是麻辣，是小鍋小炒。”開拍之前，任長箴買了一萬多塊錢的書，還從淘寶搞到了1995年至今的所有《國家地理》雜誌，把全部資料按照省份整理成20個活頁夾子，才確定了舌尖1的整體結構。
而任導不幹了之後，舌尖2、3就沒了舌尖1的紮實和驚豔，甚至錯漏百出、強行煽情。
但如果以此把陳曉卿定義為一個沽名釣譽的掛名統帥，也有點冤枉。
任長箴對自己要的東西很堅持。舌尖1前幾集剛做出來的時候，領導審完第一集，給了很多意見，理由是“這一集令人失望，美食的部分太少”。任長箴的反饋是，“絕對不改”。剪輯的時候，他們沒用央視的機房，全部是在自己家裡剪的片子。這樣央視拿不到原始素材，也沒辦法。
當初是陳曉卿主動找任長箴做這個片子，任長箴的執拗應該會讓陳曉卿想起二十年前的自己。如果沒有陳曉卿的放權和在體制內為她提供庇護，舌尖1的誕生不可能這麼順利。
事實上，舌尖1的成功是天時地利人和：總局要大力發展紀錄片、展示中國形象，央視和各地方臺的紀錄片頻道相繼成立；陳曉卿本人摯愛美食，發起了舌尖這個選題，並放權給了任長箴做；而任長箴是外聘導演，做起事情來沒有負擔。幾個要素缺一不可。
而這也導致舌尖1的成功難以被複制。
舌尖1播出後，旅日作家毛丹青給他課堂上給日本大學生們放了第二集和第五集，其中一名女生說，這個節目改變了她對中國的看法，毛丹青問她改變了什麼，學生回答“我現在才知道中國原來是很容易讓人理解的國家”。
在這部紀錄片裡，中國變得“容易讓人理解”，因為它不是“中國人的舌尖”，而是“舌尖上的中國”。片子的它的記錄主體是食物，但核心關懷是宗族觀念、家庭觀念很強的中國人。不管是採松茸的藏族母女、湖北挖藕的兄弟，還是回家跟媽媽學做泡菜的朝鮮族姑娘，這些故事講的都是個人跟家庭的關係。理解了中國人的食物，就理解了中國人的家庭。
對浸淫在儒家傳統文化裡一二千年的中國人來說，社會的最小單位是家庭，而不是個體。所以理解了家庭，也就理解了中國人。
今天回頭看，絕大多數動人的中國故事，都是透過家庭來講述的。《紅樓夢》用四個家庭的覆滅揭示封建末世的危機；哪怕在激進主義思潮下的五四時期，《雷雨》還是從家庭倫理出發去講述社會變遷。李安拍以父親為主的家庭故事，一口氣就拍了三部，“我一生的內心勾結都是和父親完成的”。
舌尖1的巨大成功，就在於把美食故事換了一種講法，講成了家庭的故事，這是舌尖系列的獨創。所以儘管世面上的美食紀錄片多如牛毛，但任長箴說，“一開始我們沒有對手”。
然而這也是舌尖系列的命門：作為一個美食節目，用美食講完家庭，還能講什麼呢？任長箴說過，中國紀錄片存在的問題是，舉一的能力沒有，反三的能力特別強。但從舌尖2、3的反饋來看，沿用之前的體系，保住口碑都是問題，不存在超越的可能性。
這兩年陳曉卿他在紀錄片頻道的小兄弟們很多都出走了央視。先是朱樂賢直接去騰訊當了紀錄片項目的負責人，陳曉卿則是出走後成立了幾家公司，背後都有騰訊的資本背影。敢於出走央視、放棄舌尖這個IP，也許就是因為他們預見到這個IP的天花板吧。
用美食講當代中國故事的路子越走越窄了，舌尖4、5還能拍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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